黄立诚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十个年头了。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日，逝去的老者静穆地躺卧在鲜花丛中，脸上没有微笑，甚至有一丝不易看出的忧郁，两颊突显出鹤市人鲜明的颧骨，那是客家人奋斗不息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中原大地母亲留给儿子的千年图腾印记。他，就是解放初直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惠州享负盛名的教育家，粤赣湘边区东江纵队接管惠州一中的军代表，历任惠州一中和崇雅中学校长的黄立诚。
流淌着客家人的血脉基因
客家人是中华大地唯一漂泊的汉族民系。这些原先的中原望族，一千多年经历了五次大迁徙，背井离乡，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携老将雏，顶风冒雨，九死一生。于战乱、于灾荒、于横逆中，如同世界民族中几度从死亡的灰烬中重新站立起来的“永远被放逐的犹太人”那样，留下一个个永远在行进中的史诗般的背影，有谁写得下这亘古的漂泊史、坚忍史、生命史？
我在冥冥中听到一声呼唤：我是谁？客从何来？客往何处？噢，这是黄立诚来自天国向我们发出的诘问。这声音是显得那样震栗，又是那样沉重。它让我想起梅州中国客家博物馆馆前宣示的文字：“客家人是拥有一亿多人口的中国汉族最大的民系。客家先民原为中原人氏，以贵族望族义民为主体，因战乱等原因南迁，从中原文明沃土到南方的蛮荒深山，经千年迁徙，繁衍生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独特人生观、价值观和独特的汉民系文化。”黄立诚先生就是永远不停歇迁徙脚步的一个生命的体征，客家人重伦理、重传统、重教化的因子在他血脉里流淌着，使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保持着客家民系崇文厚德、尊师重教、习文尚武、包容四海、奋发进取的品格，勇于面对坎坷多舛人生的挑战。
勒紧裤带也要叫子女读书
黄立诚先生出生于战乱频仍的二十年代。他的父母遭地主逼债，只得典卖田契房屋，把弟弟卖给地主，妹妹卖给人当童养媳，一家人被地主踢出家门，只得到老隆投靠亲朋谋生。父亲后来租下小店一角镶牙，母亲去做搬运苦力，时年十一岁的小立诚每天到赌场卖香烟糕饼补贴家用。每次途经学堂，听见围墙内传来朗朗书声，已经懂事的他心如刀绞。小立诚太想读书了。一次，国民党军队路过老隆驻扎学校。母亲把家里仅存糊口的米磨粉蒸成糕饼，让小立诚到军队驻地叫卖。守门的士兵吃了他十块糕饼，只付了一个铜板的双毫子。小立诚讨钱不着，反被士兵用枪托打得遍体鳞伤，还搭上“盲猪牯也想进学堂”的骂名。母亲想起客家人“勒紧裤带也要叫子女读书”的老话，狠心卖掉祖上留下的传家宝银手镯，含泪对立诚说：“哪怕全家饿得肚皮贴背囊，也不能再叫你念不成书哇！”打这之后，性格纯良、勤奋好学的立诚，刻苦读书的精神一发而不可收。期间，他从老隆回到鹤市续读，初小毕业时参加鹤市区毕业会考，竟考得全区第三名，家乡社坑乡父老无不拍手称快。
黄立诚暗自下决心：“从小立下鸿鹄志，非上大学誓不还。”他有上中学直至上大学的抱负，却因家境经济拮据不得不报考师范。那时省立老隆师范免交学杂费，且设有奖学金，奖学金师范部和简师部各设一名。黄立诚刻苦攻读，居然争得简师部唯一的奖学金五十元（市值十担谷）的名额。母亲喜极而泣，说家里再揭不开锅，也不能花这笔钱。她让立诚把钱存放在学校财务处，细水长流，补贴读书费用。黄立诚省吃俭用了两年，读完二年级。后来，奖学金只发放一年，第二年因抗战临近，兵荒马乱，便取消了。
穷且益坚的求学精神
抗战爆发的严酷环境，不仅没有磨灭黄立诚的读书心志，反而更增强他“知识救国”的决心。按照当时师范体制规定，简师毕业后要当小学教师，不然四年学杂费得全部追缴回来。校方因他学习成绩优异，决意留他当老隆师范附小当教导主任。可黄立诚一心想读书深造，设法念高中，将来考大学。正好这年（1940年）暑期，老隆师范原校长黄培才调任省立南雄中学当校长。这对黄立诚求学上进是个极好机会，他同校内两个家庭贫困而学习优良的同学联名给爱才重才的老校长写信，黄培才很赏识他们，并应承他们到南雄念高中的“非分”要求。
可是，时局动荡，三人家境一贫如洗，既没盘缠上路，又怕隆师发现追讨学杂费，而且省立南雄中学是要开英文课的，他们念简师时，没开这门课，一点基础都没有。困难一个接一个，这可让他们伤透了脑筋。然而恰好这时，邻屋有个青年从沦陷的香港逃难回来。黄立诚就向他求教，请他辅导学习。在邻屋青年的帮助下，黄立诚在一个暑期学完初中六本英语课本中的四本。紧接着最大的困难，就是去南雄的路费。从老隆去南雄，要到韶关转车，一千多里山路，没有盘缠怎么去得了？刚好，一位姓陈的鹤市车主被他们三人穷不夺志的求学精神所打动，同意免费搭他的货车到南雄。山路陡险，一路颠簸，连胆汁都呕了出来，三人长途跋涉，忍饥挨饿，相互勉励。进了南雄省立高中念高一后，怕隆师发现他们行踪，三人便征得黄培才校长同意，改了名字。他由黄日炎改为黄立诚，一直沿用至今。
打这之后，黄立诚就在抗战烽火硝烟中随学校颠沛流离，度过了艰难险恶的读书生涯。南雄高中原在城内，因日机轰炸，迁到离县城二三十里的龙华寺上课。全部课室、宿舍及礼堂都是用树皮、木板、茅草搭成，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这一切都没有难倒黄立诚。正是客家弟子这种磨杵成针、悬梁刺股的刻苦攻读精神，感动了校长和同乡老师，也牵动着家乡父老的神经，帮他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被家乡父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
黄立诚在读书费用没有着落的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家乡父老，想起了鹤市社坑村大新屋的“外翰第”围屋。“外翰第”三个大字是清朝官员题写的匾额，挂在围屋中门正中央，显示祖辈族人曾有过的显赫地位。“外翰第”中厅“父善子良”横匾，隐义巧妙而极深，不仅“父善”与“子良”对称，而且“子良”又正是黄立诚的曾祖父黄子良的大名。“父善子良”深刻体现出客家人崇礼义、重廉耻、刻苦耐劳、质而有文的秉性，表明黄家恪守此格言以世代相传。“青山绿水社坑乡，田地肥沃禾苗长。塘头尾里大新屋，外翰门第满春光。”黄立诚在自传《我的家史》对故乡盛赞有加，不难看出，他是“父善子良”优良传统风尚的承继者。他的祖辈是最早一批迁徙定居社坑的客家移民，无论他们如何四处辗转漂泊，总是保留着固有的中原文化，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以知识为荣。而在鹤市和其他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地方，流传很广的“勒紧裤带也要叫子女读书”的俗话，虽然也有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含义，但更多地凸显一种刻苦耐劳、勤奋好学、奋力上进的求知上进精神，是千百年来客家人迁徙中培育出来的族群品格。到了黄立诚这一代，“外翰第”大新屋早已容纳不下满堂子孙，千顷平涛的鹤市终也变得人多地少，预示着客家人血脉中的漂泊因子，又要向外迁徙以维持繁衍生息。
于是，黄立诚给大新屋家乡父老写信，请求他们解决困难。正在这个看来无法逾越的关口，他的求学精神感动了家乡父老。长辈乡贤马上召集族人商议，从族田租谷中拿出六石来资助他上学。读大学期间，经济来源拮据，黄立诚发动家乡亲朋好友凑了个“谷会”。大家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有二十多个亲朋好友参加，每份稻谷两石，共得四十多石，作为他大学期间的学习费用。就这样，家乡父老，乡邻亲朋，学校师长，一个个向黄立诚伸出无私援助之手，从各方面资助他完成小学、简师到高中、大学的学业。
黄立诚的大学生涯也是在抗战烽火中度过的。大学的读书条件甚至比高中还恶劣。1943年11月，广州沦陷，中山大学搬到乐昌坪石上课。校本部设在坪石，各学院分散各地，而他所在的师范学院却在乳源大山沟里办学。这里临时搭建的校舍也全是树皮、木板钉成的，晚上自习不仅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找不到，只好用松子油来点灯，油烟大气味难闻，但同样没有影响黄立诚坚持学习下去。1945年春，日寇打到粤北坪石，全校师生只得逃难流浪，中大最后搬往东江地区，师院临时迁到龙川县龙母小学上课。这时师生四处离散，在校人数遽减，黄立诚随校迁徙，一天也没有停学，没有课本全靠认真听课做笔记，没有教授讲课便自己查阅资料学习，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复员广州。
报考三所大学全都被录取
值得一提的是，黄立诚在省立南雄高中毕业后，家里来信叫他毕业后不要报考大学，回老家社坑小学教书。这时，黄立诚已经结婚，父亲身体也每况愈下，父母等他回来挑起家庭大梁。黄立诚此时投考大学的决心已定，为了安定父母心情，他回信说：“我不投考大学了，但毕业后要在韶关停留半个月左右，主要是探访老师同学，请父母放心。”而他私下报考了三所大学，一个是设在贵州独山的军医大学，一个是设在桂林的广西大学理工学院，一个是设在乐昌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
考完后回家，乡亲都以为他真的学成归来，社坑小学校长黄仕君随即聘他为该校教导主任。为了父母，他不得不领下聘书。这时，黄立诚心中有如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忐忑不安，难以作决。他心事重重去找校长商量。谁知黄仕君心胸豁达开朗，拍着他肩膀说：“立诚，如果你考上大学，这是天大的好事，我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会随时让你去，还会帮些盘缠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社坑乡第二个大学生（作者注：第一个大学生是黄仕君的哥哥黄仕崇）！”听了这话，黄立诚一块石头落了地，便愉快地在社坑小学教书。岂料只教了一个月，军医大学发了录取通知，但要他三天内赶到韶关领取差旅费，再到贵州报到。当时交通困难，道路中断，哪能三天内办结家乡事情赶得到韶关呢？正在犹豫间，中山大学放榜登报，录取他进中大师范学院。考虑到家境困难，他决定就读中大师院。入读不久，广西大学又放榜，录取他进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他的心又动起来，中大的龙川同学劝他：“你是穷学生，万一经济有困难，你一个人在广西有谁帮你解决？还是中大好，有困难我们会帮你。”
黄立诚以自己优异的学业成绩，回报了家乡父老和社会各界对自己无微不尽的关怀和爱护。这让笔者想起马尔顿的一句名言：“具有伟大的梦想，出以坚决的信心，施以努力的奋斗，才有惊人的成就。”黄立诚就是这样一个客家学子！
崇文尚武是客家人的文化特质
“崇文”与“尚武”是客家人不可分割的精神品格。“尚武”是千年迁徙中为防止外侮而养成的习武风俗，旨在迁徙途中和定居之后自我保护。客家围屋则是族人聚居自我保护的居住方式。
“崇文尚武”的客家文化特质，使惠州大地在近现代史上培养出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从近代的叶亚来、袁崇焕，到现代的廖仲恺、邓演达、叶挺、曾生，就是其中佼佼者。
近现代以来，惠州地处粤东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争、辛亥革命都同惠州有关，辛亥革命第一枪还在惠州打响。东征、东纵先后发生在惠州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上，日本侵略军蹂躏华南也是从大亚湾登陆，分四路进攻广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惠东高潭等地还是红十一军活动的根据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龙川被确认中央苏区；同属“惠州十属”的海陆丰，最早建立苏维埃政权。发生在惠州的两次东征战事改变了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政府政治走向，促成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纲的建立与实施，办起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黄埔军校。身为客家人的孙中山认识到，靠军阀混战来促成北伐统一中国，终究不易取得胜利。正是有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依靠工农为主体的士官生投奔前线，才最终夺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而惠州，是黄埔军校的重要生源地，惠州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就有257人之多，战死在东纵战场上的并不在少数。建国以来“双百”人物中的叶挺将军，就是客家人中骁勇善战的领导者。他所率领的北伐独立团，来自惠州的客籍战士就占了85%，不仅保卫了孙中山的总统府，还是北伐最主要的生力军，最后成为新四军的创始人和军长。至于东江纵队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书写了辉煌历史，东纵北上抗日和抢救香港文化人的事迹更是声名远播。
之所以提起这些，黄立诚身为客家人的后代，不可能不在战争年代接受洗礼、熏陶和考验。一些与黄立诚同时代的教育界人士，受当时政治风气影响，都认定黄立诚是地主家庭出身。理由完全是自一种莫须有的假设推断：黄立诚在解放前能念书念到大学，家里一定很有钱，家庭出身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参加革命投身东纵，本质上就是投机，想捞政治资本。他们根本不了解黄立诚读书之路走得何等艰苦坎坷，也不知道鹤市人有用“公田”、“学田”、“死地主田”、“谷会”等办法，集中择优扶助有天分且成绩优异的学生的乡规乡俗，当然也不会去核实一下土改时黄立诚家里评定的下中农阶级成份。事实上，在老隆和鹤市流落期间，幸得黄立诚母亲刻苦勤俭，暗中积蓄了一笔钱，把农村典当卖出的房屋、田地赎了回来，共有三、四间旧瓦房和一亩多田地。此时大伯母因丈夫黄梅华死于南洋而儿子又早丧，要黄立诚过继给她当儿子，即两家共一个儿子。大伯母家有房屋三间，田地一亩多。于是黄立诚一家与大伯母合家共同生活，靠三亩薄地维持生计。
但在那个成份决定一切的年代，这无异于给黄立诚的政治前途判处了死刑。从这一预定的框框和观念出发，认定黄立诚以东纵军代表身份接管惠州一中继而为第二任校长，是不符合阶级路线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不能搞行政，更不能当校长。黄立诚从惠州一中校长调到淡水崇雅中学当校长，则被看成是因出身不好不受重用的降职使用。因为这一地主家庭出身的认定，黄立诚入不了党，被一次次政审，视为阶级异己份子清除对象。
作为东纵军代表接管惠州一中
从1937年开始，还在省立老隆师范念书的黄立诚，就为躲避日军的轰炸而颠沛流离，这些国仇家恨就像一粒火种在黄立诚身上燃烧。直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中大师生复员广州。黄立诚在自传中写道，“这时课室板凳、宿舍床板全被日本鬼子烧光，我们学生只能站着上课，另起炉灶，自煲自煮，吃些粗茶淡饭。可是那些已经投降仍留在学校的日本鬼，则每餐大鱼大肉，美其名曰‘优待俘虏’。中国的大学生还比不上日本战俘，真令人愤恨!日本虽已投降，学校内鬼子还很神气，每天早操还列队唱日本国歌，并向东方日本天皇行鞠躬礼。而中大一些当权者，却利用光复之机，大发胜利财，不顾学生死活……”细细咀嚼这段血泪写成的历史，不难看出黄立诚已经把自己的学业同投身进步学生运动联结起来。他身上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抗争的热血在贲张。这也就是他同广州大学的吴世民、国民大学的叶振辉三人发起成立“龙川留省同学会”的初衷，以他们三人为第一届常务理事。后来还出版《新雷声》刊物，亲自向广东教育厅长、龙川人黄麟书等人募捐，作为出版费用。
1949年暑期，已经在崇雅中学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的黄立诚，满怀对建立新中国的期望，同几位同事于同年8月毅然投奔革命，参加惠阳坪山游击队，即粤赣湘边区纵队东江第一支队。随后分配到“江南青年公学分校”学习，结业后参加游击区农村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准备迎接全国解放。不久组织上就考虑他是个知识分子，其时部队需要大量的文化人，挑他随东一支进惠州城，以军事代表身份接管学校。黄立诚作为军代表接管学校后，卓越地表现出他的行政统筹和协调的领导才能。他参与接管的市一中，是由原一中、持平中学等四所中学合并而成。其时各校师生之间鸿沟很深，特别是一中与持平中学老师形成两派，对教学与工作都很不利。黄立诚先后担任教导主任和第二校长后，按照党的政策，首先团结两校老教师，如一中老教师黎国秋威望很高，黄立诚便主动与他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彼此关系逐渐融洽，后来黎国秋还被一致推选为惠阳县副县长。黄立诚还主动找教育局商量，尽可能解决老教师的家庭生活困难和爱人工作问题。这样团结了老教师，年青教师的融洽也带动起来，教师队伍团结了，学生也就团结了，全校形成一个“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局面，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在当教导主任之前，黄立诚的职务是生活指导老师，还亲自带领学生课余到校园种菜，一边种一边讲种菜的科学道理，学生的印象是这位穿黄军装的军代表知识渊博，平易近人，办事细心，生活朴素，深获好评。
对人民教育事业虽苦犹甜乐此不疲
黄立诚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讲台。他是那样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虽苦犹甜，一直乐此不疲。从1947年中大毕业后，一直在教育战线上摸爬滚打，直至1986年因积劳成疾离休，他在惠阳地区教育战线奋斗了近四十个年头。在惠州一中和崇雅中学担任校长期间，深得师生爱戴，学校学习气氛浓郁。后来到全省重点学校惠阳高级中学任教，除了担任高三语文课外，还兼任高三毕业班文科的历史总复习，教学质量有口皆碑，每届都有文科学生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如北大、复旦、中大等名校。他为人忠厚，勤奋耕耘，无论是当行政校长还是普通教师，都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教学质量堪称惠州一流。黄立诚在惠阳地区教育界因此享有很高的威望。
但这么一个贡献良多、受人敬重的人民教师，却一生坎坷多舛，受到诸多不公正的对待。他所经受的政治迫害一次比一次严重。“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及至1975年整风运动，在水口中学遭嫉贤妒能受到打击报复，设计陷阱，搞假材料，栽赃陷害，深受牢狱之苦。1978年8月虽被释放，重回学校教书，但直到由荣获“惠州十大人民公仆”的律师罗如洪介入，才得以彻底平反。黄立诚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用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辛勤一世执教鞭，学子莘莘有万千。文革运动遭胁迫，路线极左害不浅！”寥寥数语，道出他被迫害的无限惆怅与苦辣辛酸。
永远激励我们奋力前行的楷模
写到这里，我不由被黄立诚从事教育事业忍辱负重的拼搏奋斗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记得一位著名作家说过：“人的一生应该在烈火中烤三次，在碱水中泡三次，才能战胜劫难，才会有所成就。”《圣经》中说：“人生的本质含义就叫磨难”。磨难可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更加坚强，关键是我们是否有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历劫不灭之志，一种坚不可摧的目标追求。在黄立诚羸弱的身上，我们看到这种属于精神、属于灵魂的动力，成为支撑他在逆境中前行的精神支柱。
我深深感到，黄立诚是一个目标明确、毅力坚定、思想执着的人。他的求学之路既有家庭经济条件的困扰，又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的战火考验，从教从政之路又布满荆棘和坎坷，而他总是能不断战胜困难找到出路，始终没有被一次又一次极不公正的命运遭际所压倒，他的睿智始终像喷泉那样喷射出来，成为惠州地区最具影响、桃李满天的一位师者，赢得多少业界同行和后人的敬重。
我又想到，或许同客家人千年迁徙的动荡生活有关，客家子弟崇文重教的求学进取之路，往往会走得非常之艰难。他们并非像特定时期的革命英雄人物那样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在豪迈壮烈的征途中不断有所斩获，有所建树，所向披靡。不，他们更多地受社会的、历史的、时代因素的影响，往往在前行的路上忍辱负重，难以放开手脚，承受各种压力，背负沉重包袱，前进的动力完全依靠内在的坚强。何况人民教师是一种平凡的工作，没有任何特权可言，极易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冲击，如果没有一种历劫不灭的意志，没有忍辱负重的进取精神，很难像黄立诚那样取得成功和受到尊重。这让我想起惠州一位作家在《师魂》一书的题记：“教师的一生并不一定能干成惊天动地的伟业，但他应当如百合，展开是一朵花，凝聚是一枚果；应当如星辰，远望像一盏灯，近看是一团火……”黄立诚就是百合花、就是星辰啊！
如今惠民之州，洒满幸福阳光。黄立诚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崇文重教的客家学子形象，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