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后两次在东江林场工作，对东江林场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今年75岁了，虽然已是一头银发，但在东江林场度过的青春岁月，如今依然历历在目。今天来了位李作家和我聊起了当年的往事，要我写篇回忆在林场时的文章，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了。

归　国

我是1933年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很早以前，我的祖父因为家境贫寒，向往国外的生活，便被“卖猪崽”一样地卖到马来西亚。

在读小学的时候，为躲避马来西亚当局抽壮丁，我便在1951年3月，在新中国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回到了祖国。

1952年8月，我被安排到广州水产供销公司工作，那个时候叫“参队”。因为我是惠阳秋长人，一心就想回家乡，在广州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候，第二9月，组织上照顾我把我安排到澳头水产站工作。1957年，我又从澳头调到了惠东港口水产站担任办事员，享受国家干部待遇。

1958年年初，根据中央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我被安排下放到平海林场劳动锻炼。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59年初，撤消平海林场、稔山林场、惠阳县双田林场三个林场，我们这些下放劳动锻炼的100多名干部，全部合并到东江林场继续劳动锻炼。

这一年，我来到了东江林场。

当时，东江林场是广东省商业厅的直属林场，每年省里都有财政拨款，还专门配备了一名姓张的林业教授和一位姓陈的技术员，他们的工作是负责植树造林和培育苗圃。

我到东江林场时，东江林场也有一批从省里下放来这里劳动锻炼的干部，他们来自广东省商业厅所属的公司干部。我一到东江林场，正赶上林场领导班子换届，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叫董砚芳（据说这个名字有财气），副场长叫廖观妹。我被安排在场部做统计工作，记得当时的下放干部中，王玉明、黄华、邹益泰也安排在场部工作。王玉明负责协助董砚芳工作，担任场部的办公室主任，黄华曾经担任过粤东区（1952年至1956年粤东区辖汕头地区、惠阳地区和梅州地区）区委书记焦林义的秘书，董砚芳书记就要他负责整个林场的文字材料，邹益泰负责管工业。

1959年的惠州，当时正遭遇特大洪水，划龙船的时节，惠州的整个桥东都是一片汪洋大海。那时，惠州的大堤都是用土垒成的，大堤在洪水的冲击下很容易溃塌。在防洪抢险中，我们这些下放干部也都分段分任务地负责保大堤，不管风吹雨打都坚守在防洪第一线。

我印象最深的是党委书记董砚芳，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书记，东北辽宁人，原来是惠阳地区行署的领导，讲一口很好听的北方话。董书记是很能讲的，他每个星期都总是要作一次形势报告。

我们就是在他的领导和关照下，在东江林场接受着劳动锻炼。

创　业

当时，东江林场设一工区和二工区，总共有200多号人。场部设在一工区，二工区在大帽塘。无论是一工区还是二工区，都是清一色的茅草棚，这些茅草棚都是下放干部用毛竹和席子自己搭建的。

当时在饭堂和办公楼也都是茅草棚，我们去后就盖了栋两层楼，楼面是木板，楼顶是土烧制的青瓦。

一工区的指导员是省下放干部，名字叫刘树楷。一工区的干部大部分造林，现在已经成林的桉树和风立树就是那个时候种的，从地质队到惠环办事处，从古塘坳到观洞水库，包括瑶斜工区的杉木，凡是人工造林的都是我们那时栽的，树源就是省商业厅配备给东江林场的教授和技术员在林场苗圃自己培育的。

王玉林和我在一个植树班里劳动锻炼，记得王玉林也是北方人，性格暴躁，脾气很大，听说他在澳头公社当管农业的书记时，公社书记为了配合放卫星，要他把水稻产量上报亩产1600斤，他不干，还和书记干了一架，书记骂他比右派还坏。结果被发配到了东江林场，其实老王这人挺好的。

那时的林场可以说没有大路，干活都是翻山越岭的，为了要到惠州城里去采买东西，林场就在当时的财政局旁边的尔雅巷（即现在的步行街工行对面）设了个中转站。东江林场场部后面的都田有一条小溪，溪水是从观洞水库流出来的，经过现在的火车西站后边流到中医院前的那条石板桥，然后入西湖到平湖门码头，上了平湖门就到了东江林场的中转站。总务，也就是要采购东西，就踩着自行车，沿着溪边的小路踩到现在的丰山入口再到老城区，买好了粮食等生活用品放到中转站，再将买好的东西搬上一只小舢板，过西湖沿小溪运回到林场场部。

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的思想真的是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心里想的就是服从分配，想的就是改造思想……

重　返

我是1958年初下放到平海林场的。1959年初，平海林场、稔山林场和惠阳县双田林场的下放干部全并到东江林场后，我便和老婆带着新婚不久刚生下的小孩来到了东江林场。后来，我们又在林场喜得一对双凤胎。

1961年，我离开东江林场后，被组织上安排到惠城区水产公司工作。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党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二是列举《二月提纲》的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特”猛烈开火。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根据党中央指示，由彭真任组长及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1966年2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阐述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根本问题。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从上此，一场全国性的、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后，根据毛泽东指示，公布了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中江卫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讨论。全会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决定》和《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8月10日，毛泽东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直到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我这个有着相当复杂海外关系的归国华侨，自然属于被革命之列。于是，在1968年的时候，我再次下放到了离别七年，而且已经更名为“五七干校”的原东江林场。当我再次来到东江林场的时候，原来从省里下放到东江林场的干部都已经全部离开了这个地方，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惠阳地区“走资派”之类的干部和一批稚气未脱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面对着青山依旧、物是人非的东江林场，那种感觉酸酸的，心里面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咸的滋味，除了没有一丝甜味，什么味道都是满满地塞到了心里面。

记得我们那批老伙计中，还有曾经给焦林义当过秘书的黄华、邹益泰等问题干部又一次重回东江林场，比别人多了一段林场生活的经历。我们几个“二进宫”的老家伙常常相视无语，更多的是哭笑不得。黄华比我和邹益泰要幸运得多，他“二进宫”时居然当上了综合厂的厂长，估计是比我们多了一条曾经跟随过焦林义书记的原因。

寄　语

这个名字从东江林场到惠州林场，再到现在的惠州市林场，她已经随着我们的头从黑发到花白，然后变成一头银丝走过了50年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离开林场许多年了，现在的林场也已经是清一色的年轻人，看到他们朝气蓬勃的样子，又使我回到了四、五十年前的青春年少。所不同的是我们的青年和中年是在乱世中度过的，而现在的年青人适逢和谐盛世，期望东江林场的新一辈珍惜我们当年在困难时期艰苦创业所积攒下来的一点家当，与时俱进，创造东江林场更加美好的明天。

（2008年根据刘志强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