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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医汪友云
作者:廖辅叔    来源:    日期:2016-04-25 21:52:25

 

《惠州名人》一书收有名医汪少云,文中提到他“自幼随其父亲名医汪友云学医,尽得其父真传”,但是汪友云本人却不在惠州名人之列,我觉得不无遗憾。如果说汪少云与余道元、夏伯宽并称为“惠州三大名中医”,那么,在此之前,汪友云不妨称为惠州当时独占鳌头的中医名家。他住所大门上面挂满了病家奉献的牌匾,什么“饮上池水”啦,“妙手回春”啦,“华陀再世”啦,“功参良相”啦,不一而足。渐渐的,除了大门上头之前,大门左右也挂上了牌匾。他大门过年贴的春联并不是什么福寿康宁之类的吉利套话,而是“只愿寰区歌揖让,还期禹甸乐雍熙”。这副春联也许是他老先生自撰的,因我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别人说过同样的春联。我还记得一连好几年都是贴这同一副春联,可见这位名医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不是随波逐流,只追求个人福乐的庸夫俗子。

为什么我对他的印象那么深刻呢?因为我家有人害病,差不多总是找汪友云来看。我就是承担登门求教的差使。

当时的习惯大都是送医上门的,很少医生在家坐诊。民国初年,一次诊金通常是两毫子,他也没有例外。后来大概是求诊的人太多了,他只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依照市场调节的法则,提高为一次诊金四毫子。他看病还有一个特点,遇到特殊的症状,他常常写出一篇脉论,详细论述就诊病人的病状、病因及处方准则。后来因为病人动不动要求写,他只好再定下一条规矩:“作论加倍”。我就亲眼看过他文不加点的写脉论的情景。这些脉论如果当时有意识地保存下来,倒是大有参考价值的像叶天士一样的《临证指南医案》。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我祖母的一次大病。病势之凶,急得我父亲直哭,连原先寄存在寿材铺的棺木都动斧备用了。可是着急一场之后,病人却转危为安,诊治医师就是汪友云。

又有一次是我二哥突发急病,深夜请汪友云来家。他开过处方之后,写了一篇长长的脉论。我看不懂,只能按方抓药,二哥吃了药很快就好了。

还有一次,我的姐姐有病,请他诊治。旧式礼教,闺女是不能面对生人的,对医生也不例外。那是在闺房门口挂起布帘,布帘底下放一张方桌子。病人从布帘底下伸一只手出来,让医生切脉。这就连中医诊病“望闻问切”的所谓“四诊要诀”都不能一一做到的,可是病也就是这样治好了。

关于对待中医的问题,我总要想起鲁迅,我对鲁迅的崇拜程度,差不多可以说是鲁迅的“凡是派”。但是鲁迅说中医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全盘否定的态度,我始终没有随声附和过。原因就是通过汪少云的医术使我相信中医的确有它的特殊的疗效。虽然对中医有些阴阳生克的说法我不敢轻易相信,但那是科学还未充分发达的时代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不应该乱打一气的。

听世交老辈说,汪友云早年入塾读书,聪颖过人。如果他可以参加考试,准会出人头地。不幸他的父亲当过“爷们”,那是差役一类的职业,不入四民,即士农工商之列的。他们的子弟根本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但他是天生的读书人。语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于是他案头的书就由原来的四书五经,换上了《灵枢》、《素问》。而且从理论到实践,成为一代名医。

他生活朴素,穿的总是一件灰布长衫,而且特别宽大,双手下垂,稍为向后斜伸,走起路来,迂缓平实,仿佛魏晋名士宽袍大袖,服药行散的风度。与人谈话,不骄不谄,有时莞尔一笑,点头称善,一室春风。

20年代广东政局动荡,他曾经移居香港,照样挂牌行医。我在报纸上也经常看到他的名字,可见他在香港也是站稳脚跟的。由于香港只是我暂时栖身之地,不久我就去了上海,从此没有他的消息。现在要谈他的生平,苦于所知不多。深望有心人能够多作补正,毋使一代名医,湮没无闻,是为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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