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日寇仍不时从广州派遣飞机轰炸惠州城，曾经历日寇三次沦陷蹂躏的惠州人民，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朝不保夕。原在惠州桥西学院前街的惠阳县立第一中学，因不堪日机轰炸干扰，早已搬迁至近郊西湖边黄塘桥侧的旧丰湖书院作临时校址了。这里亦曾遭日本鬼子破坏过，且长期失修，危房处处，有的课室还用木桩顶着使用，有的房子已坍塌弃置，能用的课室大都是内墙剥落、墙砖外露，残旧不堪了，而学校亦无钱维修。于是，校方就想出一个办法，发动学生出钱出力，开展整修美化课室比赛。各班班主任都下到班里去作动员，发动学生参加。当时我就读于初中二年级甲班，班主任是新从大学毕业出来执教的陈仕昌老师，因初涉教坛、缺少经验，亦没有拿出什么主意来指导我们。当时班里出壁报、搞宣传等活动多由谭梓成、黄经纶和我做的多。在此之前，美术老师薛秀亭先生曾主持举办过初中绘画比赛，初二乙班的郭金海同学获得第一名；我画的一幅“打日本鬼子”图画得了第二名，因而大家就推举我来负责美化课室的设计了。当设计方案出来后，在班长颜继生的策动下，大家都非常落力地干起来，学校还专门停了两三天课让我们全力搞美化的劳动。同学们有的修补破烂的墙壁和扫上白灰水，有的用大方砖铺补缺烂的地面，有的打水冲洗室内外环境等。还在课室内已粉刷得洁白清新的墙上约离地面三米高处画上一道宽边蓝色的画线，离地面约一米半高的墙上画上两道图案花边，约20厘米高的地脚刷上黑色地脚线，黑板旁边绘制上一个有装饰花边的布告栏，给班会作公告用。课室门口两边也画上图案，使课室内外焕然一新。结果，在全校美化课室评比中我们初二甲班得了第一名，同学们都欢喜雀跃，非常高兴。

50年后的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广州和陈仕昌老师聚会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可还是精神灼烁、身体硬朗。在叙旧时，他深有所感地回忆起此事，说初出来任教才23岁，缺乏经验，可同学们非常卖力，结果还得了第一名，令他当时也感到很体面和欣慰呢！

演话剧  受追查

那是1948年的下学期，持平中学的学生自治会在美术、音乐老师邓仲文和刘孟君等支持引领下，发起了全校高初中以班为单位的演话剧比赛，此活动在我们高二班和高三班同学中更得到热烈响应，因这两个班喜欢演话剧的同学比较多，尤其是高三班，话剧更是他们的强项。当时，我们班在邓仲文老师的帮助指导下，选了一出讽刺话剧《平步登天》来排练，剧情是揭露一个县政府的县长和他的太太在县府秘书的配合策动下狼狈为奸、贪污腐败的内幕。剧中县府秘书这个主角由我演，县长太太由粱淑芳同学演，县长则由黄佛维同学扮演。剧中我和梁叔芳同学的戏较多，我们也演得较为熟练和成功，受到老师的称赞，最后被评为全校戏剧比赛第一名，竟然还赛过全校演话剧的强手高三班，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满足。但因此也惹来麻烦了，话剧比赛结束后不久，校领导就把梁叔芳同学叫到校务处去问话，追查是谁主张演出此话剧的，梁淑芳感到有些不对劲了，她就主动承担责任，说话剧的剧情很适合自己扮演，所以自己就主张演出了。因梁淑芳同学的父亲是学校的董事长，又是当时惠州一位有权势的人物，因此，校方就没有再追查下去而不了了之。

1999年梁淑芳从香港来广州探亲时，我们同班的几位已及古稀之年的老同学聚会时还叙旧谈及此事呢！

惠州战地儿童团

日本侵华战争第二年的1938年10月，日寇在惠州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强奸、抢掠。我家住在桥东，在水东街南面的上塘下街，是一幢有三栋厅房建筑的古老大屋，居住着梁家四房人的六七户叔伯兄弟。此时，古宅已被日寇放火烧去大半，仅剩下临街的八九间旧房子。日寇当年12月撤离惠州后，逃难在远近郊农村的居民都先后纷纷返回惠州城区，我们梁家的六七户人只好挤住在劫后余下的几间破旧房子里，有的确实住不下就在烧毁的房子中清去砾瓦碎砖搭起茅棚居住了。是时，惠州的抗日浪潮澎湃，一批热血青年都参加了抗日宣传和赈灾救亡活动，是在一个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我的六姑梁馨薇（参加东纵后改名为梁瑜），在她的表姐妹带动下也参加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当时，我们家中常有香港等外地青年来家里聚会，我记得有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女青年名高飞，她常来我家找六姑，还教我们唱歌。之后孙慎、黄敏（名字可能记不准）等进步青年也相继来到惠州参加抗日宣传等活动，接着惠州又成立了战地儿童团，吸收一批少年参加唱歌、演话剧、劳军等活动。我的七姑有十来岁，也常去参加儿童团的演练活动。那时我还不满十岁，见到他们非常忙碌活跃，感到很新鲜有趣，总喜欢在旁边趁热闹。他们还教会我们几个小弟妹唱《大刀进行曲》、《齐动枪》、《天上有个明月光  照我惠阳好地方》、《故乡在何方》等抗战歌曲。我这幼小的心灵，受到这股热火朝天的抗日宣传熏陶，到小学五年级时，也去参加了儿童团的活动。记得当时的儿童团长是惠州人黄绍建，副团长魏佐舜也是惠州人。我参加儿童团不久就被委任为特别队长，任务是发展小同学参加儿童团的活动，我当时就读于观澜中心小学，曾发展了十多位小同学参加儿童团，每天都是下午放学回家吃完晚饭后就去儿童团唱歌、排练话剧或出墙报等，大家都感到非常有趣和愉快。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有一天学校的布告栏突然贴出公告，把我的名字写在前头，共有六位同学都受到学校的惩处，每人记两个大过，理由是不服从学校领导，在外参加不正当活动……布告贴出的当晚，我就向儿童团长反映了布告的内容，而事隔约一个星期，学校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宣布撤销我们六位小同学记两个大过的处分。当时我们听到的传闻说，是儿童团的领导出面交涉，得到县政府教育部门某领导的支持，责令其撤销处罚。而学校为何会有此举措?内里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在儿童团期间，我们常被派去参加在中山纪念堂的晚会演唱抗日歌曲。多由团友任锦芳作指挥唱歌，也曾排演过一出话剧《流浪儿捉汉奸》，是由叶树青、古留明、任锦芳、郭金海和我等六、七位小团友参加演出的。惠阳县长黄佩伦看了大加赞赏，还专门奖励了五十元。当晚团长就带着我们去一间“不夜天”酒楼夜宵，说是县长奖励的，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鼓起掌来了。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惠州政局不正常了，国民党当局开始迫害进步青年，我的六姑也少出去参加活动了，并告诉我们说如有人来找就说她不在家。但不时还有二三人来我们家，在内屋的一间侧室里聚会。接着又听说六姑的一位好友叫黄庄兰的，被警察局逮捕了，不久六姑也离开了惠州，说是去了博罗，之后才知道她去了河源和老隆等地参加东江纵队打游击去了。

我们的儿童团随之也没有什么活动了，听说团长黄绍建去韶关，副团长魏佐舜仍在惠州，但不理儿童团的事了，曾见他穿一身军装，可能是在惠阳县政府部门找到一官半职了，我当时读小学仍未毕业。

现在屈指一算，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我已年逾古稀，我的六姑梁瑜已八十高龄了，离休后住在省政法干校内，身体颇健，安享晚年。现回想起这些往事是有意义的，因当时年少，正所谓年少无知，很多事都不懂，回忆起来就不深不全了。但我想，这多少能反映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惠州组织领导抗日和反侵略战争的一些事态，作为历史阶段某个进步的侧面的一点见证吧。

(作者是惠州籍著名摄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