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杨信恒，字固初，生于1884年，惠州城区人，世居府城六角亭11号，是祖父的独生子。祖父英年早逝，由祖母含辛茹苦把他抚育成人。祖母出生于书香门弟、官宦人家，是惠州北门街陈府的大家闺秀，自幼知书识礼，可惜命苦，年青丧夫，孤儿寡妇，孤苦伶仃，好不凄凉。幸得其娘家父母兄弟的关怀和帮助，历尽艰辛，总算把我父拉扯长大成人。父亲生性孝顺，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幼勤奋好学，聪慧过人，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除刻苦攻读学校功课外，课余时间还认真阅读古今中外各种名著，精通诗词书法，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才华横溢，且很有经济头脑，深得当时惠州的文人学士所器重。

父亲在惠州府中学堂毕业后，在惠州教育界老前辈李望山等士绅的推荐下，即投身到当时最负盛名的两等小学(即现惠州市第一小学)任教师，以后还分别在昌明小学（即现市十一小学）区二小学（即现市第五小学）任教，数年后被推荐聘任为“大中”小学（1937年并入区二小学）校长。民国11年（1922年）2月，惠州创办第一所工读学校，系半工半读学校(相当于现职业中学)父亲是该校创办人之一，并担任该校校长。通过几年来的艰苦创业，为家乡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初中文化知识、又有一定手工操作技术专长的技工人才，为当时劳动就业广开门路作出一定的贡献。1929年11月间，父亲与叶史材先生一起，在绅士李望山、陈弼阶、黄维舟等校董的鼎力支持下，创办了惠阳县立第一中学（即现惠州市第一中学前身），叶先生任该校校长，父亲任总务主任，并执教初中数学课程。开办初期，由于学校经费不足，校方决定全校教职员工的工资仅能发放50％。为了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培育人才，父亲欣然受命，毫无怨言，宁可自己家庭节衣缩食，亦要尽职尽责，把学校办好。在全校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重重困难，同舟共济，终于渡过难关。“一中”越办越好，远近驰名。由于他工作成绩卓著，后来被群众推荐，聘任为惠阳教育会（其职能与现教育局类似）的副会长。

父亲正当年富力强，事业有所成就之际，一场厄运突然降临。1938年10月中旬日本侵略者突然人侵惠州。当时国民党驻防惠州的151师师长莫希德不战而逃，全城百姓闻讯奔走相告，惊惶失措。父亲预感到惠州即将沦陷，为安全起见，他决定全家疏散到水北附近的望江村一个远房亲戚家里暂避。当即布置家人赶紧收拾细软和简单被盖衣物准备逃难；同时，跑到北门街帮我外婆雇只木船逃难到其老家水口乡严屋地村。最后，他自己则匆匆赶往学校做好撤退善后工作。翌日凌晨四时许，我们全家十口扶老携幼匆匆忙忙地离家出走，行至北门码头便雇了一艘木船离开惠城逃往望江村。最初，我们心想只要避过一时风险，待日军撤离惠州后，便可以重返故里过活。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父亲这次走出家门，竟永远离开我们，一去不复返了。

日军入城后，大肆残杀无辜，焚烧店铺民居，奸淫妇女，掠夺财物，穷凶极恶，为所欲为，闹到满城风雨，鸡犬不宁。城内很多来不及逃难的群众，饱受日寇摧残。我们这些侥幸逃离惠州城的人们，闻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大概过了七八天时间，日军盘踞惠州并无退意。父亲决定再横渡东江，迁往祖母老家——万年乡住下来。由于离家出走后一路上扶老携幼，担惊受吓，乡间山岚障气，水土不服，加上食物奇缺，生活条件甚差，父亲不幸染上恶性疟疾。当时，日军拟长期占领惠州，为了安抚民心，遂以维持治安秩序为幌子，设置了一个“惠州维持治安委员会”，动员逃难人群回城定居，扬言发给“良民证”后，可予以保护人身安全云云。但当时逃难农村的群众，耳闻日军人城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等种种暴行，均谈虎色变。在逃难的人群中，除在农村中无亲无靠、迫不得已回城外，真正愿意回城定居做“顺民”者寥寥无几。当时父亲有个同事、生前好友刘定叔（系县一中学美术老师，曾留学日本攻读美术，谙日语），在惠州敌伪“维持会”里任要职。他获悉父亲在乡间患上重病。即派人到万年乡动员父亲返惠定居，请日本军医治病。并大肆宣扬日本军医如何医术高明，保证药到病除。老祖母在旁边听到此一讯息，怦然心动，她老人家担心父亲病重难愈，亦表示同意其返惠求医。可是父亲心想：自己本来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小康之家，由于日寇入侵，致使离乡别井逃难农村，全家老少饥寒交迫，自己重病在身，唯一女儿又在广州失散，生死未卜（当时，我六姐在惠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全班同学刚巧到广州集训期间，彼此失去联系），所有这些悲剧和窘境，都是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国仇家恨，岂能忘怀？因此他对日军滔天罪行深恶痛绝，断然拒绝返惠就医的念头，并义正严词地对来人说：谢谢刘先生的“关怀”，但人各有志，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决不会昧着良心去做汉奸、亡国奴。今天，我虽重病在身，危在旦夕，如果我返惠屈膝向敌求医，苟且偷生，必将遭世人所唾骂，我一生英名便付之东流了。来人见我父亲态度如此坚决，亦只好悻悻而去。事后父亲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日本鬼子害得我们够惨了，国家被侵略，老百姓遭殃，国难当头，正是考验每一个正直中国人品质的关键时刻。做人要有骨气，要有民族气节，要堂堂正正做人，决不能贪生怕死。如果我摇尾乞怜，返惠投敌求医，就算把病治好，病愈后必然会给日本鬼子牵着鼻子走，去做汉奸走狗，这样决没有好下场的。纵使自己客死他乡，也是光明磊落，死得其所。”父亲那种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言行，深深感动了全家老少，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由于万年乡离惠州城只有十公里路程，父亲担心留在那里难免会再次受到刘某的纠缠和干扰，于是他不顾自己重病在身，翌日即叫大哥雇船举家迁往离惠城二十五公里的水口镇红藤乡严屋地村徐家。那里是我外公的祖籍家乡，有亲戚就近照顾，居住环境较为安静，适宜病人疗养。可是父亲自从逃难离家以来，不到一个月时间，三迁住地，行程数十里，扶老携幼，奔波劳碌，忧国忧家，全家十口，老的老，少的少，老祖母既是七十多岁高龄，在四个兄弟中，七哥、八哥和我只有九至十三岁，而我的侄儿更小，才五岁，我的六姐又流落他乡，生死未卜。父亲身患重疾，外患内忧，思想顾虑重重。在那穷乡僻壤、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农村缺医短药，父亲的病情日趋严重，在同年十一月下旬，终于含恨而终，享年五十四岁。我们全家老少在哭声喧天之中，送走了我们最敬爱的父亲。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当我们在万分悲痛中简单料理好父亲的丧事后，谁知祸不单行，第二天，我们的老外婆又因病撒手尘寰；接着，我们那双目失明的大妗母又不幸摔死。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我们就先后痛失三位亲人。这些血泪斑斑的人间悲剧，就是日寇人侵惠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同时，更激发起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父亲仙逝已70余年，但他的爱好和高尚品德仍深深记在我们的心中。童年时代，老祖母常常对我们说起父亲从小喜欢读书，爱书如命，每天都手不释卷地看书学习。并告诫我们要勤奋读书，力求上进。父亲从事教育事业后，还不惜花费重金，购置各种书籍收藏。记得我们三个小兄弟在孩童年代，父亲就经常利用假日时间，带我们到府城万石坊（即现中山南路）黄焕章书店（是当时惠州城内最大型的书店）阅读和购买图书。只要我们喜欢看的图书，看中了他便买下来，尽量满足我们的要求，通过这样来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而他自己则喜爱古典文学和中外名著，同时他还专门选购一些历史故事小说回去给老祖母阅读，足见他敬老爱幼，用心良苦。父亲每次带我们逛书店，都是大包小包而归，个个都兴高采烈。因为他是该书店的老主顾，有时他工作忙不过来，没有空暇到书店去，该书店的老板，每逢新出版而又有收藏价值的新书，都会主动留起一套等他前来选购。父亲购回书籍，认真阅读完毕后，均分门别类编上书号，造册登记，并在图书的扉页盖上“固初藏书”的印章，写上购书日期，妥为收藏。当时我家居住房屋比较宽敞，他有一个书房，大厅楼上（二十多平方米面积）是他的藏书室，大大小小摆满了二三十个书柜，装满了各种类别的图书典籍，真是藏书万卷应有尽有，相当于一个小型图书馆。在他的书房里，还有两个书柜装着那些需要经常查阅的各种字典、辞典、婚丧嫁娶寿诞喜庆等应用文参考书、唐诗、宋词等诗词歌赋、各种书法字贴、古文评注以及刚买回来尚未看完的书刊。当时亲友们来我家作客，看见那么多的书籍，都戏称他为“当代图书收藏家”。他总是这样说：我一生别无其他嗜好，就是喜爱看书藏书，为了自己，为了培养好下一代儿女成才，花多少钱亦有价值。据我的回忆，光是字典、词典类的图书，便有线装本的康熙字典，精装本的辞源、辞海，简明字典、学生字典、书法字典、科学词典、文学词典、成语词典、英汉字典、英汉词典、古文与白话文对照词典、常见错别字辞典、近似字字典等等共二十多册。还有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中国历史名著。有些亲友及其众多学生中的一批好学青年听说他有大批藏书，都慕名前来借阅。父亲总是来者不拒，但有一条规矩：要爱护图书，不得毁损，定期归还。为了保护好这些藏书不受虫蛀和发霉，每年夏天我们全家总动员，把全部藏书分期分批搬出来晒晒太阳，待冷却后又放回原处，并在每个书柜内都放进一些樟脑丸。父亲去世后，我们做儿子的亦非常爱护和珍惜这些书籍，视为祖传无价之宝，有空便翻出来阅读，受益不少。抗战期间，惠州四次沧陷，这些藏书我们均无法带走，家中财物被掠夺一空，而这些藏书却安然无恙，实属万幸。但是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这批宝贵的藏书，以及父亲生前收藏下来几幅古代名人的字画和他本人亲笔书写的十多幅墨宝，竟成为“四旧”，全部被“红卫兵”们抄家没收烧毁，无一幸免。而本人亦因此受到株连，挨批挨斗。现在回忆起来，这些千金难买的祖传家宝全部被毁，内心还隐隐作痛，叹息不已。

父亲热心公益事业，且组织能力很强，当时惠州城内的一些大型游乐活动，比如每年元宵灯会、中秋节的焰火会、春节游园活动、学校举办的文艺晚会以及其他一些重大喜庆节日的庆祝活动等等，都少不了他的参与和筹备。他尤其擅长搞灯谜射虎，很多谜语都是他本人精心创作，并视不同活动内容、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创作出多种多样的谜语，让群众竟猜，增加娱乐气氛。记得他亲自草拟用毛笔书写的各类灯谜手稿便有三、四十册，可惜在“文革”中亦悉数被毁、至感遗憾。此外，父亲还有个专长——善于理财，富有经济头脑。县一中的帐是他管的，县教育会的帐也是他兼管的，县里搞什么大型游乐、公益活动的帐都是请他来管。他与张友仁先生私交甚笃，当年整治惠州西湖名胜古迹和筹建惠樟公路（由惠州通往东莞县樟木头火车站的公路），就是以张先生为首主办的，父亲是张的财政方面得力助手，他均有份参与筹建工作，并负责管理财务帐。自然是张友仁先生看中他理财的才干和秉公无私的优良品质，是个信得过的“好管家”。

我们杨氏家族在惠州城内，虽不是名门望族，亦算是大户人家。由于父亲毕生从事家乡教育事业，在城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在家族中，他见多识广，文化程度较高，加上他禀性善良，脾气随和，平易近人，忠厚老实，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等优良品德，所以，在家族中无论是长辈、同辈或晚辈，甚至是街坊邻里，对他都非常尊重，多视他为知己。凡遇到甚么疑难事情，或者发生争执纠纷事件，向他请教或投诉求助时，均有求必应，尽力而为，代人出谋划策、想方设法、排忧解难。不管多大困难或错综复杂的事情，只要他出面处理或调解，很快就会“大事变小、小事化了”，问题逢刃而解，彼此言归于好。所以他在家族中可谓德高望重，甚得族人的信赖和敬仰，成为杨氏家族中的“老大”。父亲自幼喜爱读书写字，文学修养较好，对吟诗作对，有一定造诣，并练就一手好书法。在亲朋好友中，遇到结婚嫁娶、寿筵喜庆、大厦落成，抱子弄孙等红事、白事，需要书写文牍之类的东西，请他帮忙时，均有求必应，助人为乐。特别是每年春节前半个月内，很多亲友慕名前来邀请父亲书写对联挥春，他不管自己工作多忙，总是来者不拒，热情接待。在那段日子里，他是一个大忙人，往往废寝忘餐，忙得不亦乐乎，甚至自己花钱买回红纸，写好各种挥春对联，无偿送给他人张贴亦在所不惜，直至全部完成亲友委托为止。虽然是忙累一些，但其内心却感到其乐无穷。

在旧社会，很多男人或多或少均会染上一些不良嗜好。以父亲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经常出外交际应酬，可是他却“出污泥而不染”。他一不吸烟、二不酗酒、三不嫖娼、四不赌博，是一个典型的“好仔”。在家庭中，他敬老爱幼，夫妇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他对祖母非常孝顺，由于工作繁忙，经常早出晚归，但晚上回家后，首先便到祖母房中问候请安，交谈一会，待老祖母就寝休息后，才到书房去逐一检查我们三个小兄弟的功课作业。他对我们的家庭教育很严，发现谁的作业马虎草率或出现差错，便得认真从头做起，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我们既怕他，但又乐意亲近他。他常以古人的勤奋好学，先进事迹和成就来教育我们，谆谆善诱，要求我们将来要成为一个有文化知识，有真才实学，对祖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在他言传身教之下，我们自小念书都很勤奋用功，品行良好，学习成绩优异。父亲对子女们的教育非常重视，因为我家人口众多、经济负担很重，但他宁可省吃俭用仍不遗余力、千方百计供儿女读书深造。在他有生之年，我们六个兄弟姐妹都受到良好教育：大哥是广东省立第三中学高中毕业，四哥是广州勷勤大学土木工程系本科毕业的学士，六姐是惠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七哥当年就读县一中初中，只可惜我们两人年纪较小，刚读小学五、六年级那年，父亲便不幸病逝。也许是受到父亲终生教书育人的熏陶和影响，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中，个个从学校毕业出来走向社会后，首选就业岗位都是当教师，做了几年教师后才转行干其他工作。说来亦奇怪，最后，大家又先后改行干上了财务会计工作，直至到龄退休。其中：两人分别评为会计师和中国注册会计师、一人评为助理会计师。可以说父亲生前干过的行业，我们做儿女的基本上是继承过来了。

我俩是父亲的幼子，父亲去世时我俩才十一岁与九岁多，年幼无知，他的许多事迹记不起来了，只能从个人的朦胧记忆中挖掘出一鳞半爪的印象。以上史实，主要是根据父亲生前亲友提供资料以及个人回忆整理，实不足以说明他一生的辉煌业绩，殷切期望各位乡亲父老前辈予以指正。

注：本文是作者与胞兄杨维健（广州市房屋拆建公司退休干部）共同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