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惠州府城有一条从梌山脚下通往城墙北门的老街叫北门街。北门街“文革”时改名叫解放街，“文革”后恢复老地名再叫北门街（北门街分为两个街名：沿梌山西麓南北走向的一段称北门大街，这段又被中间的“五一”路拦腰截为两段，两段同名；从梌山脚下直到北门街的一段称为北门直街，旧时统称北门街）。

北门街有好些读书人家的大屋，如陈姓的陈屋，黄姓的黄屋，李姓的李屋，苗姓的苗屋等。除居住诸多知识分子以外，还有一些旧官吏人家以及平头百姓，旧称市井小民。

一次与老街坊叙旧，说起老街旧事，没想到，有一个人被人多次提起，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旧官吏，而是平日里做人做事极低调的市井小民——阿添，这着实让我有些意外，不由自主竟想起阿添二三事。

阿添全称大名姓甚又或某添，除了他的家人和居委会主任或居民小组长知道外，许多人都不清楚。但全条街的大人小孩都认识他，因为他是全条街惟一的一间小杂货店（公私合营后归了公的小店）负责人。不管老人或孩子，一律以“阿添”称之。

上世纪60年代，阿添的小店可是街坊们常光顾的地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阿添的小店占了大半，还有香烟、火水（煤油）、针头线脑等。谁家的主妇做饭时想起盐罂的盐不够了，会叫孩子：“快去阿添的店仔买8分钱盐回来”（那时１斤盐卖8分钱）。谁家切了几两肉回来，会叫孩子：“快去阿添那里买2分钱绵豉酱回来”（实为黄豆酱，因软烂如绵，故称绵豉酱）。那几两肉必定切得如萝卜丝般细，然后用绵豉酱加点水调开，再滴上几滴麻油和葱花蒸了，就是那天餐桌上最好的菜肴了。经济困难的人家，每天就是几分钱的绵豉酱用水调开蒸熟用以拌饭也算一餐。有爱喝酒的人家，会叫孩子拿只小瓶子到阿添小店倒一二两酒，阿添有一套精致的从一二两到半斤一斤的倒（惠州人称用特制的量具计量买卖的行为）酒用的连柄竹筒（倒酱油的也有），那竹筒装满后绝对不差毫厘。

在我会帮大人买盐、买绵豉酱或倒酱油时，阿添的头发和胡子已经花白花白了，我的脑海觉得应该称他阿伯或阿公之类的，但去到小店最多只是说买什么什么东西，也没敢像邻家调皮的孩子大胆直呼叫他“阿添”。我知道这样很没礼貌。

由于阿添的小店与北门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这也是人们为什么会记得阿添的原因。但还有更让人记住的，就是旧街坊们说起阿添的小店，说起家家户户几乎每天都吃的绵豉酱，就延伸说起他为人和气、做人厚道的零碎细节。

阿添的脾气极好，说话的声音细细的，很柔和，听声调很善良。遇上挑剔的买主，阿添总是让人挑到满意为止，从不向人发火。遇上生活拮据的街坊，买１分钱的针头线脑阿添也同样认真和气服务。有一邻居，每次去买南乳都不舍得买整块，只买１分钱南乳汁，阿添照样舀给他，不过会和气告知他，1分钱只能舀2小匙羹。我记得老屋对门有个泥水佬（惠州话称泥瓦匠为泥水佬），干的是帮人上瓦面补漏的苦力活，那人嗜酒如命，经常喝得满面酱紫色。有时买酒钱不够就向阿添赊酒喝，阿添知道这人虽烂酒，但不会赖账，不超过两天会把钱还他，故一般都应允。要知道，阿添的小店已经归公了，他实际上是替公家打工，替人垫钱是阿添自己吃亏。他若是心歹，平时要扣下买主几厘几毫，积少成多也是他自己得益，因为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但阿添做买卖，从来是童叟无欺。老少妇孺到阿添小店买东西，绝对足够斤两。我从来没听人说过阿添短斤缺两的事情。我经常会买３分钱绵豉酱，就有小半碗，用作蒸鱼或蒸肉丝的佐料，用水调开后香喷喷的一大碟。

阿添的小店其实是他自家的厅房，外间摆货，家人吃住都在里间。空间虽狭窄，但物品摆设整齐干净，且质量都有保证，绝对不会掺假。当然，那年头谁也不敢做假。但做事认真与否，买家就最心知。比如说阿添专门从乡下批发而来的绵豉酱（这是我最常买的东西），是用黄豆以传统酿造方法酿造出来的，稠稠的，很香很香。去买绵豉酱的小孩，往往忍不住会用小指头沾上一点放入口里解解馋。那绵豉酱真是入口鲜美，吃过不忘，至今我再没有吃过比阿添小店更好吃的绵豉酱了。

由于阿添的小店与街坊邻里密不可分，自然而然成了一个地标。我儿时的小伙伴在周末商量到别处去玩耍时，就会不约而同地说：“到阿添小店门口集合。”那里最好记认，谁不认识阿添的小店呢。

阿添已去世几十年了，北门直街也拆掉了一半，建成了气派的康帝酒店。却仍有老街坊记得阿添。一个人身后几十年还能让人记住他的好，并说：“某某是好人”，这其实很不容易。阿添若泉下有知，一定会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