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惠东县志》记载,清代全县共考取武举人13人,梁化占了8人,其中所属的黎光村6人,马安岭村1人,石屋寮村1人。据笔者最近实地核查,发现漏记晨光村1人(晨光原为黎光村辖)。那么,全县实际有武举人14人,其中梁化实际有9人(黎光村7人,马安岭村1人,石屋寮村1人)。再看一下比例,梁化共出有武举人14名,占全县武举人总数的64.3%;其中梁化黎光村出有武举人7名,占全县的50%。由此笔者认为,梁化、黎光村或可分别称得上是“武举之乡”、“武举之村”。而更为称奇的是,黎光村其中一家的黄氏父子兄弟分别考中武举人的就有5人,亦可称得上是“武魁之家”。这在周边其他县区也是很少见。
笔者当知青时,曾在晨光大队小学任民师3年(时晨光从黎光分出成“大队”建制),也曾对黎晨光有些了解。最近,笔者在黎光籍的原师范同学黄年逞的引带下,行走“武举之村”,实地调查采访。
位于梁化南部的黎光村(原包含晨光村,与晨光共一个村统称为黎光村,黎晨光传统上也俗称“雷公岭”),地处梁化河下游,靠近惠东的大岭和惠阳的平潭乌塘。该村是学佬方言村,全村人均讲闽南语系的学佬话。雷公岭有个山角坳,是古代扼守梁化县郡(即傅罗县、博罗县和梁化郡)三大出口的三个险坳之一,是扼守通往惠州、广州的出口要冲。黎光村(含晨光)正处在山角坳旁边,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沛。但在新中国成立前,雷公岭及周边地区曾一度土匪横行、情况复杂、治安恶劣,给当地村民和过往客商带来严重骚扰和威胁。
新中国成立初期,梁化的黎光村(含晨光)与石屋寮村合称石黎乡。在土改中,石黎乡是“红军女杰”李坚真的驻点乡,时任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党组书记的李坚真,于1951至1952年驻点惠阳梁化石黎乡近两年,食住于黎光村土改根子钟花的家,亲自抓试点指导土改工作。据村里长者说,她驻点期间,时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还亲自来过黎光村了解和指导土改、清匪反霸等工作。而今,历经沧桑的黎晨光村,自然环境优越,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生活幸福祥和。
说到武举人,不妨粗略了解一下所涉及的古代武举制度的有关历史知识。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两代,尤其在清代,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愈加成熟,科举出身者在军中也占有很大比例,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枪等技术;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射、步射,之后比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其中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举石即拿石礩子,考试用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礩,石号自选,要求应试者将石礩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礩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一次完成为合格。考试亦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类。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及第(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其中武举乡试录取,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840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108名,其他各省60名以下不等。之后不断有所增加,道光后,仅广东省武举乡试录取名额已增至70多名,每次考取的武举人,均有排名,并颁发牌匾。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
四品武官——钟龙超
县志漏记的武举人钟龙超,原系黎光村所属的晨光村四大座古屋(图4)钟氏第八世祖,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中举,后官至浙江金华都閫府。现居住于晨光四大座古屋、年已81岁的钟进城向笔者介绍说:“本屋的武举人叫钟龙超,系清代正四品武官,于清朝道光十五年考取,排名第三十二名,并授之有武魁牌匾。后被朝廷调任浙江,官至浙江宁波金华协都閫府兼两广提粮都督。”钟氏古屋后人至今扔保存有两块都閫府木质牌匾(图1),每块上面刻写有“浙江金华协都閫府”八个字,其中“浙江金华协”为牌匾顶端横排小字,“都閫府”为正中竖刻大字,牌匾正中下端还留有一残缺的把柄,据说牌匾还不止这两块,主要是用于武官打道巡游时擎举壮威的。
现存“都阃府”牌匾少有且珍贵,它印证了主人的身份,弥补了当地历史记载的遗缺。根据据清代武官建制所载,“都阃府”为清代正四品武官都司的别称。“协”为清末新军的编制单位,在镇之下,三营为标,两标一协,相当于后代的旅。显而易见,钟龙超乃为清道光年间统兵驻防在外的绿营都司,是从军于浙江的正四品武官。另据调查发现,钟龙超的父亲钟毓璋(第七世祖)被诰封为武德骑尉。所谓 “诰封”,是指明清对五品以上官员及其先代和妻室以皇帝的诰命授予封典。五品以上授诰命, 称诰封,六品以下授敕命,称敕封。武德骑尉是官阶名,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定制,正五品武官授武德骑尉之官阶,并可封赠其父母及妻室。
以上的史实在新发现的两块墓碑上亦得到了证实。一块是民国8年(1919年)修墓时合刻而立的墓碑(图2左),碑文分别刻有“皇清例赠诰封武德骑尉毓璋公德松钟公老大人之墓”(居中)、“皇清例赠诰封武德骑尉毓璋公元配钟大母周老宜人之墓”(居左)、“皇清乙未科举人龙超特授浙江金华都閫府钟公大人之墓”(居右)。碑文的“乙未科”即道光十五年(1835年)科考,与史实相符。很明显,这块合刻三人碑文的墓碑,前两位是钟龙超的父母,后一位乃钟龙超本人。另一块是钟龙超父亲钟毓璋原先单立的墓碑(图2右),碑文正中曰:“皇清诰封武德骑尉钟公墓”,其余两边模糊看不清。总之,从牌匾到墓碑的文字,再到现居住于古屋的老人根据族谱的描述,晨光村武举人钟龙超的史实基本一致。
据说原还各有一块“都閫府”和武魁的横牌匾,分别挂于古屋大门和厅堂上,后来两块牌匾均不知所踪。同时,在晨光村四大座古屋大门围墙外,还发现钟龙超武举人原旗杆碑的基石坑,被遮盖于荆棘丛草中。(图3)。
(图1:清道光乙未科武举人钟龙超的“都閫府”牌匾 )
(图2:左为钟龙超及其父母合立墓碑,右为钟龙超父亲原单立墓碑)
(图3:钟龙超武举人旗杆碑基石坑)
(图4:晨光村四大座古屋大门)
陈门武举——陈英扬
黎光的陈姓与黄、林、卢姓互邻同村。陈家第七世祖陈英阳,是该村陈姓的唯一武举人。在陈氏宗祠(图6左)大门前,竖有一块重修新立的石碑,中间刻写有“武举陈英扬”几个字(图5左)。不远处还留下一个原武举人旗杆碑的立碑基石小坑口(图6右),被一户陈姓人家用于盛饲料喂鹅。其父陈德助(第六世),例赠登仕郎。同时,在该村还发现一块墓碑(图5右),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修陈德助元配夫人墓时所立,墓碑正中刻写有“第六世祖例赠登仕郎讳德助陈公元配林氏孺人之墓”。碑文的“例赠”意为循例赠予官阶级别,“登仕郎”为正九品官员级别的称呼,表示朝廷按清制推恩授予陈英扬父亲陈德助为“登仕郞”(正九品)称号之意。由此可推算,陈英扬是在清嘉庆年间考取武举人的。据陈家后辈说,原来也保留有一块陈英扬的武魁牌匾,但后来丢失了。牌匾刻记陈英扬当年考取武举人,排名一百七十六名。据查资料,清代广东武举每科录取武举人在七十人左右,有可能是清嘉庆时的全国排名,或是这位老人记错了排名。他还说陈英扬中举后,当过两广提粮督官。
陈氏的尚武精神后代相继。陈家祖屋后辈出了个有名的女子柔道好手,她叫陈秋好,是黎光村11队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后就读于惠州市体育运动学校和广东省体育运动学校,主攻柔道专业。之后连续获得1998年广东省第十届运动会柔道比赛(乙组女子48公斤级)冠军、1999年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女子52公斤级)冠军、2002年全国青年柔道锦标赛(57公斤级)第三名、2004年越南国际柔道比赛(女子57公斤级)第三名。现任惠州市惠城区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副校长。
(图5:左为新修立的清嘉庆陈英扬武举人碑,右为陈母原墓碑)
(图6:左为陈氏宗祠,右为清嘉庆陈英扬武举人原碑石基底)
五子登科——黄氏“武魁之家”
在黎光,黄氏家族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出现一家父子兄弟“五子登科”的奇特现象,共有5人高中武举人,实属稀奇,令人惊叹。他们分别是黄佩清(注:《惠东县志》记载的“黄凤清”有误,应为“黄佩清”)、黄锦清、黄镇清、黄桂清、黄俊高。这5人中,前4位是“清”字辈的兄弟关系,其中黄锦清、黄镇清、黄桂清是同胞亲兄弟,黄佩清与他们3人是叔伯兄弟关系,是他们的堂兄。第5位黄俊高则是黄锦清的儿子。黄家5位武举人,都分别被授予武魁牌匾。黄锦清、黄镇清、黄桂清和黄俊高的四块武魁牌匾(每块1.5米x 2米),原一起挂在黄氏“和利”古屋大门上方(堂兄黄佩清牌匾另挂)。过去平潭机场驻军还把“和利”古屋和四块牌匾标注在部队使用的地图上。破“四旧”中古屋被毁,牌匾被拆,但幸好还有两块牌匾被另外保存起来(堂伯父黄佩清和堂侄黄俊高:图4和图6)。事后,平潭驻军还来黎光古屋废墟核实对照过,并从地图上划掉了这个标志。
黄家5位武魁,黄佩清为同治九年庚午科武举人,在乡试武举人中,排名第七十名;黄锦清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武举人,排名第三十二名;黄镇清、黄桂清同为光绪二年丙子科武举人,是兄弟同年同科中举,其中黄镇清排名第七名,黄桂清排名第六十四名;黄俊高(黄锦清的儿子)为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武举人,排名第五十二名。前些年重修黄氏祠堂时,在祠堂前面两侧新修竖立起5位武魁的碑石(图3左),并在黄氏祖屋大门上方新修一块武魁牌匾(图3右)。
武魁是一个称号,武指的是武术、武功,魁则是魁首的意思。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清代,均用以称乡试、会试、殿试的前五名。但在清代乡试中,对一般武举人也同样以武魁相称,并由朝廷要职官员授之于武魁牌匾,有的还为“双人授”,即由当朝朝廷大官与地方一级官员同授,牌匾上还写明武举人的名次。据查有关资料,乡试中举授武魁匾的大都如此。例如:广西灵山太平镇那福贵村的武魁施子元,排名第六十九名;广东新会天马村的武魁陈天喜,排第五十六名;广东云浮郁南东坝粗石田心村的武魁余理璋,排第二十一名,等等。
(图7:黄氏祠堂前新竖立的5块武举人石碑)
(图8:黄氏祖屋大门上方新修的牌匾)
堂兄开举——黄佩清。黄氏“武举之家”5人中,堂兄黄佩清为第一个武举人,开黄家中举之先。黄佩清于同治九年(1870年)乡试考取武举人,排名第七十名。清同治年间大学士兼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李福泰一同为黄佩清授立武魁牌匾(图4),属“两官同授”一人牌匾的礼式,实是罕见。牌匾红漆金字,木雕字清晰可辨,正中央是“武魁”两个大字, 右侧四列小字(62个字):“监国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广东广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瑞麟、主试兵部侍郎兼右副都御使巡抚广东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李福泰为”,左侧一列小字:“同治玖年庚午科乡试中式第七十名举人黄佩清立”。
据史料载,其中为黄佩清授立匾额的瑞麟,为叶赫那喇氏,字澄泉,满洲正蓝旗人。同治二年调广州将军,五年实授两广总督,十年复拜文渊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同治十三年卒,诏嘉前劳,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另一位立匾署名的李福泰,字星衙,清山东济人,道光进士。曽于同治六年至九年任广东巡抚。历任兵、工等部侍郎,两湖、两广、云贵总督等要职,加太子少保衔,擢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
有趣的是,据查资料,有“武魁村”之称的广西灵山太平镇那福贵村,原也挂有一块与黄佩清同年同科同一人授立的武魁牌匾。牌匾正中为“武魁”两字,右边小字是:“主试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东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李福泰授为”;左边小字是:“同治九年庚午科乡试中式第六十九名举人施子元立”。一个六十九名,一个七十名;一个叫施子元,一个叫黄佩清;一个在广西,一个在广东,而且又同是两广总督李福泰授匾,真是巧的很!不过,黄佩清的牌匾是瑞麟和李福泰“双人同授”,比施子元的牌匾多了一个重量级大官员的署名。
(图9:清同治九年庚午科黄佩清武魁牌匾)
兄弟同科——黄锦清、黄镇清、黄桂清。黄锦清、黄镇清、黄桂清3人是亲兄弟。在堂兄黄佩清摘取举人武魁头衔的第三年,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堂弟黄锦清一试中举,成为同治癸酉科武举人,并被授之武魁匾额。至光绪二年(1876年),又时隔三年,另两位堂弟,即黄锦清的两位亲弟弟黄镇清、黄桂清,双双考取了丙子科武举人,兄弟同科,同年中举,实属罕见。兄弟俩不但被授予武魁牌匾,而且被授予“兄弟同科”和“丙子科举人”牌匾(图5)。其中黄镇清后来被派往广东潮州为官,初为候任潮州知州,后转任潮州知州。六年间,在三年一科武举乡试中,黄家1个堂兄和3个亲兄弟,连中三科,每科中举,而且出现“兄弟同科”双双高中之奇事,加上当中的黄镇清在全省乡试中又考取第七名,成绩优异,名次居梁化9位武举人之首,更是罕之又罕!黄氏的“兄弟同科”中举之事,亦由此名扬四方,世代传颂。
(图10:清光绪兄弟同科及丙子科举人牌匾)
父子中举——黄锦清、黄俊高。黄锦清中举20多年后,他的儿子黄俊高也一举中试,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取了丁酉科武举人,排名第五十二名,并被授之武魁牌匾(图6)。牌匾保存至今,整体完好,现挂在原祖屋前厅的上方。匾面虽陈旧斑驳,字迹模糊,但仍可辨认。牌匾正中刻有“武魁”两字,右边刻的小字是:“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谭钟麟、主试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许振祎为” ,左边的小字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乡试中式第五十二名举人黄俊高立”。为黄俊高立匾的亦是“两人同授”,即清光绪年间兵部尚书、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巡抚许振祎。
授匾者谭钟麟,字云觐,号文卿,湖南茶陵人,曾任会试同考官、湖北乡试副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杭州府遗缺知府、河南按察使等职。后历任户部左侍郎、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等职。光绪五年(1879)调任浙江巡抚,加兵部尚书衔。光绪二十年(1894年)加赏太子少保衔。二十一年(1895)春调任两广总督。二十五年 (1899年)冬奉旨回京,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三十一年(1905年)逝世,谥文勤。
另一授匾者许振祎,清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他与曾国藩为师生关系,并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进入曾国藩幕府司职。光绪十一年(1885年),许振祎出任河南按察使,次年迁江宁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迁广东巡抚 。黄俊高的武魁匾额是许振祎任广东巡抚两年后授给的。黄锦清和黄俊高父子同举,两代武魁,也与前面的兄弟同科一样,亦为罕见,同成美谈。
黄氏一家堂兄堂弟、亲兄亲弟、父子叔侄共5人,接连中举,五举齐名,“武魁之家”当之无悔!
(图11: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黄俊高武魁牌匾)
此外,在黎光村的黄氏祖屋大门两侧,还发现武举人当年考试前练习用的4个土制“石墩子”(图12左), 这种“石墩子”又叫 “武石”“掇石”“贽石”,是仿武科举考膂力“提石”用的“石礩子”自制而成。每个“石墩子”呈陈旧褐色,为方柱抹楞体,两侧有一个凹形槽口,这个槽口就是用来抓握提举的。”黄氏后人将4个“石墩子”每两个砌叠一起,作大门两侧的门柱脚垫(图12右)。同时,还发现一个用花岗岩石制作的石碑(图12右),石碑方柱体,中间刻有“隆恩颁凤诰”5个字,配有凸凹边纹,顶端刻有象征性饰物。估计是“武举之村”后人为感皇恩而特制,具体缘由还有待考证。
从黄氏的“武魁之家”、黎光的“武举之村”到梁化的“武举之乡”(虽没正式命名,但当之无愧),从古代梁化县郡的陆梁雄风到明清梁化的武魁壮举,从梁化的武举之功到梁化龙形拳、胡家教的精湛武艺,可以看出:梁化旧邦雄郡的豪气犹在,梁化的尚武精神可嘉!
(图12:左为“隆恩颁凤诰”石碑,右为备考练习用的“练武石”)
附表一:武举之村——惠东县梁化镇黎光村武举人一览表
姓名 |
籍贯 |
中举 时间 |
排名 |
官职 |
现存文物 |
史志 记载 |
备注 |
钟龙超 |
晨光六队 |
清道光十五年 |
32 |
都閫府都司(四品武官) |
都閫府牌匾、墓碑、旗杆石基、长剑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漏记 |
武魁牌匾失踪 |
陈英扬 |
黎光十一队 |
清嘉庆年间 |
176 |
两广提粮督官 |
武举人旗杆石基、陈母墓碑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失踪 |
黄佩清 |
黎光三队 |
清同治九年 |
70 |
待查 |
武魁牌匾(图片)、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2014年失踪 |
黄锦清 |
黎光三队 |
清同治十二年 |
32 |
待查 |
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失踪 |
黄镇清 |
黎光三队 |
清光绪二年 |
7 |
潮州知州 |
兄弟同科和丙子科举人牌匾、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失踪 |
黄桂清 |
黎光三队 |
清光绪二年 |
64 |
待查 |
兄弟同科和丙子科举人牌匾、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失踪 |
黄俊高 |
黎光三队 |
清光绪二十三年 |
52 |
待查 |
武魁牌匾、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挂于祠堂 |
注:
1、黎光与晨光原是一个村,原名字亦称黎光村(乡);
2、“黄佩清”志书误写成“黄凤清”,应更正,黄佩清武魁牌匾2014年冬丢失,现存有原照;3、现保存有黄俊高的武魁牌匾;4、现存文物“隆恩颁凤诰”石碑与“练武石”系黄家5位武举人共同拥有。
附表二:五子登科——黄氏“武魁之家”情况表
序号 |
姓名 |
相互 关系 |
中举 时间 |
排名 |
现存文物 |
史实记载 |
备注 |
1 |
黄佩清 |
系2、3、4的堂兄,5的堂伯父 |
清同治九年 |
70 |
武魁牌匾(图片)、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2014年失踪 |
2 |
黄锦清 |
2、3、4系亲兄弟,系5的父亲 |
清同治十二年 |
32 |
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等失踪 |
3 |
黄镇清 |
2、3、4系亲兄弟 |
清光绪二年 |
7 |
兄弟同科和丙子科举人牌匾、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失踪 |
4 |
黄桂清 |
2、3、4系亲兄弟 |
清光绪二年 |
64 |
兄弟同科和丙子科举人牌匾、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失踪 |
5 |
黄俊高 |
系2的儿子,3、4的亲侄,1的堂侄 |
清光绪二十三年 |
52 |
武魁牌匾、隆恩颁凤诰石碑、练武石 |
惠东县志、梁化镇志记载 |
武魁牌匾挂于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