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建设，是东江地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东江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它还是惠州区域文化的特殊阶段的特殊文化，其呈现出来的开拓创新、兼容并包、革命乐观主义和勇于牺牲的爱国精神，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惠州区域文化的内涵。深入挖掘和整理这些文化资源,对进一步拓宽惠州文化的研究领域，建设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文化，进一步增强惠州区域的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竞争软实力，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无疑具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影响抗战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产生的区域因素

（一）影响抗战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产生的地理环境因素

从文化学理论的角度来说，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理环境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也是决定不同地域文化差异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理位置和地貌形势是构成地域文化的基本要素，也是革命文化创建的重要依据，惠州革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不例外，它的建设同样也离不开惠州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地貌形势。惠州作为当时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历史上被称为：“岭南名郡”、“粤东重镇”、“天堑汤池”有近千年的历史。郝玉麟在《广东通志》中说：“惠居岭表东南，依山阻海。”^[1]《方舆纪要》也提到惠州地理位置的独特与重要，北控粤赣要冲，南邻南海入穗要道，北扼潮梅交通咽喉，西连广州之拱卫，古来征战，为兵家必争之地。作为东江流域的经济中心，惠州是广府、潮汕、梅赣、深港四地的交接之处，这是惠州开放的地理位置优势所在。因此，惠州在近代一直是先进文化传播之地，不断有新文化知识分子、革命人士出现，同时也有许多华侨来到此地，宣传革命投身革命。

（二）影响抗战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

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发，大量中原人士被迫南迁，在浙江、福建等地繁衍生息，形成今天的客家文化。惠州地区是客家人聚居的重要地区之一，因而客家文化成为惠州地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客家人的性格特征，徐旭曾（嘉庆13年（1808年）任惠州丰湖书院山长）曾在《丰湖杂记》这样写到，“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故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2]由于客家人在惠州地区人口中的比例很大，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客家人形成了吃苦耐劳、知书达理的性格特征，因此惠州形成的区域文化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包容性，从而使得这个地区能够成为多种文化重要的交汇地。这种区域文化特征，从根本上为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生文化力量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为革命文化的兴起、传播以及发展创造了条件。

影响抗日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文化因素，就是革命爆发时期惠州的社会经济状况。在革命的初期，惠州的社会经济状况普遍比较落后，由此决定了当时惠州的社会矛盾也相对比较尖锐。据1930年《中共东江特委报告》所指出:东江近三年来的农村经济，因受国民党豪绅地主无限制的“抽剥”，南洋经济收入的“锐减”，以及工业品之“腾贵”，“早已急激的破产。加以去年夏季天旱，大部分失收(潮梅各县都如此)，农村经济的破产更特别厉害。同时农村出卖产品，除米、地瓜等外，其他可以出卖者，如牛菜、麻皮、木炭和农村手工业品之竹篾货、瓷器等，因商业疲惫，销路不广之故，而减低价格，尤使农民生活格外痛苦。”“使农民确信了非斗争、非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无出路。故虽豪绅地主用极残酷、极野蛮的手段镇压农民，终无法消灭农民革命斗争，反因豪绅地主之压迫越厉害，农民斗争越深入，越扩大。”^[3]当时惠州也是属于东江地区的范围内，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当时的惠州的社会状况是非常的落后贫困的，社会矛盾也是十分的尖锐的。这一现实状况就为农民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

（三）影响抗战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产生的革命精神因素

1907年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加强对惠州人民的镇压。1908年惠州知府陈兆棠以抓革命党为名在惠州各地“办清乡”，仅一年即枉杀了四千多人，穷凶极恶，惠人深为痛恨。但是，惠州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息，1907年8月，同盟会员郭公接到惠州府中学堂任理化、体操教习。1908年介绍学生八十余人参加同盟会，每逢星期日在塘尾街三江书院集合开会。从这时至辛亥革命的四、五年中，惠州由于毗邻广州，各次起义斗争都成为活动据点。在这期间，惠州涌现了大批辛亥革命人物，如廖仲恺、邓演达、林冠慈、罗仲霍等。辛亥革命时期，惠州不仅作为活动据点，还涌现出大批参与辛亥革命的人，当时在惠州，革命的气氛是非常好的。后来，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但是辛亥革命所留下来的爱国、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却留了下来，深深的影响着惠州人民。

二、抗战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

惠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区位优势，客家文化开拓包容的品质以及辛亥革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共同构成了抗日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建设的区域文化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加之全国革命浪潮的巨大推动作用，所以才使得抗日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具有蓬勃的生机和巨大的活力。

重视革命工作的宣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进行革命抗争，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在革命文化建设的建设和发展中，根据我党的工作性质和惠州独特的文化特征，领导者通过设立各级政权、各类群众团体、救亡组织，运用报纸杂志、标语石刻、歌谣戏剧、文艺表演等多种载体进行革命宣传，掀起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新高潮。与此同时，地区政府还通过各种社会文化建设如教育事业的建设等，促进了惠州的革命文化建设，为抗日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社团组织

七七事变后，面对着风云突变的政治态势和社会环境，毛泽东同志适时而动，号召全国人民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斗争。惠州积极响应这种精神要求，在区域内及时建立了由各级政权、各类群众团体及救亡组织构成的社团组织，通过积极有效的宣传，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抗战的队伍中来。

1.青年团体。1937年4月，惠阳旅港青年在根据地成立了“惠阳青年会”，会员大约400余人，到1939年的时候增加到了5000余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了“惠青回乡救亡工作团”，到1939年的时候已发展到300人左右。1939年1月，“抗先惠州办事处”成立，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战争。通过这些青年团体组织的建立，为我党在根据地积极发展党员，扩大队伍建设和组建全体民众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华侨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地华侨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如1938年10月，惠州华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了“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该组织以救国救乡为宗旨展开活动，并于同年12月与“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合组成“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这一是一支非常有影响力的抗日救亡团体，在抗日战争中积极与惠州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相互配合，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4]此外，抗战期间还有其他许多爱国华侨青年回乡，组成各种华侨团体，紧密地配合着我党的抗日工作。

3.妇女团体。在革命精神的号召下，惠州地区的很多妇女也参加到抗日战争的队伍中来，她们积极组建各种妇女团体，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革命工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妇女抗敌同志会”、“妇女会”、“姐妹会”等；也有从香港、澳门、东南亚等地返回到东江地区的华侨妇女同胞组织的“港九妇女教育服务团”、“基督教女青年会”、“香港妇女赈灾会”等。这些妇女团体的建立，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各阶层可以团结的妇女同志，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5]

除了直接组成抗日团体加入到抗日战争中外，东江地区的妇女同志还组成诸如自卫队、救护队、慰劳队、战时服务队等支援前线。妇抗会发动妇女们种好田地，多打粮食支援前线的号召，保证了部队的粮食供应，促使东江地区出现了“男儿上战场，妇女多打粮”的新气象；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组织帮耕队、服务队，承担军烈属代耕任务和料理家务。每逢部队开到一地，妇女们主动腾房子，送粮草，安置照顾伤病员，为战士们缝洗衣服。^[6]妇女们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解放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过各种形式支援前线，大大地推动了整个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二）革命宣传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及各群众团体还运用各种形式进行革命宣传，不但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同时也促进了惠州的革命文化建设。

创办报刊。报刊的出版和发行，是革命宣传的一种重要形式。惠州区域内各个党组织基本都曾编发自己的报刊，建立自己的舆论宣传阵地，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如1929年东江特委创办了《红报》、《工农兵出路》，各县和各部队也发行各种报刊。^[7]这些刊物的出版，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为基本内容，广泛刊登中共中央及广东省委的各种宣传指示及文告等，对干部群众的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此外，刊物还刊登歌谣漫画、图画照片等宣传革命的内容，文字浅显易懂，内容直观方便，在人民群众中起到了较为明显的宣教效果。所有这些革命报刊，都是我党宣传思想、教育群众、揭露敌人的有力阵地，为根据地的革命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编唱歌谣。宣传革命也是惠州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打土豪分田地时，编唱“农民苦”、“春荒出路歌”、“夏收歌”等揭发地主罪行，宣传中共土地政策。用歌谣鼓励人民参军参战，保卫苏维埃政权。当时苏区每个村落都传唱着“送郎当红军”、“阿哥阿妹当红军”、“十送郎”等革命歌谣，有力地配合了扩红运动。^[8]抗战时期惠州人民也创作出一批又一批的抗日歌谣，鼓励东江儿女走上前线，杀敌立功，保家卫国。

“东团”的抗日宣传活动十分突出。他们在东江各地通过壁报标语、街头演讲演剧、举办座谈会、形势报告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意识。歌剧团在东江行程数千里，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40多个剧目和《长城谣》等70多首歌曲控诉日军侵略的罪行和讴歌军民抗日的先进事迹。^[9]华侨回乡服务团女战士宣教活动最活跃。她们组织宣传队、文艺队、戏剧队、演讲队、美术队等队伍，走遍东江的城镇乡村，运用游行、演戏、唱歌、演讲、出墙报、贴标语、画漫画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呼吁民众共赴国难，博得群众的爱戴和赞扬。^[10]

（三）教育事业

抗日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建设中，教育事业的建设也取得不小的成绩。为了提高普通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改变其过去受旧社会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愚昧思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领导者通过各种途径促进教育事业的建设。如开办夜校识字班。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各地民众还运用开办夜校、识字班等形式在农村中进行宣传。在当时惠州几乎村村都有夜校，群众到学校学习文字、算帐等文化知识和抗日救亡的道理。不少群众通过学习，深受教育和启发，走上了革命道路。

三、抗战时期惠州的革命文化建设的社会影响及历史价值

（一）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抗日时期，无数的惠州乡民为了推翻腐败的旧政权，万恶的旧社会，建立一个为大多数民众利益服务的新政权，创造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社会而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他们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表现出了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断开拓进取、勇于创新。

根据陆定一同志的回忆，“1928年2月，我由香港秘密赴东江。一到就看见红旗招展，到处是佩带红袖章红领巾的同志们。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革命根据地，心情舒畅，至今不忘。”^[11]当时惠州地区作为东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同样洋溢着这种乐观、充满生机的气氛。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惠州儿女前赴后继、不畏艰险，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中。这种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得惠州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同时也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激励着惠州乡民努力建设家乡。

（二）敢于牺牲、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抗战时期，惠州曾经四次沦陷在日军手里，饱受日军的摧残。在此期间，惠州乡民奋起反抗，可谓功勋卓著。与此同时，也在抗击日寇的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当时奋战在惠州的东江纵队为例，仅仅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就牺牲指战员2500余人。这种敢于牺牲、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成为东江革命历史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

（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民族精神

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社会文化，促使惠州形成了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特征在惠州的革命文化建设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正因为具有这种文化特征，促使了在抗日战争中，惠州汇聚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以至海外的仁人志士。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很多港澳地区的同胞、东南亚地区的归国华侨青年，抱着一颗爱国之心，勇敢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并和当地的民众一起参加东江纵队，为抗击日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华侨子弟和香港同胞共有1500余人。东江华侨服务团下属的东江流动剧团，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之一。这是一支主要由东南亚归国华侨青年组成的文艺队伍，他们各有所长，生活安逸，但为了民族的荣誉和国家的安危，他们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些生活，积极组建了战地歌剧团。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行程2000多里，巡回演出于东江各个游击区之间，创作并表演了《放下你的鞭子》、《太阳旗下》、《张家店》、《重逢》、《飞将军》等40个剧目，演唱《长城谣》等70多抗日救亡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12]东江纵队不仅营救了大量中国文化界人士，而且还至少营救了英、美、印度、丹麦、挪威、俄国、菲律宾等外籍人士89人。^[13]深受社会各界的好评和赞赏。这种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民族精神，不仅影响着当时的抗日军民，让惠州乡民汇聚多方力量，众志成城夺取革命的胜利，还一直流传下来。时至今日，惠州的精神中“包容四海”依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门，指引着惠州不断的发展。

结 语

惠州的抗日战争历史，是惠州乡民在党的领导下投身革命、英勇抗战、勇于牺牲、保家卫国的光辉历史。在历史时期全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基于惠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特征，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独特的革命文化。正是在这种革命文化的鼓舞和影响下，广大惠州乡民能够积极投身到革命队伍中去，参与抗战，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改革开放、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这种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如何将这种文化精神融入到今天人的社会生活之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深入挖掘惠州革命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提炼惠州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将其引入到今天社会发展中，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在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中进行广泛传播，从而促进惠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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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谭力浠等编著：《惠州史稿》，1982年内刊，第1页。

[2]　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惠州志:艺文卷[M].北京:中华书局, 2004。

[3]　广东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4]　叶洪添.惠州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程[J].惠州大学学报, 1995, 15(2).周桂花.论东江妇女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 1995(6)。

[5]　周桂花.论东江妇女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 1995(6)。

[6]　周桂花.论东江妇女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 1995(6)。

[7]　黄振位.广东革命根据地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8]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委员会.东江革命根据地史[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9]　叶洪添.惠州人民抗日斗争的光辉历程[J].惠州大学学报, 1995, 15(2)。

[10]　周桂花.论东江妇女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 1995(6)。

[1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东江革命根据地史:题词部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13]　广东省档案馆.东江纵队史料[G].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