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在沦陷后的香港，发生一件引起中外注目的大事，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爱国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突然在日军封锁下，神秘地“失踪了”。

早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侵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当天，党中央和驻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就先后两次急电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领导成员连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政治委员尹林平、中共粤南省委副书记梁广、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南方局派驻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同志，迅速做好营救应变准备，将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营救撤离香港转入内地游击区后方安全地区。

1942年1月9日下午5时，第一批秘密营救撤离香港的文化人茅盾夫妇，还有廖沫沙、叶以群、胡仲持、胡风夫妇、宋之的夫妇、韩幽桐夫妇，沙蒙、葛一虹、戈宝权、黎澍、胡绳、沈志远、周钢鸣等20余名文化人，开始行动了。他们在香港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员潘柱（当年22岁，中共党员），遵照廖承志、刘少文指示，请茅盾、胡仲持、叶以群、廖沫沙、胡风、胡绳等20多名文化人士换上广东人习惯穿的“唐装”衫裤，给每人发一个小包袱，把他们装扮成“难民”的样子，然后，由地下党九龙交通站交通员李锦荣（香港青年工人，中共党支部成员）冒着日军的海上封锁和搜捕的危险，配合游击队港九武工队（手抢队）黄冠芳、刘黑仔带领茅盾等文化人到设在铜锣湾避风塘内的秘密交通站一条大渔船，第一批文化人的秘密撤离终于成功。这批文化人由香港接到九龙市区，地下党何鼎华、李健行、何启明等建立了秘密接待站，安全周密地安排进入游击区。在港九游击队蔡国梁指挥下，黄冠芳、江水率领的手枪队护送，从九龙经西贡交通线，由九龙青山道、荃湾、翻越大帽山，历时三天，走了100多里路，至元朗进入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山村，才脱离虎口，来到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部。当晚，游击总队领导人尹林平、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为他们这批从香港安全脱离虎口的文化人，接风洗尘，用东江客家的传统香肉（狗肉）晚宴接待。在宴席中曾生操着客家口音的北方话，笑对客人说：“山沟里搞不到好菜，只能委屈大家吃餐狗肉宴。”尹林平坐在茅盾的身边，也关切地问：“路上走得怎么样？没受惊吧！”茅盾感激地说：“从香港脱险，一路上多亏同志们照料和护送，安安稳稳带到这里，没有什么受惊，你们工作做得这么细致周密，真叫我钦佩呀！”数天后又来了邹韬奋，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今天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笔杆子，今后要把笔杆子与枪杆子结合起来。”会后韬奋拨墨挥毫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司令员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 题词。他和韬奋临走前还参观了总队《东江民报》社和副刊《民声》并分别题写了报名和刊名。他们在总部山寮住了五、六天，山寮里物质生活很艰苦，对文化人生活待遇，只能按游击队员每人每天3钱油9两米，一角钱菜全标准，给文化人提高了一倍。

总队政委尹林平、司令员曾生亲自布置中共惠阳县委、惠阳县前线工委书记谭天度和惠阳大队大队长彭沃，不惜一切代价将文化人安全护送去惠阳的任务，护送这些国粹，这是政治任务。从白石龙到惠阳大队部田心村有60多华里的路程，分作两个晚上走，途中要秘密通过港九铁路、布吉、横岗等一带驻有日军和日伪联防队，还有可能遇到国民党散兵和土匪的袭扰，要设法绕开这些地方。中共惠阳县委根据总部尹林平政委部署，整个惠阳地下党和惠阳县前线工委领导各个部队都动员起来了。在惠阳县前线工委和手枪队队部所在的田心村建立了秘密接待站，由惠阳大队副大队长高健负责。

第二天夜幕刚降临，由惠阳大队独立小队长郑伟灵和政治服务员陈铭辉率五个班60多人，兵分三组，成一路纵队前进。第一组由两个班负责开路，扫清障碍；第二组一个班在队伍中间，紧跟文化人；第三组两个班殿后，应付敌人可能的追击。从宝安的白石龙总队部到惠阳的碧岭交通站，走的大部分是崎岖迂回的山路，加上田埂泥泞，夜黑路滑，这对没有长途夜行习惯的文化人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行军速度缓慢。独立小队全体同志发扬阶级友爱，沿途携老扶弱，帮他们挑行李，拉他们过山间险道，还背着体弱的文化人涉水过河。从白石龙连夜赶到碧岭总队交通站，可把文化人累得疲惫不堪了。那时，发现茅盾双脚红肿，脚底打了几个血泡，有的血泡已被磨破流出血水。独立小队长郑伟灵马上找交通站廖其浩站长端来了热水，帮他热烫双脚，包扎伤口，消除疲劳。为了在交通站安全休息，特别加强了岗哨。安全休息了一个白天，晚上天黑时，队伍又起程了。担负护送的独立小队按照交通站廖其浩提供路线，从山边杂草丛生的小路经过，然后绕过坪山墟急速前进。这天晚上走20多里路，上半夜就抵达田心村惠阳大队部。独立小队按照总队首长的指示，把茅盾夫妇等文化人安全地交给了惠阳大队副大队长高健。茅盾等文化人在田心村住了10天左右，惠阳大队领导与这些文化人相处日子里，共商抗日救国策略，还要求他们给游击队上课，茅盾讲哲学、沈志远讲政治经济学、戈宝权讲外交、胡绳讲唯物主义辩证法。

1942年2月，我地下党和东江抗日游击队，从香港营救出来的部分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陆续护送抵达惠阳县淡水附近的秋长乡茶园交通站，站长叶汉生（中共地下党员），惠阳县委为保证安全加强了岗哨，派出县委长枪队、手枪队领导人叶基、叶维儒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第一批文化人中有茅盾、孙德沚、张友渔、韩幽桐、廖沫沙、叶以群、宋之的、戈宝权、黎澍等20余人。其中茅盾夫妇、胡仲持、叶以群和廖沫沙等5人被安排茶园村村党支部书记叶仁家住下，叶仁家是一个很偏僻很隐蔽的独家小院落，因为惠州到后方的路暂时还不通，他们在这里待了一周之久。

根据上级指示，卢伟如决定在春节前由中共惠州区委书记蓝造负责护送他们到惠州。茶园到惠州相距100华里。当时惠州第二次沦陷，日军刚撤出惠州，国民党顽固派一八七师张光琼部盘踞在惠州城内。而从淡水附近茶园交通站到达惠州这一线，党组织比较活跃，群众基础较好，对护送工作，相对来说较安全，危险不很大。

这时任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他遵照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尹林平紧急指示，趁敌人立足未稳，情况不熟之机，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营救接应被困在香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英，他遵照中共前东特委和惠阳县委指派在惠州城建立秘密接待站，扮成香港“昌业公司”大老板（总经理）兼惠州城水东街“源吉行”总经理身份来惠设商行作掩护，利用地下党有统战关系的商行“东和行”作据点，通过“源吉行”从香港运来煤油、棉纱、汽车轮胎等热门物资，囤放城内水东街“东和行”，并四处找国民党军警特官员和有关商人“谈生意”，借机弄清敌情，疏通关系，选中城内桥东区上塘街东湖酒家二楼作为抢救对象的秘密联络站。当时惠州城内外，国民党军队和中统特务组织，设立许多水、陆路口检查站，盘查严密。为了让文化界人士能顺利通过，卢伟如以港商名义，宴请国民党驻军师长和特务组织头头们，在酒酣耳热之际，提出有批香港同事、亲友到后方避难，请他们给予方便得到了允诺。沿途又给负责检查站国民党军的团营连长分别送礼、买通，并布置沿线地下党组织设暗哨严加保护，使文化人过关卡时，只要说是“昌业公司”卢老板的亲友，便能得到通融放行。

为保证将这批文化人安全护送到惠州，蓝造先进城与惠州城里建立秘密联络站的中共惠阳县组织部长、武装部长卢伟如取得联系，研究护送的具体办法。他根据卢伟如部署：一、这批文化人扮成商人身份从香港逃难前往惠州；二、护送工作在沿途地方党组织的掩护下，由蓝造和交通员刘茂负责；三、路线选择走由茶园经永湖、三栋到惠州的大路；四、茶园休息吃午、晚餐；五、到达惠州城内，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等收集起来统一保管，不准上街公开活动，以免暴露他们知识分子身份。蓝造根据卢伟如指示，他和刘茂同志离开惠州城在回茶园的路上，向沿途三栋、永明、秋溪、淡水等地党组织作了部署和安排。回到茶园后，他们将去惠州路线和县委领导安排，向茅盾和张友渔领队等同志作了汇报，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出发前，除了雇了两个乡民为轿夫，临时用农村的大木椅扎了椅轿，准备让茅盾夫人孔德沚坐轿前往。

2月14日（旧历除夕），吃过早饭，蓝造和刘茂就领着他们从茶园起程上路了，20多人行动队伍，浩浩荡荡。当时天色阴沉，像快要下雨样子，蓝造他们找来一件用箬叶织成蓑衣，披在茅盾夫人肩上，把一顶箬帽戴在她的头上，让她坐上轿。由于她这身装束，引得茅盾和其他文化人放声大笑，大家说她简直是印第安人的模样。见到大家笑她，孔德沚一定要脱掉蓑衣，也不肯坐轿，还说自己出了村子才坐轿。就这样，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情绪很好。这也是自从离开沦陷的香港以来，经常在夜间走路，还要怀着紧张的心情通过敌人封锁线，而今天能在白天大摇大摆走路的缘故吧！由于大家心情轻松情绪高，从茶园到永湖这一段40多里路，不知不觉地走完了。茅盾夫人时而坐轿，时而步行，也很轻松。中午在永湖休息一个小时，大家吃了干粮、喝了水，又继续上路。过了一会儿，天飘起了毛毛细雨来。刮起了风，气候寒冷，他们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路又不好走，速度也比上午慢了许多，但大家还是鼓起劲往前走。大家赶了约15里的路，到三栋已经将近黄昏。

到三栋后，雨开始大起来，按原计划准备在这里吃晚饭。这时，文化人个个都很疲困，茅盾问蓝造同志到惠州还有多少路？告诉他还有20多里。茅盾和其他几个文化人商量后，提出要在三栋过夜。从早上出发到黄昏，而对生活在大城市的文化人来说，确实是很不简单了。但是，在三栋过夜原先没有计划安排，安全没有保证。蓝造和刘茂只好说服大家坚持走最后一段路。连夜赶到惠州。通过文化人领队张友渔等帮助说服工作后，大家同意继续赶路。在三栋吃过晚饭后，夜幕降临，已经是晚上7点钟了，茅盾提出到墟上买几盏灯笼。那时店铺已经关门，没有买到，于是大家就摸黑上路。

由于天黑，又下着雨，路很滑，加上大家已很疲劳，走起路来很慢。这时由刘茂走在前头探路，蓝造走在中间或在后头，负责处理行进中发生的问题和照顾掉队的文化人。从三栋到惠州，原是一条公路，日军进犯惠州时，已被彻底破坏，到处有坑坑洼洼。队伍中只有茅盾和张友渔两支电筒，光又不强，也只好轮流使用。蓝造和刘茂两人在行进中遇见坑沟和难走的地方，都给大家打招呼，由于队伍拉得长，有时有的人听不清楚，非常担心在路上出问题，果然就在离惠州不远地方，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那是过一座小石桥时，茅盾夫人掉下河里去了，站在泥水里，侥幸的是桥下不高，河里只有一些水草和烂泥，茅盾夫人没有跌伤，只是滚了一身泥巴。蓝造和刘茂从前面跑回来把她拉了上来。一场虚惊之后，大家继续赶路。就这样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在当晚下半夜一点多钟，终于赶到惠州。一直焦急在惠州等候的惠阳县委领导人卢伟如和陈永等同志，见到茅盾等文化人安全到达，才松了一口气，把他们分别安排在惠州桥东东湖酒店和水东街东和行住下，指派地下党员刘茂白等负责警戒工作。

农历正月初三日，护送第一批文化人茅盾等乘船北上去老隆。临出发前，根据上级指示，卢伟如给文化人每人发了1000元作为旅费，并给茅盾多发500元。上船的码头是在惠州的中山公园望江亭后面。当时有一段小插曲：茅盾看到中山公园里的廖仲恺先生纪念碑时，诗兴大发，拿出偷藏在身上的笔记本和笔就作起诗来，怕暴露了身份，曾进行劝阻，他发起脾气来，说不上这条船。文化人乘坐的船，虽是包租的，但这条船从船长到水手全部是自己人或进步群众，由地下党交通员刘茂白带队，应付盘查。为了确保茅盾安全，卢伟如还特意通过打入惠阳县税务局的地下党员黄鑫（后牺牲）的关系，安排他乘国民党官员的走私船走。这种走私船，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特务，都是不敢检查的。可是茅盾上了这条船，看到船里一片乌烟瘴气时，说什么也不肯与这些国民党腐败官员同船。最后，他还是和大家一起乘包租的船走了。此时，惠州秘密联络站已经胜利完成了接应，护送文化人的重大使命。就在这些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全部脱险后不久，日本特务机关在香港敌伪报纸上刊登出投降启事，点名“请”茅盾、邹韬奋等人出来参加“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可他们那里知道，邀请的人早已是“顿开金锁走蛟龙”了。他们诱捕爱国人士阴谋也白费了心机。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护送交通的不断完善，先后于1942年2月底分五批离开白石龙游击区，分赴惠州和韶关、桂林等地。只有邹韬奋、戈宝权、胡绳、黎澍、沈志远等几位同志，由于身份较暴露，或因国民党指名通缉等原因，在游击区逗留时间最长。4月，广东抗日游击总队“华南队”军政干部训练班，在石坳开学。在东江主持大营救的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总队首长和邹韬奋、胡绳等出席开学典礼，并邀请邹韬奋作《民主政治问题》专题报告。此时，国民党当局鹰爪，在沿途各地没能查出韬奋的行踪，断定韬奋仍在广东，特务头子刘麻子前来广东坐镇指挥，扬言务必将韬奋捕获。

不久，由交通站惠州区委书记蓝造接送韬奋到惠州，他按照卢伟如指示，就安排“昌业公司”大商行“少东家”——陈永（惠阳县梁化区委书记）在惠州城浮桥西边租了一间民房为秘密接头点住下。韬奋住了几天，就向陈永提出要到市内街上转转。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左派文化人缉捕的风声越紧，陈永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他见陈永不同意，就对陈永说：“我没到过惠州，这里不会有人认识我，上街走走，散散心，是不会碍事的。”陈永提醒他说：“你不是发表过一本《萍踪寄语》的书吗？那本书上有你戴眼镜照片，只要敌人拿那本书的照片和你本人一对照，便会认出你的。再说，你离开东江游击区前，帮助部队办过报，国民党已经察觉你在东江行踪，而且还布置特务在东江、韶关一带搜查你了，如果你一露面，很可能会被敌人发觉，你在这时候上街走是很危险的。”韬奋先生听他这样一说，放弃了上街的要求。

经过不断的周折，从惠州往老隆到韶关的秘密交通线和掩护都打通了，我地下党组织设法从国民党师管区弄到了几百张难民证，按照证上填写年龄、身份等特点，分别分给护送的文化界人士。邹韬奋的“难民证”是写商人身份“李尚清”名字。过了一个多星期，准备好了船，护送邹韬奋等文化精英离开惠州前往老隆，他们是在惠州接应和护送的最后几个文化精英，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到了党中央的传令嘉奖。

参考资料：

1、1940年9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简称南委）后，广东改设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北省委领导广东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粤南省委领导香港和广东沦陷区的斗争。

2、茅盾《脱险杂记》，1943年著。

3、摘自1942年1月10日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致党中央电报。

4、白石龙山村，有二、三十户人家。爬过一座山头，北面就是深圳，日军不敢随便越过山头，而东江军民称为“呵呵鸡”（瘟鸡）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敢轻易到敌后前线来。1942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部常驻此地，也是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从香港脱险后，回内地第一站所在地。

5、卢伟如（1919-1985年），惠阳县新墟约场乡湾塘村人。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