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省立惠中学生推动惠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潮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随着全国人民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形成，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向有光荣革命传统，而又素称东江最高学府的省立惠州中学（1937年省立第三中学改用此名）的学生们不再沉默了！8月间，该校留省的校友李康寿、叶汉生、黄焕秋等（中大毕业学生），返乡协助发动城内各中学的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省立惠中学生自治会率先行动，号召全校同学停课两周，组织抗日示威大游行，派出宣传队上街。惠阳县一中、县女师、梌山中学等校学生接着响应，统一行动。一时，惠州府县两城的通衢大道、车站、码头，处处出现学生宣传队的活动。他们在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保卫中华》等抗日救亡歌曲，散发传单（《告各界群众书》），发表演说，表演街头剧。节目内容富有鼓动性，宣传效果很好。当时大街小巷的每个角落都回荡着振奋人心的歌声，造成强烈的抗日救亡声势，把沉睡的惠州城呼唤醒了！特别是《全国总动员》这首歌：“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侵占，挣脱被压迫锁链，要联成铁阵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唱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心声。群众最爱看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它体现了工农群众站起来团结御侮的意志和力量。

1938年上半年，惠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形成了高潮，省立惠州中学的学生是这个运动的主干。该校的学生自治会作为惠州学生的社团代表，联合各界社团组织了“惠阳各界抗敌后援会”。以该校学生为主体力量，在林维熊、林永玖、张振强等“惠州留省大学生回乡服务队”成员和当时以公开身份留惠的共产党员谭家驹、彭泰农、赖少其等的指导、协助下，大力开展声势浩大的救亡宣传、抗日献金、募款劳军、抵制日货、查缉汉奸等活动。这期间，该校学生除经常晚间在中山纪念堂公演《三江好》、《雷老虎》、《凤凰城》等大型话剧宣传群众外，高三级学生还组成若干宣传队（每队十余人），分别由学生自治会干事梁海南、冯棣权、蓝天博、李延基、郭崇基、刘锦沛、梁鸿楷等领队，开赴博罗、河源和县属淡水、平山、多祝、平海、横沥等圩镇开展救亡宣传。他们凭一股强烈的爱国热忱，一切困难都阻挠不了他们。活动没有经费，就自筹。其中有一队宣传队乘搭平山渡（一种来往惠州、平山的私营木船）交不起船费，就向船老板和船工们讲“人人起来打日本”的道理，介绍宣传队赴平山的目的意义。船方和乘客们很受感动，结果船老板不但不收他们的船费，还免费供应他们饭餐。宣传队每到一个圩镇，都联系当地学校，教学生们唱救亡歌曲，训练他们表演街头剧。当市集圩期，宣传队就以“文艺轻骑队”的形式，活跃在市集上。所到之处，锣鼓铿锵，歌声嘹亮，群众围观如堵。赶圩的农民忘了买东西，摆摊的小贩也顾不上做生意。大家忙着读传单，听演讲，看表演。惠中学生们吹起的抗战号角，响彻东江的广阔山乡，唤起广大农民团结抗日的觉悟。他们热情宣传抗日救亡的义举，极受群众的欢迎，每到一圩镇，他们都能得到当地学校、商会、机关或一些爱国绅士的热情接待。

1938年下半年，该校学生大规模的下乡巡回宣传活动告一段落，又涌现一支颇有战斗力的文学宣传队伍，活跃在抗日救亡的文化战线上。这年7月，该校当届高中毕业生中一批原学生自治会会刊《号角》编辑，刚走出校门就满腔热忱自发组织《战魂文学社》，取得多方面人士捐款支持，出版《战魂》旬刊（16开本）。刊物主编梁丝思（梁海南），副主编冯君池（冯棣权），编委：吴鸿枢、李慕来、叶一鸣、丘举、蓝天博、谢国梁。他们为刊物撰稿、编辑、筹款、出版、发行而终日辛劳，却不拿报酬。刊物第一、二期在惠州印刷，版面粗劣，发行量每期只有三四百份。后来该刊得到当时驻惠的中央社特派随军记者肖莫寒赏识，给予扶植，由他出面任《战魂》社长，第三期起扩大版面，由广州“大中印刷厂”承印，交广州“上海杂志公司”发售，发行量陆续增至1000份。由于刊物编辑者是一群尚未涉世而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个个血气方刚，意气风发，发表的文章立论公正，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概，敢说出人们不敢说的话，从而博得读者的欢迎。当时山东战场失利，韩复渠、李服膺不战而丢济南、泰安，致使津浦、胶济两线国军全面崩溃，一时国内群情怨怒。该刊及时发表《畏敌不战者是汉奸》的评论，率先呼吁当局应杀韩、李以谢国人。（事后，蒋介石在全国舆论压刀下，不得不这样做了。）文章写得痛快淋漓，读者无不称快。可是，有一期刊物转载了《民众运动必须彻底民主》一文，就受到国民党省党部某些人的“严正警告”。嗣后，因在第十五期转载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引起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的震怒，被“勒令”停刊。这刊物虽然仅仅出版了十五期就“夭折”了，但它毕竟是当时东江一带唯一的抗战文学刊物。它能响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不受任何党派观点的支配，鼓吹全民抗战，表达群众爱国抗日的心声，对当时本地区青年学生和社会知识分子阶层有一定的影响。

二、惠阳儿童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的组建和活动

1938年上半年，惠州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少年儿童的抗日救亡活动己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7月，惠阳县立民众教育馆主办的惠阳儿童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成立。该班的宗旨是：培训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情感和有较强的抗日救亡活动能力的儿童，作为全面开展惠州少年儿童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招收学员则由城区内各小学选送高年级学生代表若干名报考；经过作文、演讲、唱歌、画画等项考试，择优录取。共取录男女学员任谭炳、谭秀彩、陈淑晏、林素嫣、祝兆强、祝兆权、严高、李锦泉、黄梓胜、胡鸿生、蔡西通、李瑞林、邹益泰等34人。办班的人力、财力、物力均得到地方各界人士的支持。学员进班，规定统一的制服：穿自己原来的童子军服，戴平顶军帽，配黑色领带（仿飞行员军便服式样，帽和领带是免费发给的）。班内有较雄厚的师资力量。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古伯伟兼班主任，该馆教育部主任黄荣庆、艺术部主任何奕昌任生活导师。此外，一批当时留惠州的进步人士谭家驹、彭泰农、赖少其、刘仑、朱其卓等都分别担任该班时事教育、墙报编写、漫画制作、戏剧排练、歌咏训练的导师。他们热爱学员，亲密地和学员生活在一起，尊重学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让他们发挥自己管理自己的才能。学员在班里的生活、学习、工作，全都贯穿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突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办班特色；提倡“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训练班充满民主、活泼、紧张、战斗的气氛。

每天清晨，当市民一天生活开始的时候，全体学员组成的“救亡晨呼队”就队列威武、英姿飒爽、步伐整齐地出现在街头。他们在行进中引吭高歌《全国总动员》、《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抗日民兵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振臂高呼抗日救亡的口号。他们就是这样用歌声、口号增添城市抗战动员的气氛，激发市民抗日救国的情绪。晚上，这支救亡宣传“小兵”活跃在中山纪念堂的舞台上。别的宣传单位在公演话剧，他们的歌咏队则负责间场的节目。他们在这儿专场公演的大型话剧《打东洋》、《木头皇帝》，多次重演不衰，每次演出都能博得军政领导和各界人士的赞赏。宣传队每周一次活动在街头、车站或轮渡码头。宣传节目丰富多彩，表演唱《凤阳花鼓》、《流亡曲》、《卢沟桥问答》、《河边对口曲》最能吸引观众；街头活报剧《打狼》、《捉汉奸》最能振奋人心；陈词慷慨、情意真切的演讲，博得群众阵阵掌声。他们编写的巨幅墙报《抗日烽火》（周刊），每周在平湖门、十字街、包公巷三处和群众见面。它以图文并茂、版面鲜明的特色招来大量读者。学员们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忘我的救亡宣传活动，颇受社会各界人士赞许，有人称誉他们是“时代骄子”。他们在中山纪念堂公演话剧，专员兼保安司令丘誉看完演出拍掌之余还掏腰包派人买了沙梨送到后台，表示慰问。他们进行劳军活动，向驻军（国民党八十三军军部，当时驻西湖永福寺）赠上锦旗（题词是：卫国干城），军长莫希德接待了他们，对他们的爱国精神给予嘉奖鼓励。他们到茶楼、车站、轮渡码头开展“卖花献金”活动，也许是他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中引起反应，解囊买花的人特别多。9日中旬，训练班结业，学员们各回原校或升学。他们的活动虽是短短两个多月，但足以表现惠州少年儿童爱国抗日的可贵精神，他们也和成年人一样在全国抗日总动员的号召下行动起来，锻炼了自己。后来，该班李瑞林等部分学员参加了“惠阳青年抗日先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