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为象头山写点文字，又一直苦于无从下手。写自然风光、生态植被早被人写多了，再也写不出新意。写她的历史底蕴、人文景观实在又不知从何写起。象头山既无庙宇又无道观，既无仙人足迹亦无名人墨宝。她只是一座山，一座孤零零的山，一座多少年来不被人们重视和关注的石头山。
如果不是被命名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许至今她仍然锁在深闺，不为世人所知。
山是有龙脉的，山除了有脉管还有灵魂，大山的龙脉就像人们手臂上的血管，有的凸显出来，看得见血液的流动，有的又深埋在肌肤中，不显山露水。罗浮山脉横亘数百余里，山的走势、山的延伸正像肌体中的血管，虽时隐时显，却脉气相通。罗浮山由于有了宗教文化的浓重色彩，她便有了神秘的面纱，那云遮雾绕的山岚之中，透出几分诡秘，几分仙气，几分高深莫测的姿容。象头山虽也超凡脱俗，却仍然像是个没出家的凡尘俗子，更像一位饱经沧桑深谙世事的智慧老人，见证了惠州的千年历史，亲历着鹅城的百年风烟。
一百多年前的1900年，孙中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洲田武装起义，惠州归善人郑士良担任了这次暴动的总指挥。起义军的目标十分明确，攻占新安，塑东江而上，直取象头山下的惠州府衙。
可以说这次起义很成功，从几百名东江子弟到2万余众的起义军队伍，浩浩荡荡的义军在东江流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广东水师提督、两广总督直至清廷的最高统治者都在为镇压这次农民起义而抓耳挠腮，惶惶不可终日。
也可以说这次起义很失败，2万多人的义军队伍为了得到海外援助的枪械，慢慢往海边转移，一出东江便被清兵截成几块，最终因为枪械粮饷接应不上而四处挨打，而那道来自香港暴动起义总部“自定行止”的命令，使数万人的起义军在解散之后的几天内各奔东西，轰轰烈烈的一场大起义一时灰飞烟灭。这让郑士良和许多革命党人痛心疾首，甚至连清廷也想象不到，三洲田为什么会爆发得这么突然，这么凶猛？而败散得又这么容易？这么令人费解？
我们无法去解释这个历史的谜底，也不去纠结那段扑塑的历史。其实孙中山的每一次起义，都离不开会党帮会的支持。东江地区是三刀会、三点会、兴中会云集的地方，这些反清复明的民间组织为武装暴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孙中山的多次起义首选惠州自有他的考虑，但又往往带着一些盲目和冲动，甚至是即兴般的壮举，这实在令后人感慨良多。但屡败屡战，锲而不舍，永远保持着昂扬斗志的唯有孙中山，而且辛亥革命终归取得了胜利，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终被打倒，这是不争的事实，任凭后人如何去评说解释也不为过。
三洲田起义失败后的义军遭到清兵的缉拿和捕杀，巍巍象头山用博大胸怀接纳了一批起义军的士兵。他们是上山为匪？落草为寇？剪径绿林？逼上梁山？用什么词都合适。反正就有这么几十个东江子弟被清兵四处追杀，走投无路地逃进了象头山。
象头山收留了他们，也保护和养育了他们。清兵知道象头山藏有会党，但山高林密绵延百里，他们只能望山兴叹，只能在山下转悠并战战兢兢地张贴一张张悬赏缉拿的文告……
1901年，三洲田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郑士良在香港暴毙，年仅38岁。我们也许会以为这个惠州洪门的首领一定是个五大三粗，目不识丁的江湖老大，却不知道他是个饱读诗书的白面书生、郑士良1863年出生于归善，其祖父、父亲都是盐运使署的稽查，家境殷实。19岁郑士良从崇雅中学毕业考上广州礼贤学校，毕业后再转珠江南华医学堂，在这里与孙中山成为同学并结为至交。早在1895年1月郑士良就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到了该年4月，孙中山、郑士良开始策划兴中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武装暴动——广州起义。郑士良从日本回国后，即开展组织联络，广州、惠州、潮州、嘉应州等地会党及绿林首领共商起义大计。可惜的是这次起义因为运送枪械失密，指挥者之一陆皓东又被捕牺牲而宣告流产。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不得不避难香港。5年之后的1900年，由郑士良组织并指挥，以东江会党为骨干的三洲田起义成功之后又遂归于失败，东江会党除流浪他乡，潜隐深山密林之外，大多数的头领再次远走海外以逃避清廷的追杀。
三洲田起义失败一年之后的1901年7月，郑士良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香港，准备策划兴中会的第二次暴动，还没开展工作，竟在琼楼死于清廷的暗害，同党把郑士良棺柩秘葬于簿扶林道基督教坟场，为防止清廷破坏，连墓碑也不敢打上郑士良的名字，只署“郑弼臣之墓”，可见当时捕杀革命党人的清廷鹰犬是何等嚣张疯狂，尤其是对付郑士良这等兴中会的重量级人物。
《清史》有述评：“兴中会为革命党，草创时期，风气未开，时能知民族大义而为之死者，大多洪门中人，故广州、惠州两次起义，皆以会党举事，而至事者，郑士良也。广东多会党，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一日不安。”由此可见，郑士良的出现成为“清吏一日不安”的眼中盯，肉中刺了，而惠州府和象头山呢？在清吏眼中的地位又是如何？
时任惠州知府的沈传义在给两广提督德寿的奏折中说道：“象头山位于博罗、归善两县之间，山高林密，路径迂回，南抵罗阳，紧接罗浮众山，而北与河源接壤，紧连永安、龙川各县，东邻东江十里之遥可抵府县二城，一出东江可直抵省会。”而两广总督给惠州知府的批折中则说：“惠州府东接闽赣，北连湘楚，实乃粤东之门户，自明清数百年以来，便没水陆署衙于惠州府，象头山乃城郊高地，实为军事要塞，守住乃重中之重。”
面对清廷的残酷捕杀和严密防范，随着郑士良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的先后罹难，孙中山孤掌难鸣，再度流浪海外。他回不了内地，甚至连香港也不能驻足。这一连串的挫折让孙中山自感势单力薄，为对付清廷，他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洪门帮会收拢门下，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诞生。
无论是三刀会、三点会、哥老会等等，都是源于明末清初的民间帮会组织，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它们的统称是天地会或洪门，致公堂又成为了洪门海外的分支机构。在这些进步组织基础上成立的同盟会，显然是大大加强了反清的力量。在三洲田起义失败沉寂7年之后的1907年，东江流域的中心治所惠州又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这是孙中山为推翻清王朝策划的第四次起义，也是同盟会成立之后的第二次（潮州黄冈算第一次）。负责这次暴动计划的头目一个叫邓子瑜，一个叫陈纯。这两个都是象头山下的会党首领，除此之外，还有孙稳、林旺、梁慕光、石亚佛等等，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也是会党的骨干成员。
孙中山和两广总督似乎都紧盯东江地区，在孙中山把邓子瑜、陈纯派回惠州之前，两广总督早己把一个杀人如麻的清廷恶吏派往惠州接任沈传义。这个叫陈兆棠的新任知府因为在清乡剿匪时滥杀无辜，在民间得了个“屠伯” 的外号。
陈兆棠是有来头的。
他出生湖南，父亲陈士杰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幕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成都知府刘心源看中了心狠手辣、办事干练的陈兆棠，便一下把他调到匪患严重的四川崇州。陈兆棠一到崇州即整顿保甲，清厘户口，大开杀戒，不久就镇住了辖地匪患，大得刘心源、岑春煊赏识。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为慈禧太后红人的岑春煊升为两广总督，即奏请准其带陈兆棠入粤。陈兆棠大有“士为知已者死”的壮士情怀。当时的广西匪情严重，大之攻城掠地，小之杀人掠货，陈兆棠即向岑春煊建议，由他组建棠字全军1500人，亲自训练，亲率出征。几年内转战广西各地，经历大小战斗70余次，终于平定广西匪患，为清廷统治再立赫赫战功。
对于这样一位忠心效力的清廷悍将，如果再得不到上司的重用，那也实在是两广总督的失察和失职了。其时惠州的情形并不乐观，东江会党活动十分活跃。用陈兆棠的话来说是：四川、广西匪情再乱不过是山贼刁民而已，惠州的会党有了洪门帮会的组织，有了孙文和同盟会的介入，就不能不刮目相看了。那就如同对待康梁和孙中山一样，康梁的一切变法维新无非是想帮皇帝整顿朝纲，拯救大清江山，而孙中山从始至终总是千方百计想着推翻清王朝。
这应该不单是陈兆棠有此意识，略知时势国事的平头百姓也不难辨别出这两个政治集团本质上的区别。
惠州会党虽一样被称之为“匪”，谁都知道此“匪”非彼“匪”，此“贼”非此“贼”。他们不但敢跟清兵刺刀见红地对着干，还敢攻城掠地，还想着攻下惠州府，挺进广州城，活捉都督，建立南方革命根据地。
陈兆棠没有辜负岑春煊的厚望，他自1906年擢升为惠州知府之后，立即实施他在四川崇州发明的那一套“重典治乱”的清乡法宝。清厘户口，整顿保甲，训练乡勇，加强水陆防务。除此之外，他更重视军事布防，把洪兆麟的清兵绿营派驻象头山下，扼住了这个南北要塞。同时在罗阳、泰美、杨村、公庄、七女湖等地建立了兵站。虽然他并不看好前任知府沈传义的治惠业绩，但他记住了两广总督批回沈传义那份奏折中关于象头山战略位置的全部内容：惠州府东接闽赣，北连湘楚，自明清数百年来便设水陆督署于惠州，象头山乃城郊高地，历为兵家必争之地，守住乃重中之重。
邓子瑜是博罗人，陈纯是归善人，他们都出生在象头山下，一个在山之北的麻陂丰门村，一个在山之南的七女湖望江村。他们都熟悉象头山，也钟情象头山。1907年初春的一天，在象头山下的一幢简易民房里，两个客家汉子正在密谋着一起举国震惊的大暴动。邓子瑜问陈纯：如果我们在惠州举事，暴动地点选在哪里为好？陈纯几乎是随口而出：七女湖、公庄、罗阳，三地最佳。邓子瑜问为何？陈继续说：三地暴动可对惠州府形成夹攻之势，罗阳、公庄连成一线，扼住象头山，进兵时可以逼进惠州府城，而七女湖顺江顺水一桨抵岸可直取归善，水陆两路围攻府县两城，有猛虎下山，蛟龙过江的迅猛之势。邓子瑜再问：若进攻失利时如何打算？陈纯答：退守象头山，尔后往公庄、平陵撤退。邓子瑜听至此，不由地击掌称道：好兄弟，我们想到一块了。
七女湖起义原定在1907年的8月，没想到潮州起义由于叛徒的告密提前行动了。为了救援这次行动，惠州的会党受命提前行动，这对邓子瑜和陈纯来说是措手不及的。除了枪械、粮饷、人员地点没有到位和考虑周密之外，连会制造炸弹的华侨骨干也没有到位。这种仓促和盲目的暴动，最终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为了这次提前暴动的成功，邓子瑜铤而走险，故意在象头山之西的公庄圩公开露面，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让陈纯的队伍悄悄地在惠州城的眼皮底下——七女湖圩镇秘密发动起义。
一个普通的道观广场，一座城郊的圩镇街市，突然发生了一场举国震惊的武装起义。200多名的义军队伍奋勇地杀向清兵防营。如果仅仅是为了这次暴动的成功，邓子瑜把陈纯的队伍往象头山一靠拢，两支义军队伍汇集到一块，依托高山大嶂与清兵抗衡，陈兆棠就是再多十个巡防营，想在短期内扑灭这支农民起义军，恐怕只是纸上谈兵。但这次暴动的目的是接应潮州，接应就是牵制惠州的水陆清兵，拉住广东提督援兵的尾巴，以缓解潮州方面四面受敌的压力，他们当然不能一暴动就上山。陈纯这支200多人的义军队伍在东江流域拖着几千清兵，迂回了好几天，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
当邓子瑜、陈纯获知潮州起义被彻底镇压，围捕的清兵反过来四面夹击扑向东江时，一切都已经迟了。陈兆棠、洪兆麟派出重兵死扼象头山，陈兆棠对洪兆麟吼道：在杨村、泰美一线隔开了陈纯和邓子瑜，我们胜券在握，暴徒束手待擒！
邓子瑜、陈纯完全知道陈兆棠、洪兆麟死守这一防线的真实目的。故他们拼死激战，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意欲撕开一个缺口，冲过象头山向公庄突围。但一次又一次的强攻终归被压了回来，直至清兵管带洪兆麟的腿都在杨村被义军打断，仍然无法逾越这道屏障，因为陈兆棠连夜赶到这里坐镇指挥。
他太清楚了，义军上了象头山，等于放虎归山啊。
弹尽粮绝，寡不敌众的起义军左冲右突，终归没有冲过陈兆棠设置的象头山防线。为避免全军覆灭的命运，陈纯只好背水一战，冒死过江。几天之后的深夜，义军被几千人的清兵赶到了梁化的一座大山中，幸存的几十位义军士兵满脸烟尘，衣衫不整，面对起义大旗举手盟誓，他们要在天亮之后与清兵血战到底，同归于尽。
几十个人，几十杆破枪，几十颗子弹如何与敌人血拼？陈纯突然改变了想法。他看看黑得如锅底的天空，自知这一刻过后便是黎明了，他不能让义军去赴死，更不能偷生，他们是义军的骨干，革命的种子，他要让他们活下来，因为他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如同看到了清廷的时日不会很多了。陈纯把那面起义大旗剪了下来，分给幸存的士兵每人一小块作为标致。他命令，他与林旺、孙稳作掩护，其它人乘着天色未明立即分散下山，并分别往象头山、罗浮山等地转移藏匿。
起义军一遣散，意味着丁末七女湖起义失败了。
有人说它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有人说是因为它没有严密的组织，我想这些都是原因而都不是原因，在孙中山策划组织的十大起义中，虽然同以失败告终，但我认为在惠州的两次起义（三洲田与七女湖）是最成功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经过长时间密谋和海外侨胞出资出力的广州起义一天就被镇压了下去，而孙中山亲自坐镇开炮的镇南关暴动，且有数百名从海外回国的热血青年参与的战斗，只几个小时就被清兵剿灭了，而潮州的起义也仅仅是维持了几天时间。七女湖起义虽然准备不足，粮饷不足而仓促行动，竟然转战东江数百里，击毙清兵无数，甚至连赫赫有名的清兵管带洪兆麟也差点在义军的枪口中丧命，并坚持了十余日。那较之其它起义，它的成功，它的影响，我们可想而知。
象头山再次接纳了这次失散的义军，也保护了这批种子。三年之后的1911年，这批藏匿了三年之久的义军种子参与了陈炯明、邓铿策划的东江起义，随后，潜在各处高山密林里的会党骨干蜂拥而出，冲在进攻惠州府的最前头。
楼高墙厚的朝京门上，站着清兵守将洪兆麟，他拿起单筒望远镜，看到城墙下那成千上万的愤怒地举着刀枪杀来的东江子弟，想起在象头山下的那次断腿，不由地浑身打颤。此时的陈兆棠已调往潮州，新任知府秦秉直要他在惠州城门埋上炸药，率军死守，誓与惠州城共存亡。洪兆麟自知这回大劫难逃，赶忙提出条件，只要起义军保他生命财产的安全，他即率八营清兵投降义军。
1911年11月9日，惠州府城门大开，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军进驻了惠州城。陈炯明、邓铿进城后把农民军和洪兆麟的清兵改编为七个旅，取惠州古循州之义，扯起了循军旗号，自命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在这支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中，大部分骨干都是三洲田和七女湖起义中幸存下来的义军骨干，以至后来这支队伍又改编成了粤军，它南征北战，威振全国，成为孙中山国民革命时期主要的军事力量。
象头山见证着这支队伍的发展和壮大，也见证着这座千年古邑的历史风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