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对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这一传统提法提出质疑。论文分三部分：一、论述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主要特点；二、论述邓演达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三、邓演达是一位杰出的人民民主革命家。
关键词：邓演达 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
社会价值 人民民主革命家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农工党的创始人、中国民主革命的勇敢战士、伟大的革命家爱国主义者、优秀的军事家和军事教育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可见，邓演达在我国现代民主革命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给予邓演达这样高度的评价，中共中央的领导、中国农工民主党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都是首肯的。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评价邓演达时却又戴上“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帽子。根据我所掌握的史料，最早是在1944年3月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的第二部分，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有四处提到邓演达并给予高度评价，但又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1】。我在1993年出版的《邓演达研究》一书中也沿用了这一提法，并将邓演达所存在的缺点、错误，都归结为“邓演达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今天看来，应当提出质疑。对于邓演达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的争议，我认为不但牵涉到邓演达思想社会价值理论问题，也直接影响着邓演达一生的评价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予以论述，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斧正！
一、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及其主要特点
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政治立场、主要特点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们先看看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中共中央对小资产阶级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2】。在《宣言》中谈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样社会主义……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然而且必然被突然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3】。与此同时，批评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说它成了德国政府镇压德国工人起义和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说它“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4】。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第十八部分即“小资产阶级”，指出：“参加这次起义（指1849年5月革命）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一部分是由于捐税过重，一部分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举行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之间左右摇摆”【5】。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6】。“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7】。……“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塞文——法国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整个这个地区爆发了被称为“卡米扎尔”[即穿衬衫的人]起义的农民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一直到1715年还有起义爆发），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万第——法国西部的一个省，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省曾经发生贵族和僧侣领导的农民反革命暴动）”【8】。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在欧洲各国中，俄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的国家。汹涌的小资产阶级浪潮吞没了一切，它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思想上压倒了觉悟的无产阶级，就是说，用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感染了和俘虏了非常广大的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过的是业主的生活方式，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指它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而言），所以它在生活上依赖资产阶级，在思想方式上也跟着资产阶级走”【9】。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叛徒考茨基》：“小资产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独立行动”【10】。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1】。“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作长期斗争中成长、形成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狂热有些象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剽窃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一切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有产者，即小业主，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有一种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废、耽于幼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的特性——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12】。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13】
——中共中央：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有哪些影响呢？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思想方法上，小资产阶级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党内出现的只重书本知识不重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只重感性知识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反映了这一思想方法；在政治倾向上，小资产阶级表现为随着情况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当革命发展较顺利时，易出现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当革命遭受挫折或与资产阶级合作时期，亦表现为悲观失望，或表现为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观点；在组织生活方面，小资产阶级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脱离组织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14】。
其次，根据革命领袖、中共中央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就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主要特点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作简要的概述：
一是小资产阶级是怎样的阶级呢？小资产阶级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主，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如中农、小商人、手业业者、自由职业者等。
二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一方面它是劳动者，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身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有革命性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小私有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往往在革命高潮或低潮之时，对革命的态度会左右摇摆，或是表现为革命的狂热性，或是悲观失望。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一问题有着精辟的论述：“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来说，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15】
三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特点：除了它具有革命性之外，其特点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具有自私性、狭隘性、保守性；同时又具有动摇性、妥协性、狂热性及左右摇摆性。
二、邓演达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
邓演达是像小资产阶级那样“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吗？邓演达如同小资产阶级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吗？邓演达会如同小资产阶级那样“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或“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随着情况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及“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脱离组织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及其在上述列举的种种表现，可以说与邓演达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的伟大实践是毫无沾边之处。
邓演达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在这方面，宋庆龄对邓演达作了准确的、客观的、精辟的及高度的评价。她说：“邓演达同志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对之不屑一顾”【16】。她之所以称邓演达是“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呢？一是他“坚定忠实”。就是他坚定地主张国共合作，贯彻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坚定地与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二是他“绝不妥协”。就是他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反动行径，进行了坚定不移的斗争；他从不为反动派的物欲和高官厚禄所动摇。现从四个方面加以概述：
(一)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
邓演达在广东陆军小学读书时就秘密参加同盟会，年仅14岁。接着参加辛亥革命并先后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和广西军阀沈鸿英，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得到孙中山的称赞。在国民革命时期，他竭诚拥护国共两党合作，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办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消灭吴佩孚等军阀的反动势力，立下汗马功劳。
与此同时，邓演达一生致力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他不但继承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他曾明确地指出：“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完全符合革命的需要，任何个人、任何阶级违反这一原则，都是离开革命阵线，成为革命的对象”【17】。他丰富与发展三民主义理论具有旗帜鲜明、见解独特和剖析深邃的特点。他根据20世纪30年代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权性质的变化以及工农大众切身利益的要求，提出了民族的平民革命的纲领，为他建立的政党奠定了理论基础。
民族主义——对外，要求中华民族独立；对内，要求各民族平等。这一原则与孙中山所阐述的原则是一致的。但邓演达发展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最突出的就是提出了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盟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因此，他认为对外政策：一是必须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同苏联恢复邦交，建立友好和合作关系；三是与各弱小民族结成亲密的关系，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势力日益膨胀及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谋图，提出国际反帝的联盟统一战线方针，是一种创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
民权主义——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邓演达发展了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他认为当前民权政权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平民政权。所谓平民政权，就是被南京政府压迫的、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平民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这些平民群众，是劳动者，即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以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担任运输分配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等等。这个政权的性质就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他指出：“构成平民群众的工人与农民，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最为厉害，更因为数量较多而争斗较勇的缘故，必然的成为平民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18】。
他认为建立平民政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无剥削的、民主的、土地国有的、产业社会化的、生产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还认为，中国社会历史前程的革命，“是一个复杂的一种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主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19】。他在阐述平民政权的组织时指出，我们必须抛弃欧美的地域选举代议制度，因为它容易酿成少数操纵多数的弊害，同时也要抛弃中国过去的“猪仔议员”及现在的“党衙门”，因为民众和政权隔离。因此，平民政权的组织——最高权力机关是国民大会。应按下列的比例数派遣代表：即直接影响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
总之，邓演达提出的民主的平民革命纲领——由平民革命、建立平民政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到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等四个步骤，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相同之处。平民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也与中共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相似之处。邓演达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革命纲领是难能可贵的。
民生主义——邓演达在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纲领“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形成了自己的民生主义思想。一是关于工业近代化问题。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经济特权；彻底肃清经济领域的封建残余，取消掠夺农民的封建主义手段；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人工商业有限制的存在，但不允许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必须运用政权力量，对一切大产业，关键产业及独占性产业由国家经营。这是邓演达平民政权的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内容就是必须发展民族自主经济，使国家独立富强。
二是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邓演达认为，要完成民主革命，铲除封建经济基础，根本的就是要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农民问题解决了，便解决了中国问题的80%。可见，他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呢？他认为第一步，实行“耕者有其田”；第二步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实行土地国有，亦即土地社会化。可见，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已大大超过了二三十年代其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水平，把民生革命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二）他是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坚强战士
邓演达捍卫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过程，也是他与破坏国共合作、背叛三民主义的行为进行斗争的过程。他公开谴责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敢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成为区分真假革命或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有许多人悲观失望，有的不革命了，也有的人追随蒋介石，但邓演达没有因革命的失败而气馁，也没有因反革命的猖獗而动摇，而是继续坚持革命。宋庆龄曾高度赞扬邓演达说：“当时所有忠实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地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而分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19】。
事实正是如此。邓演达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反人民的叛变革命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
邓演达不怕牺牲、威武不屈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他被捕后，蒋介石软硬兼施，要他放弃自己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并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软化他。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都十分容易得到，但他却一屑不顾。蒋介石亲自派戴季陶做诱降工作。蒋介石提出，只要邓演达发表一个声明，取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就可任命他为“剿匪”副总司令，马上可以坐上高官厚禄的交椅。可是，邓演达以“我要维护中华民族的正气”【20】，严词拒绝了。蒋介石慑于他的威力和影响，终于在同年
（三）他具有品德高尚的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生观。
邓演达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是树立为人民利益而奋斗而牺牲的坚定信念的。邓演达自参加革命以后就十分敬仰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民主革命家。他们那种舍生忘死、救国救民的革命崇高思想给予他深刻的影响。邓演达说：“孙总理不只是中国的母亲，实在是世界人的一个救星，因为他时时刻刻不忘了世界，不忘了世界受苦的人们。”【22】
邓演达在革命过程中，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一边，勤奋工作，严格要求自己。他说：“我们如果真要做人，真要享二十世纪的幸福，真是要勤力用工才是啊。”【23】邓演达两次出国考察，他目睹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状况，又对比中国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现状，更加激励他要为中华民族独立富强，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为人民利益为振兴中华而奋斗。他表示为“革命作最后的牺牲”，“为人民为大家去死。”他认为真正的革命者，“不为美色财货”。“不应有家庭的束缚”。【24】相反，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在给他夫人的信中说：“我现在的工作，准备在最近的将来为革命作最后的牺牲。”【25】并说：“人生总是要死一次的，不过要为人民为大家去死，才能够死得的当就是了。【26】”行动就是最好的回答。他不但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对此，
三、邓演达是一位杰出的人民民主革命家
邓演达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大家可以讨论。此文所述只是个人看法。现将对邓演达评价的若干问题，概述几点看法：
一是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曾有数处高度评价邓演达的革命精神、斗争精神和勇于自我牺牲精神。与此同时，说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可能考虑到他没有跟共产党走，另组建第三党；在当时邓演达曾批评过中共左倾路线有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当时又处于阶级斗争十分剧烈的战争年代。就是说，周恩来是在充分肯定邓演达并作出高度评价的前提下，提出这一看法的。因此，我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这一提法尽管不科学但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主要特点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来看，如果说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同时又称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及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了。因为将上述提法联系在一起，是前后矛盾的、是不实事求是的，也是错误的。可见，邓演达是否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关系着邓演达思想的社会价值问题，也关系着对邓演达的定位和评价问题。
三是邓演达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这是因为邓演达在革命过程中，他不存在软弱、妥性问题，他是始终坚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始终坚持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分子作斗争，始终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他不存在左右摇摆问题，他是格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始终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始终坚持以工农的利益为重。无论是革命高潮或是大革命失败，他都没有表现出“革命的狂热性”或悲观失望；他不是一个保守的人，邓演达忠于革命，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继承与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民主的平民革命纲领的理论，并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说明他的思路清晰、有远见、有战略眼光；他更不是自私自利、个人利益至上的人，邓演达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人生观，是他的思想核心。社会价值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对人类的奉献，而不是索取。奉献越大，其社会价值就越大。邓演达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他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对推动我国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邓演达是一位杰出的人民民主革命家。这一定位、评价具有科学性，符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称他人民民主革命家，是因为他从事革命的事业，是人民民主革命的事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其次，这一定位与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民民主革命家也是一脉相承的。
注释：
【1】、【13】、【2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164、167页。
【2】、【3】、【4】、【5】、【6】、【7】、【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262、275、279、588—590、632、693、694页。
【9】、【10】《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706—707页。
【11】、【1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2、199—200页。
【14】、【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3—996、991—992页。
【16】、【19】宋庆龄：《纪念邓演达》
【17】《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0页。
【18】周天度编辑：《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20】灼华：《邓择生先生被捕始末记》，见曾宪林、万云主编的《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22】、【23】、【24】、【25】、【26】梅日新、黄济福、黄振位主编：《邓演达研究与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17、358、362、344页。
（作者是惠州学院思政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