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正式到达惠州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启程赴儋州，在惠时间是两年又七个多月。在这里，他有过艰难的处境和困窘的生活：“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答周循州》）；他也先后得到惠守詹范、提刑程正辅的关照：“传呼草市来携客，洒扫渔矶共置樽”（《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他有过“北望中原”的眼泪：“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并引》）；也有过短暂的安宁和旷达的情思：“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和陶酬刘柴桑》）。三年瘴海生涯使他“舌音渐獠变，面汗尝骍羞”（《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百姓的淳朴热情又使他与之融为一片：“万户不禁酒，三年夷识翁”（《新年五首》）；友情爱情及诗酒唱和使他暂时消解心中的苦闷，使他方寸了了，达观面世：“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生”（《迁居》）；惠州的好山好水，山鸟山花使他作终老之计：“以彼无限景，寓此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总之，惠州的谪居期间是他生活最丰富、思想感情最复杂的几年。直面人生，达观处世是其生活的主基调。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曾称苏轼的贬居惠州为“仙居”，所谓“仙居”自然是忘怀世外，与世无争，过着潇洒恬静的生活。关于苏轼“仙居”惠州的具体内涵，林氏在《传》中并无详细论及，本文笔者不揣浅陋，试从下面几个方面论之。
一、天遣怜楚囚：仙居合江楼与白鹤峰
苏轼在惠州两年又七个月的谪居时间里，其住所首先是我们必须探讨的。根据资料，我们得知，他主要居住在合江楼、嘉祐寺以及小住白鹤峰新居。绍圣三年四月二十日，苏轼从合江楼迁居嘉祐寺，写有《迁居》诗并引，引云：
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祐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
这清楚地告诉我们：苏轼是两住合江楼，两迁嘉祐寺。第一次在合江楼住了十六天，在嘉祐寺住了五个月；第二次在合江楼约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嘉祐寺住了十个月左右。其白鹤峰新居，仅仅住了两个月零几天，他就奔赴海南了，留下家眷住在白鹤峰。
不到三年，就数次迁居，其中定有原故。清代王文诰就产生了怀疑，认为引言“所记迁徙月日，公皆有故。……且公为此文，原欲后人详求其故，否则一概略去，但云复归嘉祐，无不可者。……亦见公之用意者远也。”（《迁居》诗《诰案》）苏轼“用意”及其“故”，王氏并没有深究。后人对此发生了浓厚兴趣，惠州乡贤吴仕端先生对苏轼何以两居合江楼两迁嘉祐寺的原因有过详细的考证。认为苏轼能寓居合江楼是受到额外的照顾，迁居嘉祐寺是地方宵小出于畏惧或逢迎朝廷章惇动机而作的“硬性安排”。〔1〕(18)其考证是可信的。
合江楼故址在东新桥头文笔塔之后，南宋时塌圮，明代筑城时复建，清康熙年间重修，为城门楼式的两层建筑，红墙绿瓦，甚为壮观。清《广东新语》把它与广州镇海楼、肇庆阅工楼等合称广东六大名楼。据王文诰《案》所言：“今则建于城上，阑于提军廨中，疑即当日三司行衙故址”。也就是说它是来往官吏们憩息的临时住所，相当于现代的政府招待所。以苏轼这样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王文诰案语）的贬官，住如此高级别的招待所，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当然是受到了惠州太守詹范的厚待。詹范是一个仁厚君子，苏轼在《答徐得之书》中对他极口称赞说：“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极蒙照管，仍不辍，携具来相就。”（《苏轼诗》注）“极蒙照顾”当然系指能寓合江楼一事。从他与詹太守的一些诗歌唱和中，可见二人是交谊甚厚的。如《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有句云：“刺史不须邀半道，蓝舆未暇走山村”。“蓝舆”，竹轿也，语出《晋书•陶潜传》：“（王）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蓝舆，亦足自反。’”诗中，苏轼将詹范比作王弘，而以陶潜自比，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也见出苏轼对詹范之推重。在《和渊明贫士七首》其六中，也有“老詹亦白发，相对垂霜蓬。赋诗殊有味，涉世非所工”的句子，径以“老詹”相呼，其亲密可见一斑。因此，他能在高级驿馆住上一些时日，应该是借助老詹的照顾。但这种照顾毕竟是有限的。据《惠州西湖志》所转引的《福建通志》所云：“苏轼谪惠，詹范同僚畏章惇势力莫敢顾，独范待之甚厚，时携具相就唱和。”虽然，詹范“待之甚厚”，但同僚都“畏章惇势力莫敢顾”，作为一州之守牧的詹范，不能不顾及同僚之感受。少驻可以，长住恐非詹范权力之所能及了。这就是苏轼第一次住合江楼十六天的原因。
因此，很快，他们全家就迁往嘉祐寺，一住就是五个月。嘉祐寺在惠州桥东区学背街，今东坡小学即其故址。它是宋元两代城郊的一个小佛寺，寺侧有松风亭，幽静偏僻。苏轼《和陶移居》诗中云：“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所谓“幽宅”就是指嘉祐寺居所。苏轼认为寓此得“幽谷窈窕之趣”，“杖履所及，鸡犬相识。”（《东坡志林•别王子直》），离开后居然有“颇怀水东（嘉祐寺）之乐。”（《和陶移居》诗序）这当然是苏轼旷达的胸襟之流露，其实，嘉祐寺在当时是很偏僻的，条件是很差的，这从其子苏过当年在嘉祐寺所写的《松风亭辞》（见《斜川集》卷一）就透露出个中信息来：“悲风来兮号沧溟，寒月出兮款户庭。听万籁兮发无形，感岁穷兮物凋零。……嗟世故之迫隘兮，夫何异于圄囹！……”满目萧疏，气象森森之景象。苏过《送昙秀》诗中亦有“来时野寺无鱼鼓，去后闲门有雀罗”的句子，可见不是文人的借机发抒骚客迁徙之情，应是一种真实情景的实录。
苏轼的再迁合江楼和嘉祐寺，与程正辅提点广南东路及后来的罢去有关。苏轼既然能借助程正辅的权力，幕后出谋划策为百姓“勇于为义”，地方官员也买他的帐；那么，苏轼得到正辅生活上的暗中关照，地方官员慑于正辅权力，改变苏轼居住条件，从“何异囹圄”的嘉祐寺迁出也是可能的。从现存诗文书信可知，程正辅共两次到惠州，据《苏轼年谱》卷三十四载：苏轼“约于十四日追饯之才于博罗，夜半之才行”。正辅第一次到惠的时间是在绍圣二年三月五日，从苏轼的诗句“乐哉十日留”（《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以及与程正辅第八简所谓“十日之会”亦可知，正辅在惠呆了十天后，于绍圣二年三月十四日取道广州回韶关，苏轼追饯于博罗。苏轼从博罗一回惠州后不久，即三月十九日，便迁往合江楼。迁入后，苏轼马上写了一封信给程正辅，信中云：“想已达韶，起居佳胜。《桃花诗》，再蒙颁示，诵咏不能释手。……轼凡百如昨，十九日迁入行衙。”（《与程正辅》第六十三）苏轼特意把自己迁居合江楼的事告诉对方，想必程正辅在惠逗留时，对他的居住地进行了过问，对地方政府打了招呼。有了提刑官的担待，自然地方官就不畏同僚的掣肘了。绍圣二年九月九日后，正辅因巡视风灾又至惠州。《总案》谓之才“此次到惠，必当东按梅、循诸州”。此说可信，苏与之才第六十六简就说“闻归艎到岸”之语，说明之才自东按回来又途经惠州。苏轼与正辅游白水山、浴汤池，复同游香积寺，并互有诗歌唱和。他在《闻正辅表兄将至，以诗迎之》里写到：“我兄清庙器，持节瘴海头。萧然三家步，横此万斛舟。人言得汉吏，天遣活楚囚。惠然再过我，乐哉十日留。”诗除对表兄表示了赞叹外，对表兄给予自己生活上的惠顾表示了感激之情。他以“汉吏”比正辅，以“楚囚”自喻，其意甚明。认为正是凭正辅的这一层关系，他才得“活”，才不会被宵小者过分地为难。可以想见，正辅的多次来惠，苏轼又始终与这位朝廷命官终日追赔，诗酒唱和，善于察言观色迎来送往的地方宵小能不给他以面子吗？正因为正辅的多次莅惠，苏轼才得以在合江楼一住就达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苏轼以一个无权无势的贬官竟居皇华馆的合江楼，别人肯定是有嫉妬的，其《合江楼下戏》中写到：“合江楼下，秋碧浮空，光摇几席之上，而有茅屋庐舍七八间，横斜砌下。今岁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岂无寸土可迁，而乃眷眷不去，常为人眼中砂乎？”（《东坡志林》卷四）“常为人眼中砂”正透露出正辅罢去后，寓居合江楼的苏轼又成为宵小攻击对象的信息。失去了正辅靠山后，苏轼又迁回凄凉萧索的嘉祐寺，一住就是十个月，直到白鹤峰新居建成才离开。苏轼与正辅由两家的积怨而释憾，并借以成就一些事业，且能保全自己，这是苏轼的生存智慧过人的表现，也是文坛上的千古美谈。
白鹤峰新居是苏轼在惠州最后日子里的居所，还是在他第二次刚搬进嘉祐寺时就开始筹建。从他所写的《白鹤峰上梁文》中可看出，他修建白鹤峰新居是作终老惠州之计：“东坡先生，南迁万里，侨寓三年。不起归欤之心，更作终焉之计。……愿同父老，宴乡社之鸡豚；已戒儿童，恼比邻鹅鸭。”正因为作终老之计，新居的建筑布局他是花了一番心力的。据《广东通志》卷三十九《古迹•惠州府》记载：新居“有堂曰德有邻，轩曰思无邪。小斋二，曰睡美处，曰来问所。有亭曰娱江，亭之左有硃池，右有墨沼。有小圃，中有亭曰悠然。”苏轼亲自题有“德有邻堂”四个巨大的字，“以今之匠尺计之，每字纵横二尺二寸，榜长一丈数尺，可想见原屋高广。”（王文诰《总案》）方子容《过新居》诗云：“遥瞻广厦惊凡目，自是中台运巧心。”“思无邪斋”每字也纵横一尺五寸，从这里，可想见新居的规横之大。在德有邻堂前，苏轼“凿井疏畦散邻社”（《白鹤峰上梁文》），分惠于邻，使百姓免除汲江取水之劳累。堂周遭杂植松、柏、柑、桔、荔、茶、梅诸树，如苏轼所云：“门外桔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阑斑。”（《三月二十九日》诗）“共笑先生垂白发，舍南亲种两株柑”（《上梁文》）。为建此新居，苏轼不但费尽心力，囊亦为之一空：“某为起宅子，用六七百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与王古书》其四）他写信给王古，请他帮忙，用自己的“折支券”求税吏扣领朝廷所欠他三年来应得的工资，可见他生活因修新居而陷入困境。新居的修成，当然不完全是自己的积蓄，也得力于友人、邻里之助。搬入新居后，他和西邻林行婆、翟逢亨比邻而居，时常来往，诗酒自娱。但他在这里只住了短暂的两个多月，四月二十九携子苏过奔赴儋州贬所，其他家眷寄居在惠。终老苦心经营的白鹤峰新居居然又成空，短暂的“仙居”生活从此结束。
二、恰似通德伴伶玄：仙居温柔之乡
苏轼在惠州的仙居生活中，最让他开心的是他与朝云的一段缱绻的爱情生活。苏轼一生中不幸的大幸是在迁徙流离、遭遇坎坷中有三位红颜知己相伴，伴他走过了艰难的时期。一位是发妻王弗。1054年，苏轼在赴京赶考之前，就与16岁的王弗成婚。王弗事夫相子，以谨肃闻名，她功名心较强，除了时常提醒丈夫要谨慎外，还时常提醒丈夫不要辜负父母之期望，建功立业。可以说是苏轼仕途上的保险箱和加油站。她病殛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第二位是续弦王闰之，她是王弗的表妹，王杰的女儿。为人谨慎，淡薄宁静，容易满足。苏轼仕途上的波波折折经常使她担惊受怕。据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2〕所说，在乌台诗案中，王闰之“几怖死”。王闰之秉性柔和，遇事随顺。待前妻之子苏迈如己出，甚有妇道。苏轼称赞她说：“妇职能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祭亡妻同安郡君文》）。陪苏轼渡过了25年，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去世，留有二子苏迨和苏过。
在陪伴苏轼走完不同人生历程的三位红颜中，王弗属于那种“实际聪明能干一型”〔3〕（45），她做得更多的是帮助苏轼在仕宦生涯中处理人际关系，给苏轼以一种安全感、依靠感。如果说王弗是典型的贤妻型的话，王闰之则是典型的良母型，她将全副精力投入操持家务和抚养同父异母的三个儿子中。她的能力远不及王弗，如林语堂先生所云：“她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教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温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4〕（74）她胆小怕事、容易满足、随遇而安，荣辱得失不以为念的性格，让苏轼得到的是另一种满足，即在嚣嚣的世尘纷扰中，在女人宁静的港湾中得到一种温暖、和谐、稳定和安慰。但是这两位正式夫人，尚没有真正进入苏轼以艺术气质、精神生活为基座所构建的情感殿堂，苏轼在其诗文中对她俩表达得更多的是一种敬重。而真正进入苏轼艺术情感世界的是那位聪明、活泼、美丽、有灵气、有艺术气质、能歌善舞的、至死都未有正式夫人名号但其实履行夫人职责的王朝云。在他们的情感世界中多了一种知遇之感、共患难之感。她是苏轼晚年贬居惠州时的灵魂栖居所，是他精神得以安慰的宁静港湾。
王朝云是王闰之在杭州为苏轼买的一个丫环，时年十二岁。字子霞，钱塘人。她聪明伶俐，“敏而好义”（《朝云墓志铭》）。经过调教，出落得娇艳无比，才华四溢。元丰三年随着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来到黄州，元丰五年被苏轼正式收为妾，高邮秦观寄来贺信，吉州太和县令黄庭坚寄来贺诗。次年九月二十七日，朝云生下儿子，“颀然颖异”〔5〕第四册（1239）。苏轼为之取名遁，小名干。处于逆境而中年得子，苏轼十分高兴，在满月那天，写下一首《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正如查注所云：“诗中有玩世疾俗之意”〔6〕第八册（2535），和白乐天的“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哭皇甫冉七》）同一机杼，是作者的自嘲之语。爱屋及乌，由于他对朝云的爱，自然也对这幼子十分呵爱。可是，这给苏轼带来快乐的幼子苏遁不到期年，就病殁于金陵，苏轼悲不自胜，曾连写两首哭儿的诗，表现出中年丧子的伤悲。
苏轼和朝云，虽是老夫少妻，却情如鱼水，年龄的鸿沟并没成为他们情感的障碍。绍圣元年，苏轼南贬惠州，其“四五妾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朝云诗序》）。苏轼有感于朝云的情意，想到唐代白居易的爱妾樊素最后弃白乐天而去的故事，写下了一首《朝云》诗：
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
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
杨枝是指白居易侍妾樊素，因以唱《杨枝》而著称，故人称其为杨枝。从刘梦得“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以及白居易《别杨枝》诗中“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的诗句可看出，樊素后来在白乐天落魄时，竟离他而去。通德即樊通德，伶元之妾，“能言飞燕子弟故事”，伶元的《赵飞燕外传》即根据她的口述而写成。苏轼以樊素的无情弃白乐天而去，反衬朝云的从患难于岭南；用通德的伴伶玄赞扬朝云的坚贞如一。颔联两句一用晋人李络秀之典，悼念朝云之子苏遁的夭折。李络秀有三子：周凯、周嵩、周谟（即阿奴）。一日她对三子说：“尔等富贵，并列目前，吾复何忧？”周蒿回答说：“恐不如尊旨。伯仁（周凯）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蒿性抗直，亦不容于世；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苏轼反用其意，以阿奴喻朝云夭折之子苏遁，以络秀比朝云，痛悼母子不同老。颔联其二以维摩天女称赞朝云，赞其一尘不染。佛经故事载：释迦牟尼曾以森林圣人身份与门人论学，天女忽至，撒花于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之花都落于地，只有一人身上花不掉，用力刷之亦不去。天女说：“何以要刷去此人身上之花”或曰：“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掉”。天女反驳说：“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此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于地者，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7〕（340）朝云就是一尘不染的天女维摩。颈联两句，一写朝云寓惠期间读经熬药的生活。朝云原不识字，受苏轼调教，开始读书习字，并“粗有楷法”，又“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朝云墓志铭》），居惠后继续信佛念经，甚至死之日“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同上）。因为水土不服，常抱病于身，故熬药成为其“活计”。颈联其二是回忆从前的舞衫歌扇的生活。秦观曾以巫山神女比朝云，末尾二句反用秦观意，是说朝云学佛已成，将随我东坡漫游蓬莱、瀛州、方丈三神山，为什么要作巫山云雨仙呢！该诗既表达了诗人对朝云母子的怀念，也表现出诗人飘飘欲仙的风格，怪不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价该诗时说：“东坡《朝云》诗，诗意绝佳，善于为戏，略去洞房之气，翻为道人之家风。”
由于朝云从苏轼于患难中，在三位红粉知己中，苏轼对她情感最深。一生为她所写或提到她的诗词文最多，仅在惠州期间，除了上面提到的作品外，就写了《三部乐·情景》、《蝶恋花·花褪残红轻杏小》、《西江月·梅花》、《悼朝云并引》、《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丙子重九》其一、《殢人娇》（又名《赠朝云》）、《雨中花幔》、《惠州荐朝云书》、《王朝云墓志铭》等，并在给朋友的一些书信中多次道及对失去朝云的伤感，可见苏轼对这位“如夫人”是一往情深。其写于绍圣三年(1096年)春的《蝶恋花》词在伤春之中，融和着他们的恋情，曾使朝云动容，常常记诵，宋惠洪《冷斋诗话》曾载：“东坡渡海，唯朝云王氏随行，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犹不释口”〔8〕。该词是这样写的：
花裉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词上片伤春，下片伤情。伤春已让人不堪，更何况加上伤情。但是苏轼所伤的未必一定全都是男女私情，其中也包含了苏轼一生坎坷不遇之境，一生壮志难酬之情。“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透露了个中信息，此句正如吴世昌先生在《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所说的，化用了《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之句，在朝云眼里，苏轼就是那忧国忧民而不得意的屈原。朝云是东坡的真正知音，她之所以如此为之动容，是她读出了词中的另一种境界。宛委山堂《说郛》卷八十四《林下诗谈》记载了如下一个故事：“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转，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知，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9〕下册（1213）苏轼的“吾政悲秋”加上朝云的“汝又伤春”是该词的情感所在，朝云谢世，东坡终不复歌此曲，大有钟子期已死，伯牙不复鼓琴的知音难觅之悲。
如上所说王弗、王闰之主要是在生活上给予苏轼以一种依恋和安全感，而朝云则是适应苏轼的艺术需求、浪漫的天性，给他以心灵的慰籍，使他受压抑的带诗性的个性释放出来。朝云聪敏，是个善解人意的可儿。据记载：在苏轼元祐之初“未曾周岁而三擢官”的那段得意时间里，“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女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费衮《梁溪漫志》)从这故事可看出，朝云最了解苏轼的嬉笑怒骂的幽默个性和极富诗性气质的浪漫情怀。她看出苏轼在仕途春风得意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对人生祸福相倚、瞬息变化的忧惧。这种从苏轼漠然外表洞悉其内心忧戚的理解，以及她对苏轼艺术气质、性灵生活的满足，是前面两位夫人难以胜任的。以垂老之年远谪南隅而孤独寂寞的他，太需要朝云的这种灵魂上的呵护了。他也太需要释放自己的浪漫个性了。罗素说过，浪漫者生活之目的，就是要“把人的人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0〕善解人意的朝云帮助东坡实现了这种个性和人格的释放。惠州六如亭后人撰的一幅楹联道出了他们二人的心息相通：“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君。”
朝云获得苏轼的爱恋，还在于她淡薄宁静、超凡脱俗的个性气质。朝云不恋荣华富贵，从东坡于患难之中。居惠期间，礼佛念偈，深居简出，陪苏轼过平淡俭朴的生活，无怨无悔，并且让自己的生命也留在了惠州。苏轼常以“梅花”状其冰清玉洁之品格，以“仙人”描其遗世独立之精神。苏轼绍圣三年春在惠州所作的《王氏生日致语口号》曾写到：“好人相逢，一杯径醉。伏以某人女郎，苍梧仙裔，南海贡余。怜谢端之早孤，潜炊相助，叹张镐之没兴，遇酒辄欢。采杨梅而朝飞，擘青莲而暮返。长新玉女之年貌，未厌金膏之扫除。万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丝绣凤，将从老子以俱仙。”致语和诗赞扬朝云抛弃世俗荣华，伴他来到惠州这块远离尘俗喧嚣之地，过着仙居世外，饮酒赋诗的生活。一如唐之张镐，鼓琴自娱，嗜酒呼朋，有邀必应，醉则杖归，不及庶务。一如仲尼，道不行则乘桴于海，从老子以归仙。朝云陪伴他度过了一段诗酒自娱的生活。但好景不长，是年七月朝云患瘟疫而死。据王文诰《案》：苏轼“时寓合江楼，方营白鹤新居，未成，子霞竟没于是楼。”〔11〕卷46没想到该诗竟成了朝云之死的诗谶。对朝云之死，苏轼是十分伤心的，他在《悼朝云》诗中写到：“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他伤心朝云的“苗而不秀”，恨自己的“驻景”无药。他深知朝云如此弱质是受不住岭南蛮风瘴雨之摧残的，从《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中的诗句“谁言此弱质，阅世观盛衰。頩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挥。瘴雨吹蛮风，凋零岂容迟。老人不解饮，短句余清悲”可知，他曾劝朝云离去，可朝云不但不离去，还为此生过苏轼的气。“頩然”、“沃盥”二句，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之典：“晋公子重耳之秦，秦伯纳女五人，奉匜沃盥，既而挥之。”苏轼借以说明自己曾努力想让朝云离开却没有做到。余妾逃去惟恐不及，可她却挥之不去。从这里也可看出朝云从苏轼于患难永不变心的坚贞品格。苏轼在《西江月·梅花》一词中高度赞扬了朝云的超然脱俗的品格：“玉骨哪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残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全词全用比体，托物取兴，以岭外梅花的玉骨冰姿、素面洗妆，兼喻朝云的容貌和高洁之品格。结尾“高情”云云，反用王昌龄“落落寞寞路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梅花》)句意，意谓梅不再来入梦，自己对梅之纯情已经成空；梅花格调犹如晓云之高，梨花难与比并。凸显梅花众卉难匹的品格，同时暗寓朝云仙逝之意。苏轼寓惠期间，朝云给他惬意和欢乐，她就象一泓宁静的港湾，让他尘世中受伤的灵魂在此得到栖息。然而这是短暂的栖息，随着朝云的仙逝，东坡又被抛于天涯无助、孤独寂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如一轮霜月，如天涯孤光。常常发出令人悽惋的嗟叹：“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暮树号寒鸦。”(《丙子重九二首》其一)
朝云在居惠期间，给了苏轼温馨和快意，尽管她的仙去给苏轼留下了孤凄和痛苦，但她与苏轼的缠缱的爱情生活，疗救了他受伤的心，使他渡过了一段潇散的时光，使苏轼的贬居成为仙居。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以“仙居”名章形容苏轼的居惠生活也正是以苏王两人的爱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
三、穷途不择友：仙居友谊之林
林语堂的所谓“仙居”，这除了他与“天女维摩”王朝云的浪漫的情感生活外，自然也包括了他在惠州的呼朋交友、诗酒宴游的生活。苏轼有句说：“穷途不择友，过眼如乱云。” (《丙子重九》)人到穷途，什么朋友都敢交。所以苏轼与韩愈一样，生平都喜欢交友，喜欢宴饮。然而两人的表现是不同的，寓潮的韩愈作为一方刺史，重任在肩，他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向朝廷拿出较好的成绩单，以获得朝廷的认可，从而获得内迁的机会。因此，他不可能象苏轼一样有那么多空闲时间，也不可能象苏轼那样有那么多优游的心态，呼朋载酒，以豪歌宴饮为乐。加上他在潮的时间也确实太短暂，无暇邀朋呼友，诗酒相娱。因此，史书有关韩愈在潮的交往，除了与大颠禅师以及进士赵德的来往有记载外，缺乏更多的其他记载。他居潮期间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一幅忧心忡忡、恪尽职守、精明能干、奉官严谨的官吏形象，而非呼朋载友、诗酒相娱的文士形象。苏轼则不同，他是作为一个节度副使被“安置”惠州，基本上是一个“无签署公事”的闲官，尽管他本性不忘为百姓做些好事，但毕竟不是自己的职责之所在，也就是说，惠州治理得好坏与否与他无干系，他无须担负责任。投闲置散的他，平生性情旷达的他，不呼朋载酒、宴饮游乐还能干些什么!因此，诗酒宴游，穷途交友自然是贬居生活的第一考量，是他“仙居”生活的重要内容。江逢辰《丰湖书藏苏祠记》有一段对他“仙居”惠州的描述：
思公之至惠也，不但无慨叹鄙陋，而且爱其风俗之美；不但无愁苦饥饿，而且颂其土物之繁；不但无怨怼讪谤之言，而且有若将终焉之意。或命巾车，或纵杖履，而与黄冠野老往来于兹湖，悠然与偕，若自忘其迁谪者。生死恐惧，有不入于其心，而谓公非天人哉!盖尝论之，人有浩然之气，独存于天地之间， 而后一切忧危困顿，不能撄其念。〔12〕（84）
他“或命巾车，或纵杖履”与“黄冠野老”以及当地居民往来于西湖之滨，东江河畔，“生死恐惧”不入于其心，“忧危困顿”不以为念，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迁谪身份，成为林语堂所说的“不知悔改的乐天派”〔13〕，表现出与韩愈不同的文士形象。
苏轼在惠州的交往宴游是十分频繁的，据王文诰《总案》和孔凡礼《苏轼年谱》记载，仅绍圣乙亥(1095年)春就有如下宴游：正月十五日詹范移厨过公；十六日谭文初送酒至；二十四日与儿子苏过、赖仙芝、王原秀才，僧昙颖、行全，道士何宗一等一同游览了罗浮道院及栖禅寺；二十六日野步嘉祐寺，见东南野人家“杂花盛开，扣门求观”，主人林行婆出门相迎〔14〕第七册（2100）；与此同时，潮州高士吴复古南归，携钱世雄简及惠赠白术与苏轼相晤于惠州〔15〕（1246）；二月初与许毅野饮湖上，见“惠城近城数小山，类蜀道”，因此“作诗以记”，使归杭的参寥专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诸友”〔16〕第七册（2102）；十一日曹辅赴广西宪司枉道来访；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范；三月二日定慧禅院长老守钦派其徒卓契顺专程来惠问安，苏轼有和诗八首；同月四日与詹范、柯常、林抃、王原游白水山佛迹院沐浴观瀑，苏轼有《和陶归田园居》诗；七日程之才携子十郎行部惠州过公，苏轼命子过舟次相迎，八日苏公赴程行衙报谒会于合江楼，之才出《桃花诗》，苏轼有和，之才寓惠十天，二人诗酒唱和，交往甚欢；十六日追饯程之才于博罗香积寺为别，因病酒留博罗一日，晤道士邓守安……交往饮宴十分繁密，生活十分丰富，简直成了闲居中的忙人。这种文士的生活是韩愈寓潮所没有过的。
诗酒唱和是他交友生活的重要内涵，在这里他找到了快乐，找到了安慰。这个时期所写的诗常常流露出醉饱高眠，无复他念的惬意：“以彼无限景，寓我有限年。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风景是如此美好，街坊邻居是如此圣贤，百姓是如此朴素淳朴，在这里他找到了人间的真乐和自己的归属：“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丙子重九》其一)，“此乐真不朽，明年我归耘”(《丙子重九》其二)。宴饮生活甚至使他忘记乡思：“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和陶酬刘柴桑》)“丰湖有藤菜，似可敌蒪羹。”(《新年五首》其三)惠州之野菜可比美家乡之蒪羹，何念为？宴饮更使他在困境中找到解脱：“渊明端乞食，亦不避嗟来。呜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和陶乞食》)对自己的贬处惠州靠朋友馈赠施舍过日的处境他并不耿耿于心，当年陶渊明不也“不避嗟来”之食么!于是他从古贤中找到了同调，贫困算得了什么？死生又算得了什么？可付于一杯而已。在惠州期间，他太好饮了，每逢宾客必饮，甚至客人走了，他还要自斟自饮为乐：“众散徐酌忺，逡巡味尤长。”(《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其三)饮醉则以花相娱：“何以娱醉客，时嗅砌下花。”(《次韵子由所居六咏》其四)据后来贬居惠州的苏轼同乡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三记载，他常常去西溪旁边饮酒赏花：惠州西溪“有两榕甚奇，清阴可庇数十榻，水东老人常饮酒其下”〔17〕下册（1257）“水东老人”即指苏轼，因为当时党禁未开，唐庚只好讳言之。可见苏轼常与友朋饮酒于西溪之侧。正是在与友朋的诗酒唱和中流露了苏轼的真性情，真自我：“从来性坦率，醉语漏天机。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 (《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引》其三)
苏轼居惠期间，他所交往的友朋大至有三类，一类是与官宦的交往。如任提点刑狱的表兄程正辅、广州太守王古、循州太守周彦质、惠州两任太守詹范和方子容、海丰簿谭掞、曾任过归善令的高令、程乡令侯晋叔、博罗令林抃、龙川令翟东玉、河源令冯祖仁、兴宁令欧阳叔向等等，都是与苏轼交往过的官场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高令、侯晋叔、林拤、翟东玉、冯祖仕、欧阳叔向等“均无诗，而托公以传。”(《苏诗总案》)在与这一类人交往中，他或是得到他们的一些庇护和生活上的帮助，如詹范、方南圭对他的关照和日常生活用品的馈赠使他受惠不少；或是借助与他们的关系，提出一些建议，为地方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善事，他在惠州的善事和义举都是在与这些官场上的朋友交往中促成的；或是通过他们使中原文化得以在南粤推广，如中原农耕文化的秧马法就是通过博罗县令林拤和龙川县令马东玉和河源令冯诅仕等人的支持，在南粤大地得以广泛推广。在与地方官吏交往中，他与惠州先后两任太守詹范和方子容以及循州守周彦质感情最深。在居惠期间，生活上他得到三人的鼎力资助。《诗集》卷三十八《惠守詹君见和复次复》诗就写到詹范常托时为循州守的周彦质代致米石：“欲求公瑾一囷米，试满庄一五石樽。”《诰案》：“公屡托循守周文之代致米石，文之亦常以此为馈。……盖特公瑾为喻。”苏轼在《答徐得之书》中称詹范为“仁厚君子，极蒙他照管，仍不辍携具来相就。”〔18〕第六册（2078）绍圣三年九月詹范罢任后，继任方子容也敢于在苏轼“厄困塗穷，众所鄙弃”的环境里“收恤”〔19〕下册（1244）他，并且常割俸以助苏轼筑白鹤峰新居。两人相得甚欢，据《莆田县志》卷二十四《方子容传》记载：“苏东坡谪惠时，日相唱和。尝为点勘六经，终朝请大夫。”诗酒唱和，过往甚密。绍圣三年九月九日，苏轼与卸任的詹范和新任太守方子容及邻翁(即苏过诗中所描述的“西邻有书生，破帽衣百结”的翟逢亨秀才)一起登上白鹤峰饮酒强醉，写下了《丙子重九》二首及《龙山补亡》二首。作者想起小妾朝云的新近病亡，想起好友詹范的离任将别，虽然也情不自禁地涌起了一种“使我如霜月，孤光掛天涯”的孤独感，但以潇洒自任的东坡毕竟能作达观之想，他把这次和好友“两使君”的宴游醉饮立即与晋代桓温、孟嘉的龙山宴饮联系起来，明显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意。据《晋书·孟嘉传》记载：孟嘉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重九日，桓温宴龙山，僚佐毕集，皆着戎衣，风吹孟嘉帽落，孟嘉不觉，桓温使孙盛为文嘲之，嘉作《解嘲》以答，辞致超逸，四座嗟叹。东坡《龙山补亡》二诗就补写历史上这次浪漫的充满诗意的游宴，他在诗中称之为“楚狂醉乱，陨帽莫觉。戎服囚首，枯颅茁发。惟明将军，度量豁达。容此下士，颠倒冠袜。”并说：“坠车天全，颠沛何惧。腰适忘带，足适忘履。不知有我，帽复奚数。流水莫系，浮云暂寓。飘然随风，非去非取。我冠明月，佩服宝璐。”很显然，借桓温、孟嘉的“颠倒冠袜”的嬉游之乐写自己与友朋的寓浮云之喜、忘足履之适。人生天地间，“飘然随风”，明月为冠，大地为袜，“不缨而结，不簪而附”，何必计较冠之落与否，颠沛流离又何复忧之，可见不觉帽落的孟嘉真达士也，当然，东坡更是达士，孟嘉就是他的化身。绍圣四年二月，白鹤新居落成，正好周彦质罢循州守，专门来惠探望东坡，周在惠勾留半月，苏轼与他及方子容三人形影不离，诗酒唱和，是其居惠最快意的时期，他的《次韵惠循二守相会》、《又次韵二守许过新居》、、《又次韵二守同访新居》、《循守临行，出小鬟得用前韵》、《减字木兰花•赠小鬟琵琶》、《浣溪沙•春情》、《和陶答庞参军六首》等诗都写于这一段诗酒宴游时期。在这些诗中，或写朋友之真情：“子非玄德，三顾我庐”；或劝朋友开怀痛饮：“共惜相从一寸阴，酒杯虽浅意殊深”；或写诗人“此生真欲老墙阴”的心志；或盛赞老友之治绩：“治状两邦俱第一，颖川归去肯重临”；或表示对朋友归去之留恋：“岭梅不用催归骑，截镫须防旧所临”。一股浓浓的人情味洋溢于字里行间。
苏轼寓惠交往的第二类人士是惠州本土人士或邻近州郡高士，如林行婆、翟逢亨秀才、春梦婆，潮州吴复古和进士许毅都是与他过往甚密的人。此外还有湖边西村的樵夫，东江河上的渔父他都能相与往还。白鹤峰新居落成，他专门辟有“德有邻堂”，他为人诚恳，又肯济人之困，深得邻里信任，其德操确实应验了孔子《论语》“德不孤，必有邻”之语。近邻林行婆有常赊之酒，抱道自守的翟秀才是其常客，河源某官宦之子丘崇慕名而来，受教于其门。短暂的不到三年，他赢得了当地人的信赖和爱戴，“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人们把他当作贵宾相迎，他的仙居在人们心目中矗起了一座丰碑。
苏轼寓惠期间所交往的第三类人是方外之士。如僧人南华辩老、佛印及侍者卓契顺、法芝(昙秀)、昙颖、法舟、法荣，道士陆惟忠、邓守安、何宗一、邹葆光都是与他相交甚深的僧徒和道友。苏轼人缘极好，其初贬惠，一些方外朋友或为之祈祷，如杭州寺僧慧净琳老为其默祷于佛，希佛佑其亟回中州；或欲赴海相晤，如道潛(即参寥子)就打算自杭州转海相访，苏轼忙去书阻其“千万勿萌此意”(《文集》卷61《与道潛第十八简》)，道潛才未成行。与他相交达二十四年之久的芝上人法芝竟曾先后两次赴惠探访他，第一次是在绍圣二年九月下旬，法芝逗留惠州达十日，苏轼赠有《赠昙秀》、《和郭功甫韵送芝道人游隐静》二诗，其中有句云：“诵师佳句说南屏，瘴云应逐秋风靡。胡为只作十日欢，杖策复寻归路难”(《赠昙秀》)，对朋友表示出恋恋不舍之情。临别，苏轼还书扬州时所作旧作及录孙真人《千金方》相送。第二次是在绍圣四年正月，法芝过高安而赴惠与苏轼相晤，苏轼因其游行无定，故“题其所寓室曰梦斋，而子由为之铭”(见《文集》卷79)。苏轼《吴子野绝粒不睡》诗有“会与江山成故事，不妨诗酒乐新年”的诗句，可见此次相会是在新年边。两年之间，法芝竟然两度千里相从，感情何深乃尔。来自成都的法舟、法荣二僧，千里迢迢来惠州，不过是为了请求苏轼撰《宝月大师惟简塔铭》，所以黄庭坚在其《山谷全书》外集卷23《书简公画像赞后》〔20〕下册（1218）中盛赞二僧的这种为求一铭竟“冒蛟鼍虎豹虫蛇之险而不悔”的精神。这也说明了苏轼在僧人心目中无可比拟的尊崇地位。苏州定慧长老守钦与苏轼初并不相识，及苏轼贬惠州，绍圣二年三月特遣侍者卓契顺千里送书相慰，此事除《东坡文集》卷七十二《守钦》、《记卓契顺答问》有记载外，《说郛》卷四十五宋钱世昭《钱氏私志》〔21〕下册（1191）亦有详细记载：
东坡在惠州，佛印在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为忧。有道人卓契顺者，慨然叹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请书以行，佛印因致书云：“常读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愿不遇知主上者，犹能坐茂树以终日。子瞻中甲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富贵转眄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墮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骖驾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恶趣。昔有问师，佛法在甚么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痾屎刺溺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
佛印这一书，简直就是一篇论道文，有安慰有劝勉，这对于一个远贬海隅，无复生还之望的垂暮老人来说，无疑是一曲安魂曲。所以，苏轼岭海处穷，养生礼佛，处逆境而不消沉，处机穽而谈笑自若；视己身而为脱钩之鱼，怡然自得；视贬居为仙居，无碍无着；这种达观潇洒的处世态度与人生智慧就来源于佛徒道友的安慰，他在与方外人士的交往中找到了一种世俗难以找到的寄托精神的空间。正是这些内容丰富的交往，使得他在惠州的仙居生活更平添了丰富的内容。
四、幽寻本无事：读书题品、种药寻幽的赋闲生活
读书抄卷、题品赠答、经营药圃是他仙居生活的重要内容。他曾为谭掞书《金刚经》跋尾，也曾酒后自书《赤壁赋》。刘禹锡的《竹枝词》、秦观的五言诗、张耒的《寒衣歌》、韩愈的《雉带箭》及晚唐人的诗都是他常书写的内容。他为方子容题品的最多，或为题书画，或为书史传，或为写碑，或为子容夫人沈氏书佛经。据《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四《跋墨林方氏帖》记载：“坡公贬惠州，南圭为守，相处甚欢。方氏书画，多经苏公题品。或为书经，或为书史传，往还简帖尤多。其家旧有万卷楼，所收坡公遗墨，至四百余纸。”〔22〕下册（1252）正是在这些抄卷题品中，他忘记了逐客之身，达到了心外无物的旷达境界。绍圣二年六月他向刘谊去信求授道方，书中写到：“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今远窜荒服，负罪至重，无复归望。杜门屏居，寝饭之外，更无一事，胸中廓然，实无荆棘。”〔23〕卷49（1136）《苏东坡全集·文集》卷49《答范纯夫》中也说：“某谪居瘴乡，惟尽绝欲念”。在抄经题品的生涯中，打发时光，这也使他感到了満足，使他“胸中廓然，实无荆棘”，“尽绝欲念”。《爱日斋丛钞》卷二还记载了他为幼子过书《松醪赋》的故事：“东坡既再谪，亲旧或劝益自儆戒，坡笑曰：‘得非赐自尽乎？何至是!’顾谓叔党曰：‘吾甚喜《松醪赋》，盍秉烛，吾为汝书此，倘一字误，吾将死海上，不然，吾必生还。’叔党苦谏，恐偏旁点画偶有差讹，或兆忧耳。坡不听，径伸纸，落笔，终篇无秋毫脱谬，父子相与粲然。” 〔24〕下册（1262）儿子担心父亲之话成为兆死之谶语，惟恐父亲书写时漏笔漏偏旁，苦谏其罢笔，可东坡神色自若，生死无念，竟至心无旁鹜，一气呵成，无一字漏误，父子终得“粲然”一笑。
苏轼在惠州的赋闲生活中还留下了许多传说，如传为老举人戏赠生子联就是其中之一。据《侯鲭录》卷三载：“东坡再谪惠州日，一老举人年六十九为邻，其妻三十岁诞子。为具邀公，公欣然而往。酒酣，乞诗。公戏一联云：‘令阁方当而立岁，贤夫已近古稀年。’”《续墨客挥犀》卷六《丰城老人生子》却载为丰城事：“东坡居士在丰城，有老人生子，为具召东坡，且求一诗。东坡问翁年寿几何，曰七十。翁之妻几何，曰三址。东坡即席戏作八句，其警联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正及古称年。’”据孔凡礼先生考证：“丰城在江南西路洪州，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查苏轼现存资料，无至丰城记载。苏轼于元丰七年、绍圣元年、建中靖国元年三经江西，皆行役匆匆，无戏题之环境。‘丰城’当为‘丰湖’之误。”〔25〕下册（1258）孔说可信，丰湖即在惠州。这两截故实虽属传闻，无法坐实，但发生在风流倜傥而又赋闲仙居的苏轼身上，也当属可信。苏轼好与当地里人耆宿来往，却是有稽可查的。
空闲时种种树、栽栽花，经营一些菜园药圃，也是苏轼仙居的内容之一。据记载，他空闲时经常到嘉祐寺旁边植树，《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寄题惠州嘉祐寺坡公手植樅树》有诗句云：“谁道炎州无劲松，君看韩木与苏樅。”〔26〕下册（1257）刘克庄称他种的树与韩愈当年在潮州种的树同样橖荫后世，垂于千古。寓惠期间种花种树，见诸记载不少。除此之外，苏轼还经营药圃和菜圃，种植了人参、地黄、甘菊、枸杞、薏苡、瓜果菜疏，他把此时的生活情调和心情都写进 《小圃五咏》和《雨后行菜圃》等诗中。在诗中他或写自己亲手栽种人参：“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人参》)；或写内心之清旷：“愿晌内热子，一洗胸中尘”(《地黄》)；或写借药固本扶疾：“仙人倘许我，借杖扶衰疾”(《枸杞》)。有时他还雨后菜圃拮菜，招待友人：“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雨后行菜圃》)；有时独往寻幽，钓鱼采杞：“幽寻本无事，独往意自长。钓鱼丰乐桥，采杞逍遥堂。”雅意不减，野兴何浓!那“处处野花开，家家腊酒香”(《残腊独出二首》之一)的美景香味更使他心旷神怡，后来贬居儋州，子野去看他时，他还在诗中提起这段时光。这种题品赠答、种药看花、寻幽垂钓、晌僧论道的仙居生活，一洗尘念，寂灭万想，物我两忘，生死无虑，使他达到了前此以往从未达到的潇散境界，正如他绍圣二年在《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一诗中所写到的：“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药不我遐。山中归来万想灭，岂复回顾双云鸦”。什么仕途得失，什么神仙方药，什么云鬟鸦鬓，什么丧偶鳏居，皆不值一顾，万想既灭，杂念何生!东坡在贬所的仙居中找到了解脱之方，找到了与天地同在，与万物为一的真我。
〔注〕
〔1〕吴仕端：《惠州西湖艺文丛谈》，京华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8页。
〔2〕《苏东坡全集》卷四十八《黄州上文潞公书》，珠海出版社，1996年11月。
〔3〕〔4〕〔7〕〔13〕林语堂：《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第五章，第六章。
〔5〕〔6〕〔11〕〔14〕〔16〕〔18〕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一版。
〔8〕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卷一一五引，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9〕〔17〕〔19〕〔20〕〔21〕〔22〕〔24〕〔25〕〔26〕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
〔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下)第224页，何兆武、李约瑟译本，1963年出版。
〔12〕张友仁：《惠州西湖圮》，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5〕《苏东坡全集》第六册卷五十三《与世雄》第五简，珠海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23〕《苏东坡全集》第五册卷49《与刘宜翁使君书》，珠海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