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应战”是上世纪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模式的一个表述，他认为文明的起源正是面对自然环境的挑战而奋起的应战。这一著名的“公式”用在客家人身上当是再贴切不过了，客家人的海洋精神正是在“禁海”的这一历史挑战下激发出来的。 本来，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操有“自由”的客家人来到东南边陲，只能选择蛮荒的山野居住，可又为什么，他们当中却早早出现了诸如惠东叶亚莱，这样海外拓殖的名人，南洋更有“客人开埠”之美名？ 溯其源，当在明清“禁海”之历史挑战。 一 清朝政府，从一立国，便立下了禁海的宗旨，这一来，历史的反复在所难免，更何况一次又一次血腥的屠城，把东南沿海的市集、工商业，几乎摧毁殆尽，自然不需要海上贸易了，海商也就被视为海盗，私商也更是成了逆贼。 于是，一个个“禁海令”下达了： 沿海省分，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顺治皇帝更于1656年6月正式敕谕： ……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若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与逆贼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 ……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 …… 其一号“禁海令”中，更包括了严禁外国商船来华贸易。 然而，“禁海令”尽管杀气腾腾，却仍没吓倒边海的百姓，尤其是当时仍活跃在南方的反清复明势力。郑成功还于顺治十六年（1659）团团围住了江宁（南京），令清廷惊恐万状。第二年，郑成功则成功收复了台湾，逼使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殖民者投降。 顺治十八年（1661），已经奄奄一息的顺治皇帝，又签署了“迁界令”，进一步推动了“禁海令”的执行。 海边的百姓不服禁海，船只照旧外出，那好，索性不让你们住在海边了，统统内迁50里，与大海隔绝开来。 顺治一命呜呼，康熙却身体力行，康熙元年（1662）2月，清王朝下命广东沿海24个州县，钦州、合浦、石城、遂溪、海康、徐闻、吴川、茂名、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新宁、新会、香山、东莞、新安、归善、海丰、惠州、惠来、潮阳、揭阳、澄海、饶平，自西至东这些县的居民，一律内迁50里。这50里界外，不准居住，民房拆了个一干二净，不准下田种地，更不准出海捕鱼，违者，一律格杀勿论。以上诸县，相当一部分是惠州府的。 禁海、迁界，不仅摧毁了明代建立的近代海上贸易以及商品经济，更让百姓没了活路，一时间，哀鸿遍野、尸横道路，不妨录一段明末清初大学者屈大均的记载： 岁壬寅（1662，即康熙元年）二月，忽有迁民之令。满洲科尔坤、介山二大人者，亲行边缴，令滨海民悉徙地五十里，以绝接治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析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这是何等悲惨的场面，教人不忍卒读！统治者的残酷，无以比拟。 后边还有： 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思；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遗。……民既尽迁，于是毁屋以作长城，掘坟墓而为深堑，五里一墩，十里一台，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戳，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不敢再录下去了，人间惨剧，恐这为空前绝后。 现居香港新界（原属惠州）的旺族，客家族群的代表之一，邓氏在其族谱中，亦有当年“迁界”的记录： 插旗定界，拆房屋，驱民迁归界内。设塾台、凿界埂，置兵禁守，杜民出入，越界者解官处死，归界者粮空绝生。祖孙相承之世业，一旦摈之而猿啼；死生世守之墓宅，一朝舍之而鹤唳。家家宿露，在在鸠形，初移一次尚有余粟，再移之后曾几晏然…… 惠州人民面临了历史上最大的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二 在神州大地上，中古与近代，蒙受最多的历史灾难，却又每每奋起抗争，并较早吸取西方及世界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的，客家人当是其中最为突出的。正如前边所写到的袁崇焕，他及时引进了“红夷大炮”，阻挡住了努尔哈赤狂傲的骑兵，却也是他，又被明朝的亡 人说，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东南沿海的山，是庇护客家人休养生息的天然屏障，但他们并不安于“耕山”的命运，每每要走出围楼，走向海疆，从“耕山”到“耕海”。 可这一字之差，却意味着腥风血雨。 来到海边的客家人，又注定要比留在山里的同胞们承受更多的磨难，他们好不容易在惠州范围内扎下了根，建立了自己的家，屋后的风水林也已枝繁叶茂了，可清朝政府却不顾他们的死活，说迁就迁，于是，辛辛苦苦上百年种好的树，建好的屋，辟出的田园，也就毁于一旦。 那时节，当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然而，哪怕十口余一，哪怕大树的主干被狂风吹倒，只要根还在那里，却还会要长出新枝。尽管瘢痕累累，尽管血泪斑斑，但生命却是永远剥夺不了的奇迹，更何况客家人呢？！ 李立德在《走向东江客家》一文中称： 惠州尚有梅州、河源、韶关所没有的沿海客家地区。惠州海岸线长 凭此，当年的禁海，在如此漫长的海岸线上，如此之多的大小海岛，其人其地，其生产，当受到何等的摧残。及至最西边，即香港东北自沙头角至西北的新田、米埔以南地区，全部迁界一空，只丁不留。包括邻近的岛屿，也全都空无一人，长满了蒿草，一片荒芜。 “越界者解官处死，归界者粮空绝生”，老百姓没了活路，唯有奋起反抗，1664年9月，新安县抚目袁四都率众多士卒、百姓，发起了抗迁起义。难民们追随他到了已迁移一空的官富、沥源等地，建立了义军的主寨，他们不断向四方进击，打得清兵鬼哭狼嚎。最后，广东提督不得不派重兵镇压。袁四都喋血战阵，义军也全军覆没了。 由于反抗不断，加上迁移的百姓“死丧频闻”，统治者中，为政权的稳固，不得不面对现实，提出“展界复乡”。 《新安县志》（靳文谟）载有： 康熙七年正月，巡抚王（王来任）疏奏乞展界。奉旨特差大人勘展边界，设兵守海。会同平南王（尚可喜），总督周（周有德）行边，士民欢呼载道，皆远迎之。十月，总督周上疏，请先展界，而后设防。是时，迁民归志甚急，闻疏盖喜。康熙八年正月，展界许民归禁，不愿听民踊而归，如获再生。 （新界）所操的客家话与深圳沙头角、东莞清溪及惠阳淡水一带的客家话基本相同。新界的客家人多是清朝康熙八年（1669）迁海复界以后陆续从广东东部等客家地区迁移而来的，至今只有300多年的历史。客家人虽然比“本地人”（操粤方言者------作者注）较迟入住新界，但由于规模大，人数多，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今天，新界的“原居民”中乃是以客家人为大宗，他们广泛分布在西贡、大埔、沙头角、沙田、荃湾、离岛各地，而即便是“本地人”相对集中的元朗，屯门等地，也有客家人入住其中。根据我们最近的调查，在新600多个村落中，客家村落约占54%。 根据前边所引用的客家邓氏等族谱中，迁界之前，已经有客家人在此定居了。复界之际不仅原定居的客家人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粤东大批的客家人。仅新界一带，就占一半以上，而新界之外的惠州区域，比重就更大了。因此，深圳特区建立之际，其原住民的主要成分，也就是客家人。 可以说，愈是艰苦的地方，也只有客家人才去。有一篇《复界记》这么写道 村之移也，拆房屋、荒田地、好流亡八载，饿死过半。界之复也，复田也不复海，无片瓦，无寸木盖茅屋。……新安邑抵大洋，无渡海通济，载运货物，麦粟百物皆贵，惟谷特贱，以其无通济也。…… 如此之困厄、艰苦，白手起家，谁可担当？ 所以，客家人在老惠州的人口比例愈来愈大。而他们，也把客家人的“硬颈”精神，敢于抗御外海的勇气，带到了惠州，为惠州日后的辉煌打造了坚实的基础。 毕竟，在千年迁徙，万里长旋的征途中，形成了他们坚忍不拔、万难不屈的历史品格。而迁界，20多年再度的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则为这一历史品格给出更为鲜明的证明。我们在历经23年的迁界暴政中，究竟有多少倍人不复归------死亡，或者失踪。 但客家人不仅回来了，而且陆续带来了更多的同胞兄弟……在不毛之地尚可垦出良田万顷的他们，当会在这曾有过稻菽，舟楫的海边，导演出如何有声有色的活剧呢？ 三 明清几度的“禁海”，无疑是对中国近代进程的一个冷酷的挑战，而客家人却直面了这一挑战，反而从深山来到了海边。这也是近代文明对蒙昧野蛮的一个全面的应战，从此，客家人为自己赢得了客属地唯一的“出海口”，为中国的近代、现代化的历史未雨绸缪，包括为今日深圳特区的开放早早“预留”了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应战------文明的发生，每每在面临严酷的自然、环境以及各种蛮荒、各种愚昧之际而出现的。沿海涌来的这么一支客家族群队伍，当是近代文明的生力军。而千年漂泊的命运，使这支生力军能从容应付了各种不测，灾难乃至打击。 正是历史上迁海复界，使得客家人从“耕山”到“开海”，去应对历史的挑战，从而使这么一个以农耕文化即中原文化为底色的族群，终于有了海洋文化的蔚蓝的色彩。正是大迁徙的本色，令他们到了滨海之后，并不曾止步把目光投向了辽阔的大海，大迁徙，也就由车马换成了舟只与大帆船。 今日的东莞凤岗，当年是惠州所属地域的西部，全镇人口改革开放前仅2万来人，可在海外的凤岗的客家人，就达3万多，为原地人口的一倍半有多，他们更遍布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故有“客侨文化之乡”的美称。其实，象这样的乡镇，在今日及原来的惠州区域内，可谓比比皆是，惠州，也就成了扬名海外的“客埠”。 而惠阳，更推出了客家侨领中最著名的人物——叶亚莱！ 去过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中国人，恐怕很少人会不知道，在那里就有一条大街，叫叶亚莱街。 这条街之所以用叶亚莱命名，为的是铭记他在马来半岛开埠的丰功伟绩。主体的太平天国革命闹得如火如荼。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大激励，所以，才到18岁，便同一批年轻人，漂洋过海，远渡南洋，在马来半岛上开创自己的事业。 南洋流传的谚语“客人开埠”也就是这么来的。客家人先到，把一片荆天棘地，开辟为最初的港口、矿区。叶亚莱先是奇人篱下，却学得了开矿的技艺，不久，吉隆坡丰富的锡矿资源被发现，他感到机会来了，便前往该矿区，团结华工、革新技艺，很快便成为了矿工的领袖，为维护矿工权益，他名声与日俱增，与流亡来此的太平天国士兵，改造自卫的武器，从此让矿区得以自保且蒸蒸日上，得到当地苏丹的敬重，赐之以甲必丹行政长官，还特命他为“巴生吉隆坡光荣、英勇、胜利而忠诚的华人甲必丹”之称号。 后来，吉隆坡先毁于战乱，后又毁于大火，再毁于洪水，也正是叶亚莱，率领华工与老百姓，三度重建了吉隆坡。他身先士卒，废寝忘食，殚精竭力，令吉隆坡成为了日后这个半岛上的首府。而他也成了人人尊重的领袖，企业家、慈善家，直到1885年积劳成疾去世，年仅48岁。 从客埠惠州，到开埠南洋，客家人就这样在蔚蓝色的大海上，承继了曾在黄土地上艰难创业的奇迹，这也是客家族群的一次历史性的转型，一个与时俱进的飞跃。 于是，客家人不仅成为了内地南北文化的桥梁，也成为了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桥梁……西方众多的文体化典籍中，正是通过其认识的客家人，去认识中国，认识东方。 客家人就是这样历史灾难的挑战中，赢得了开海的权利，获得了海洋的文化精神，更努力地塑造自身近代的历史形象——这有近代三大革命中崛起的客籍领袖、文化大师与铁血将军们为证。 （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本文原载《惠州客家》创刊号，邹永祥主编，惠州市客家文化经济促进会2009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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