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何地出现“客家”。“客家”人称谓问题，是学界争论了许多的问题。学界同仁，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成绩显著。然见仁见智，尚无统一意见。对此问题，我想在此谈些看法。 一、记载“客家”称谓最早的历史文献 主要的文献及其内容如下： 其一，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知县郭之藩主持，叶春及主撰的《永安县志∙俗产志第五》载:“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知足；琴江之民地，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膏壤沃野，自昔以为上田，无事粪之种，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县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长、兴、和、埔。远则江、闽，性犷悍，民率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其愚如此，知县郭之藩厉禁，稍戢。” 来自附近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自江（西）、闽省之人是什么人？由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知县张进篆主持“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主纂的《永安县次志》点明。 《永安县次志》卷一，《地理五.风俗》载“永安之俗，叶春及云：古名、宽得，俗本归善（按：今惠阳），琴江割自长乐（今五华）俗亦同之。宽得、古名宽缓訾窳，好气而足智。琴江之民也，诗书仕宦，惟数大家，余皆力农。县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长（乐）、兴（宁）、和（平）、（大）埔，远则江（西）、闽（福建），性犷悍，民率畏之。匹夫匹妇，或有争言，辄仰药。知县郭之藩厉禁，乃稍戢。其言如此。 大抵古名士务敦朴，多古处，急公好义，相与以和。宽得人习勤俭，衣食罕缺，然不无外柔而内诈。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民多贫，散逸逋赋。县中多雅秀氓，其高曾祖父多江（西）、闽（福建）、潮（州）、惠（州）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读诵，勤会文。富者多自延师，厚修脯，美酒馔；贫者膏火不继，亦勉强出就外傅。” 其二，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秋七月，屈大均应知县张进箓聘请，为修《永安县志》而赴县写的《入永安县记》云：“舟自归善（惠阳）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派。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饭。涉溪四五，夕宿宽清溪砦（寨）。次日历元墩、白溪，上岭者六七，涉溪者十有二三，岭路逼仄，皆蛇盘。沿溪以行，或在溪左，或在溪右，穿箐竹披茅，雾露沾湿，至午岚气不开，郁燠蒸人，甚苦之。一路山谷间，皆茅屋，或一二家，或十余，二十余家。高者曰砦（寨），平者曰围，或曰楼。或在山绝巅，或在隘口，皆一径微通，一夫可守。 …… 县中多闽，豫章（江西）、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秀者弦诵不辍，文学相宣。朴者多家氓，少事工贾。其居菅茅，其服络麻蕉葛，惟城中乃有瓦甓，衣帛。妇女粗棉大苎，衣着青黑……” （《入永安县记》，载《翁山文外集》卷一。） 其三，清道光阮元《广东通志》卷九十三引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楚元士编。邓风分编《长宁县志》。道光十九（1839）重修本载：“（长宁县）方言有二。一水源音，一客家音。相传建色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源。” 其四，清进士官至户部四川司。福建司主事。奉政大夫等。告老回乡后，掌教广州粤秀书院，惠州丰湖书院的和平人徐旭曾（字晓初.1751-1819）于清嘉庆乙亥二十年（1815年）撰写的《丰湖杂记》云： “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经两县会营弹压，由绅者调解，始息。院内诸生询余何谓土与客？答以客者对土而言，寄居该地之谓也。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何以仍称客？余口述，博罗韩生以芼记之。（嘉庆乙亥五月念日） 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苏、浙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沿途据险与元兵战，或徒手与元兵搏，全家覆灭，全族覆灭者，殆如恒河沙数。虽痛国破家亡，然不甘田横岛五百人之自杀，犹生聚教训，复仇雪耻之心。一因风俗语言不同，而烟瘴潮湿，又多生疾病，雅不欲与土人混处，欲择距内地稍近之地而居之；一因同属患难余生，不应东离西散，应同居一地。声气既无隔阂，休戚始可相关，其忠义之心，可谓不因地而殊，不因时而异矣。当时元兵残暴，所过成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比毗连数千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 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终元之世，客人未有出而作官者，非忠义之后，其孰能之！？ 客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即古人“负耒横经”之教也。 客人多精技击，传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农假，相率练习拳脚、刀、剑、矛、挺之术。即古人“农隙讲武”之义也。 客人妇女，其先亦缠足者。自经国变，艰苦备尝，始知缠足之害。厥后，生女不论贫富，皆以缠足为戒。自幼至长，教以立身持家之道。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爨、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事翁姑、教儿女，经理家政，井井有条，其聪明才力，真胜于男子矣。夫岂他处妇女所可及也！又客人之妇女，未有为娼妓者，虽曰礼教自持，亦由其勤俭足以自立也。 要之，客人之风俗俭勤朴厚，故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余昔在户部供职，奉派视察河工，稽查漕运鹾务，屡至汴、济、淮、徐各地，见其乡村市集间，冠婚丧祭，年节往来之俗，常有与客人相同者，益信客人之先，本自中原之说为不诬也。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故初离乡井，行经内地，随处都可相通；惟与土人之风俗语言，至今犹未能强而同之，彼土人以吾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彼同也，故仍称吾为客人，吾客人亦以彼之风俗语言，未能与吾同也，故仍自称为客人。客者对土而言，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阅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嘉应宋芷湾（湘）检讨、又曲江周慎轩学博，尝为余书：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迁来者，但为数不多也。” 综合上述：⒈关于这些来自中原，在粤、闽、赣的许多州县居住；讲客家话；住围屋，有其风俗习惯，有其族群品性和具有族群意识的人群的记载。在历史文献上首次提出他们是“客家”或“客人”。 ⒉这些历史文献记载的时间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这是关于记载“客家”或提出“客家”称谓的最早时间。 ⒊这些历史文献记载的是（客家人）“高曾祖父”之事（《永安县志》），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客人之父→祖父→曾祖父→高曾祖父四代前之事，如以25年为一代计，则为100年，即1587年前之人和事；是《长宁县志》说“建邑时”，即明隆庆三年（1569年）之人和事；是《丰湖杂记》说的：自“吾祖宗以来，世居数百年”的人和事，嘉庆二十年（1815年）之前的数百年，“ 二、“客家”称谓最早均出现在惠州府各县 记载“客家”称谓的历史文献均出自惠州府。如 《永安县志》之永安县。春秋时属百越地。战国属楚。秦代起属南越，为博罗、龙川两县之地。隋唐为归善（今惠阳）、兴宁两县地。宋元为归善、长乐两县地。明隆庆三年(1569年)置永安县（意即永远安定），属惠州府。县“以归善县安民镇置，析长乐县地益之……”（《明史•地理志•广东•惠州府》）。1915年改称紫金县，延用至今（属惠州市）。 《长宁县志》之长宁县，历史悠久。南齐永明元年（483年）就设置新丰县，取“物产丰富”之意。该县城地处广东省中部偏北，东江上游。北接翁源县，西靠英德市，佛冈县，东邻连平县、龙门县，南连从化市，位置适中，距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大中城市均在200公里半径范围内。《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志•广东•惠州府》载：长宁县在“府西，隆庆三年(1569年)正月，以归善县鸿雁州置，析韶州府英德、翁源二县地益之……”。1912年复称新丰县（现属韶关市）。 《丰湖杂记》作者徐旭曾之家乡和平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东江上游，处粤赣边境的九连山区。东连龙川，南邻东源，西毗连平，北与江西省定南县、龙南县接壤。古称她是“联络闽广，带控龙南、安远，要害之地”。和平县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建县，属惠州府（今属河源市）。 以上各县之归属州府均是惠州，该州宋天禧四年(1020)三月，改称惠州，自此有了“惠州”之称。元至元十六年(1279)称惠州路，仍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4县。洪武二年(1369)增辖龙川、长乐、兴宁、正德十三年(1518)增辖和平县，隆庆三年（1569）增辖永安县、长宁县、崇祯六年（1633）增辖连平州。清雍正九年（1731），惠州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川、长乐、兴宁、和平、长宁、永安11县及连平州。（现在的惠州市是“珠三角”的重要城市。 《丰湖杂记》的创作地，徐旭曾掌教之惠州西湖丰湖书院。书院历史悠久。宋宝佑二年（1254年），州守刘志纲改祭祀先贤的聚贤堂为丰湖书院，以州学兼山长（即院长）以后历代加以重建，扩建。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知府王瑛复建丰湖书院，雍正中改称惠阳书院。嘉庆六年（年）知府伊秉绶从郡人请复建，仍称丰湖书院。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名惠阳中学。 “客家”称谓最早出现在惠州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⒈ 从地域上看。惠州府当年辖有今惠州、河源大部分县份和梅州、韶关部分县份。界于梅汀、东江与广州之间，是客家人主要居地之一，也是客人与土人（广府人）接触的前哨之地。客与土接触多了，一方面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即文化上的“互化”。另一方面又会容易因为语言、习惯不同，特别是因为利益不同，产生矛盾乃至斗争。这种地缘邻近的与利害关系的接触就要了解对方是什么人。以分彼此。于是要给对方人和自方人一种名称，于是便有了“土人”与“客人”的不同称谓。 ⒉ 是从时代为背景上看。在“客人”这边看。“客家”民系，自南宋至元末“客家人”形成。到了明朝前期，“客家人”进入成熟期，明朝中期后进入繁荣期。他们据有赣南、闽西、梅州、东江之地。但人口日繁，生存条件日见逼仄，即人多地少。于是在明至清初便向惠州府及广州、韶关、肇庆边沿等地南拓迁徙。以惠州府之紫金县（原永安县）为例，据学者统计：迁入当地的姓氏：“宋代迁入者2姓。元代1姓。元末明初1姓。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隆庆二年（1568年）建县至万历十四年（1586）叶春及修《永安县志》的18年间迁35姓。从万历十五年（1587）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间迁入42姓（支）。康熙二十七年以后迁入32姓（支）。“迁入者主要是当时属于惠州的长乐、兴宁、河源，属于潮州的程乡、大埔、平远等地，以及福建西部的平和、永定、上杭、长汀等到地，江西南部的石城等地”。〈2〉以后又逐步有人从“客家”腹地向西迁。从“土”这方面来说。土人在广东主要指居住在当年广州府及以西的“广府人”。记得有语言学家说过：当时广府语与客家语的分界线大致以罗浮山为界。这样说罗浮山以西，广州、肇庆各府为“土人”之地。他们据有珠江三角洲广阔膏腴之地，鱼米之乡，也占有广大的较低的丘陵地带。明清以来经济繁荣发达。他们的人口也增加得很快，他们也需要继续发展。客家人的西拓，直接侵害了“土人”自下而上发展的资源，加之文化、语言、习俗之间的差异，酿成日益多的矛盾。这种社会矛盾，也需问问造成麻烦的双方是什么人？因此也会分出“土人”和“客人”及其称谓来。 ⒊ 是从思想文化上看。当年惠州府是文化比较发达之区，对外文化交流较多之地。上面说过，明中叶后客家人社会已进入繁荣期，他们据有“湘、粤、闽、赣边境毗连千数之地”；讲客家话（包括水源音、客家音两种方言）；住围屋或围楼；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传统；在中国移民史的千百年来，早有“土”、“客”之称。不过因时因地不同而异已。历史上的各种“客”早已融入当地社会，唯有迁聚于湘、粤、闽、赣边境者仍称“客”。客家人的主流是移民，所以其意识中早就自认为“客人”。至粤，“粤之土人称该地（按即上说边境）之人为客人，该地之人也自己人称为“客人”。即客人早已有了自我族群意识。这是民系（或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学识渊博，见闻广大的屈大均，早年到过客家腹地，如他就到过平远（见《广东新语•石语•南台石》）。所以《永安县志》和《长宁县志》作者记录当地人民时，早就有“客家”的称谓是完全合理的。将其记录下来，这仅是客观现实在思想意识的载体---著作中的反映罢了。 至于为学界誉为《客家宣言》而解读客家的《丰湖杂记》所由问世是因为，丰湖书院是当时惠州府的最高学府，也是明清时期广东有名的书院之一。其中不仅汇集了一批学界耆宿，代表了当年的知识高端，也集中了各种的思想观念，是各种思想意识碰撞之地，如当时土客问题已显露出来，所以徐旭曾以其敏锐的眼光，在土客斗争暴风雨到来之前，极早解答了这个问题。 以上所述便是“客家”称谓会最早出现在惠州府，惠州会成为天下人最早知道有“客家”的地方的原因。 注释： 〈1〉曾祥委：《“客家”称谓出自明隆庆年间的惠州府----兼与刘丽川老师的商榷》，《客家研究辑刊》2009年第1期。 〈2〉肖方评：《“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中心》，《客家研究辑刊》2009年第1期。 （原载《惠州客家》创刊号，邹永祥主编，惠州市客家文化经济促进会2009年编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