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为珠江流域的三大水系之一，发源于江西省的寻乌和定南，流经和平、龙川、河源、紫金、博罗、惠阳，并在东莞的虎门与珠江汇合。东江上游可通过龙川这个节点和水陆转运点与梅江相连，从而把韩江流域与珠江流域联通起来，甚至还可把闽西南地区也联系在一块。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及其联系，对依附于山岭、河流而产生的岭南远古人类文化及其古史的演进，无疑产生了独特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粤闽两地的考古材料以及相关传世文献，并以史前至秦汉时期为例，尝试探析东江及其古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新旧石器时代，为远古人类由西向东扩展的重要通道

经过对漳州地区出土、采集的史前时期文化遗物进行综合性研究，尤玉柱先生在其主编的《漳州史前文化》一书中认为：“追溯更早的人类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我国西南地区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并由该地区向北、东北、西南和东几个方向辐射。在向东辐射的这一路线上，由云南至台湾一线，大致在北回归线到北纬25°之间地地理范围，存在着一条人类化石由老到新的分布，也正是我国南方旧石器遗址和地点颁布的密集带，它表明了从更新世早期起，人类向东迁徙的过程和路线。”并认为：“远古人类进入福建省境内不会太早，大约在早期智人阶段，即距今20万年前。进入福建境内的第一批早期智人可能有三条路线：1、由浙江沿着海滨地带进入福建东北部；2、由江西沿较大的河谷或山谷入福建北部、北西部和西部；3、由广东东部沿海丘陵区入福建龙岩和漳州地区。”当然，以上三条进入福建的路线中，尤玉柱先生认为前二条存在“严重阻碍”或“很难进入”，而“第三条路线由岭南向东几无地理障碍，尤其沿海丘陵区提供了这种东向迁徙的良好条件。”[1]

一般认为，华南地区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文化，年代最早的是广西百色地区发现的打制石器，并通过西江流域向东扩展。粤地资深的考古学家邱立诚先生就认为：“西江地区的古代人类目前可以追溯到距今14万年前的封开垌中岩人类化石，从西江流域的考古情况看，他可能是从云南元谋人以及广西百色地区的远古人类发展而来。西江流域众多的人类化石遗存为广东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存提供了发展、演变的源头”，而“百色旧石器通过西江流域向东发展，在桂南一线留下相当数量的台地、贝丘遗址；而在桂东与粤西，则有相当多的洞穴遗址，这是地理环境所使然。在此之后，穴居人类逐步走向江边河岸、平原谷地以及滨海、岛屿，形成了更为多样化的考古文化，同时也与来自各个方面的古人类文化相互交流，共同发展。”[2]3

以上相互印证的考古材料说明，在远古人类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上，广东与福建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的通道，其规律是由西向东扩展。虽然，尤玉柱先生认为远古人类由岭南向东，可通过广东东部沿海丘陵区迁徙，但此论述仍嫌不够全面，因为，作为远古人类活动和扩展，虽然可以通过东部沿海部分低矮的丘陵山地迁徙，但仍然存在无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多应该是通过水网而展开的。而这条由西向东的重要通道，无疑是由水网组成的，即西江——珠江——东江——龙川（水陆转换）——梅江——韩江——汀江。

史前人类，经历了由旧石器、中石器（细石器），进而步入新石器时代的过程。过去，广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主要分布在封开、罗定和曲江等石灰岩洞穴地区，而在往东的河流阶地发现旧石器文化则为数较少，但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广东考古发掘和研究有了可喜的突破，即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番禺飘峰山发现两件燧石打制石片石器，[3]东江流域的河源、龙川等地也采集到少量砾石制品，[4]而韩江流域则在揭阳埔田马头岽与新亨老鼠山分别发现一件用硅质灰岩打制的石核石器，双面打击加工的手斧形砍砸器，[5]属同一考古文化发现的还有广东丰顺汤屋山、南澳象山和福建的“漳州文化”的同类器物。[6]这些石器基本相同，同属细小石器，初步认为其年代大致在距今13000~8000年，即旧石器时代的末期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在远古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上，广东与福建之间存在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即细石器时代，同时，从细石器分布的情况看，不可否认的存在由西向东的水网通道，无疑，东江是这条水网通道中的重要一环。

此外，能够反映东江通道作用的还有大石铲遗存。广东发现的大石铲遗存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地区，[7]并在封开发现最多。西江流域所见的大石铲，与广西的大石铲基本相同。由于大石铲的中心地区是广西的左右江汇合处，即为西江流域的上源地区，因此，不排除西江地区的大石铲相当部分是从广西传入的。但封开牛围山出土一件霏细岩大石铲，应与西樵山遗存有关，可能是受广西大石铲影响而在西樵山制作的，[2]245这说明大石铲已由西江流域传到了珠江流域。而在其他地区出现的一些大石铲，虽然形制上与前述的大石铲已有变化，但应是受其影响而出现的。不过，远至东江上游地区的兴宁也出现有与西江流域地区相同的大石铲，这无疑应是传入之物，[8]但却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东江通道的传播作用。

当进入新石器时代，岭南的新石器早期文化仍与西面的原始文化发生关系，而到新石器中、晚期文化则与北面和东面的原始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及交流。如作为石器中的标型器的有段石器和有肩石器，在百越地区的考古学以及历史学上都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它们在广东区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即粤东区以有段石器为主，珠三角及粤西区以有肩石器为主，而粤北区以有肩有段石器、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兼容混合为其特征。”[2]16这说明，此时的岭南新石器文化，不仅仅存在原来由西向东的扩展模式，且开始出现粤西、粤北、粤中、粤东（含闽西南）相互接触、交流和兼容的局面。

二、夏商周时代，为区域考古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交汇点

随着夏商周王朝的建立，尤其是商王朝开始，由于其政治、军事势力的强大，统治范围也随之扩大。岭南虽然不属商周国土，但商周文化的影响也渐见明显，其结果是大大推动了岭南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同时，在商周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具有岭南特色的区域文化不断的产生和交替，也不断的交流和融合。

垂囊盉是华东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典型陶器之一，它出现于浙江河姆渡遗址，其后发展演变成鸭形壶，在福建闽侯黄土仑遗址演变为鬶形壶，至广东东部则演化为鸡形壶。[2]16一般而言，华东地区的东夷族，其图腾为鸟，岭南地区出现的陶鸡形壶，即是当地居民怀念先祖的物品，也是他们所崇拜的鸟图腾的反映。由此可见，粤东地区的陶鸡形壶，正是联结华东地区与华南地区两地文化关系的实物。陶鸡形壶在粤东的出现大体上已到了夏商之际，同时也表现出从东向西的发展态势，从目前出土的情况看，最东的地点在饶平，然后是揭东、普宁、五华、龙川、和平、梅县等地，[9]其中以揭东和普宁数量最多，并在龙川坑子里变化为圈足鸡形壶。最北是在和平的肖屋山，已接近江西的赣南，而最西的地点是深圳的咸头岭。从粤东陶鸡形壶的传播与发展看，明显显现出以韩江流域为中心，并通过东江流域向西传播的特点。此外，深圳咸头岭墓葬出土的鸡形壶，应是从粤东顺海路所输入的。[10]此后，粤中、粤北地区同期或稍晚期的一些带流陶器，与鸡形壶的流行影响有关，或者就是这类鸡形壶的变体。

作为文明标志之一的青铜器，岭南地区也是在商时期开始出现的。李伯谦先生认为：“在我看来，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的岭南粤东地区率先开始铸造青铜器，已经是不可移易的结论。”同时也认为：“浮滨类型的居民已能铸造青铜器，浮滨类型属于青铜文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11]李先生所称的“浮滨类型”，就是现在通称的“浮滨文化”，自1974年在饶平浮滨、联饶发现21座墓葬后得以确认，[12]其遗存主要分布于粤东与闽西南地区，即西至广东普宁，北达大埔和福建南靖，东在福建龙海、长泰一线，广东南澳等岛屿也属其分布范围。总体观察，其地域范围横跨榕江、韩江、九龙江和晋江四个流域，核心地区在广东揭阳至福建漳州之间，广东的海丰、蕉岭和福建的永定、永春则属于浮滨文化的外围地区。浮滨文化的器物，如釉陶器大口尊、壶、豆、罐和石戈等，则通过居民的迁徙携带或贸易等途径，到达了广东的和平、惠阳、博罗、增城、深圳、珠海、中山和香港等地。[13]从其传播规律来看，在珠江口两岸，如深圳、珠海、中山、香港等出现的浮滨文化，应是通过海路从浮滨文化区输入的，而和平、博罗、增城一线，则应该是通过韩江——东江水网输入的。虽然，浮滨文化拥有丰富多样的石兵器和先进的铜兵器，但其文化的西渐看来并不是依靠武力，从而没有把珠三角地区划进其区域，但邱立诚先生认为：“不应忽视浮滨文化的釉陶器对周时期博罗梅花墩、银岗等窑场原始瓷器的生产所起的影响，正是浮滨文化的西渐带来了施釉的技术使原始瓷器在珠三角地区泛起，并使珠三角迅速成为原始瓷器的生产大户，缚娄国在这一区域的兴起当与此不无关系。”[2]20

而当浮滨文化衰落与消灭之际，却正是珠江流域的夔纹陶文化（或称大梅沙文化）东进之时，[2]290 此时的岭南也进入了两周时期。夔纹陶器是由岭南越人依照中原青铜器上的夔龙纹、窃曲纹或是陶器上的相类纹饰而创造的一种陶器纹样。这类文化遗存代表着以夔纹陶器为标志性器物的岭南土著越人集团，其势力范围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核心，并沿东江、北江与西江流域发展和延伸，其外围东至福建的漳州，北达江西的赣南和湖南的湘西，西面到广西的桂东地区，粤东的五华、粤北的韶关一线与粤西的封开也是夔纹陶器较多的地方，而南路的阳江、湛江和东面的汕头则较为稀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粤东北的五华一线，夔纹陶器的遗存仍十分丰富，[2]130此后的梅江、韩江流域一带，虽然发现的夔纹陶遗存不是很多，但分布也是较为广泛的，甚至到了福建的漳州，而这时的东江，无疑又成了夔纹陶文化东进的关键一环。

三、秦汉时代，为经略岭南的中心区和大后方

据《史记·王翦列传》记载，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岁馀，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这是有关秦平定岭南的最早记载。又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適戍以备之。”由此可见，秦平定岭南的初期战役，进行得是如此艰苦卓绝，这迫使秦王朝重新布置伐越战略，使任嚣、尉佗将卒以戍越，增援岭南，以解决迟滞不决的战事，并在：“（秦始皇）三十三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14]岭南设郡，推行郡县制度始于此，也标志着岭南的越族地区正式划归秦朝的政治版图。

按秦制度，郡一般设守、尉、监御史三职，但秦始皇在分岭南越地三郡后，“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15]而且“南海惟设尉以掌兵，监以察事而无守。”[16]即由南海尉统制三郡，而且南海郡不设郡一级最高长官郡守。这除了说明秦朝在岭南地区实行了有别于中原和内地的特殊政策外，也表明岭南的统治中心是在南海郡，郡治在番禺（今广州）。

据文物考古资料表明，秦军南下岭南以后，当时番禺（广州）一带并不是人口密集，经济繁荣之处，而是人口较为疏散之地，故今广州附近的古遗址并不密集。当时越人最为密集之处是在西江流域和北江流域，势力也最强大，曾令秦军三年不解盔甲，可见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由此看来，选择番禺作为郡所和县治的地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当时粤东榕江流域也是越人较为密集，势力较强大的地区，从揭阳云路中夏战国墓，仙桥战国墓出土较多铜兵器即可见一斑，但相比之下，远不如西江流域和北江流域越人的军事力量强大。因此，邱立诚先生认为：“秦军在粤东地区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粤东，并顺东江南下迅速抵达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腹地——番禺，置南海郡而实施管治，其中赵佗一支则留守龙川一带。”[2]135以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番禺的保障，在西江设有四会县，而在东江除龙川县外，增设博罗县，这既是政治管理的需要，也是军事活动的需要，因为这些治所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依赖水道的，同时也表明南海郡已把完全控制住的东江流域作为自己的大后方。至于秦时是否设立揭阳县，仍存争议，但汉武帝时南越国揭阳令史定降汉一事，证明南越国时期置有揭阳县已是不争的事实。“揭阳”一名的来历，很可能源于秦军戍守揭阳岭，据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五十万人守五岭，其一揭阳，此秦兵之初戍揭阳岭也。”而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始皇伐百越，命史禄转饷，留家揭岭，此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据此，邱立诚先生认为：“此揭阳岭（或曰揭岭）当为粤东平行岭之莲花山脉，正是莲花山脉形成了浮滨文化区的西线，同时也是龙川县和博罗县与粤东区域的天然分界线。或者说，由于秦时已有军队驻守揭阳地，故此才会有南越国置揭阳县之举。”[2]291而位于韩江东溪河口的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发现，也使我们确信南越国与揭阳县的来往已可通过海路联系。当然，顺韩江上溯至梅江及其支流五华河，可到达南越王赵佗的行宫之一——长乐台。[17]此台的设置十分关键，一方面可扼住梅江——韩江的上游，起到加强对揭阳县联系和控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可增强龙川的防卫，以进一步稳固东江流域。

至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灭亡。次年，刘邦立汉，同年冬，“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蒲、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18]以上记载可知，这期间南越国的军事行动不可谓不频繁，尤以水路更甚，如首先“移檄告横蒲、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再着“击并桂林、象郡”，可以说，北江流域与西江流域是其用兵的主要方向和重要通道，而东江流域却没有任何战事的记载，所载的却是龙川令赵佗被召回番禺，成为任嚣的继任者，这最少应说明当时的东江流域是稳定安全的。

据《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和为南海龙川令。” 南越国建立后，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吕后时期，甚至自尊为南越武帝。由此可见，十三年的时间内，赵佗由龙川令到南海尉，再到南越武王，最后成南越武帝，身份和权力的变化可谓巨大，不过，赵佗对于自己的发迹之地，或者是“兴王之地”[19]的龙川，并没有轻易的放弃，反而有所加强。如龙川东去不远的五华山下（今五华县华城镇）有赵佗的行宫长乐台（狮雄山建筑遗址）就是证明。而秦时所设的龙川、博罗县及最迟不晚于南越国时所设的揭阳县，直至《汉书·地理志》所载：“南海郡……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均反映出秦汉时期对龙川或是对东江设治的重视。甚至在郴州还出土了“龙川长印”，[20]虽然现在仍不能论定龙川曾是长沙国的属地，但恰恰相反，这更进一步证明长沙王吴芮也曾虚封了一位“龙川长”，可见当时龙川设县已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以赵佗曾任龙川令的逻辑，断不会将龙川县官一职从“令”降为“长”，较合理的解释，就是特殊的地位决定了秦汉统治者必然给予特殊的照顾。不过，这枚“龙川长印”，或许说明当时龙川县的户数实际上是不足万户的。

综上所述，东江在岭南古史的演进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过去，在岭南古史的研究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西江、北江、珠江三角洲、韩江，而对东江的研究是不够的，特别是对东江在古史演进中的传播和联结、消化和创新方面注意不够，希望通过对东江及其古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更全面、更系统梳理，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东江文化形成背景、内容、特质等方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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