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首先要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好看。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即便立意多么高，思想多么深刻它都只能是苍白的。近日出版的《来自戒毒所的故事》，首先书名就夺人眼目。俗话说，看报看题，看书看名。这类以戒毒为题材的个人专著为数不多。作为一线戒毒民警的作家、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所长程卫东，以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独特的写法，真实地描绘戒毒人员的日常生活及情感世界。

戒毒所，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那些扭曲的灵魂，那些艾滋病毒携带者、肺结核、梅毒病人，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与他们朝夕相处，危险无时不在，是什么支撑着禁毒民警们默默奉献？

因为都是作者的博文，所以这本书的文章大多短小精悍，三四百字成文，读起来很轻松，而且还配有生动有趣的漫画插图，挺好看。

程卫东与戒毒人员朝夕相处，熟悉他们每一个人的情况，读懂他们每一个眼神所表达的内心世界，所以他的写作驾轻就熟，真实的故事，生活原型都在戒毒所。他让我们看到了发生在戒毒所这个“院子”里的充满神秘感的故事：艾滋病戒员故意割破手抓了两位民警，弄得他们一年多没过过一天安静日子；在戒不掉毒瘾的阿芳身上，依然能够看到正义善良及母爱的光芒；我们看到只有警匪片中才能看到的惊险情节在我们熟悉的市区上演：小偷偷车被警察追捕，中枪逃跑，15年后因吸毒与当年的警察在戒毒所相遇。15年前想抓的人，现在居然天天泡在一起而不知。

随着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小故事，我们走近了神秘的戒毒所，各种各样戒毒人员的性格及各自不同的命运，令人唏嘘。我们看到了戒毒所如何把鬼变成人。作为禁毒民警的程卫东，育他们于亲情之中，教他们于法理之间，那是一种人性沟通和润物细无声的感化，令人感慨。

这本书的创作，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写的都是作者自己熟悉的生活，身边的人和事。往大里说，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家必须遵循的原则。往眼前说，从这些真人真事和真实故事中，展示的是作者对职业的敬重及对生活的热爱。好在程卫东不是书斋文人，不需要等着专程去体验生活，没有创作任务，也不刻意规范创作风格。程卫东只是在日常工作中，用心灵去触摸生命，用良知去感受和区别真善美和人民假丑恶，这正是现实主义的魅力所在：

如《到戒员宿舍去“爬山”》，程卫东搬去与戒员同吃同住，让我们知道“戒员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白父》中，让我们看到，儿子吸毒，最悲惨的是父亲，他不仅要吸干你的血，还要绞碎你的心。《有什么好报的呢》，是作者对虚名和炒作的淡然。在《谁是最可怜的人》中，他认为最可怜的人是那些心术不正，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并毫不客气地抨击那种人“对待下级像只虎，见到上级像条狗”。

被一些伪感情懵惯了的我们，面对这样的坚守和挚爱，由衷地感到难能可贵的同时不由感慨：这是一个多么有趣、多么善良、多么爱憎分明的警察！

这些小故事中的“真人”，除了作者及同事外，还有身边区别于普通人的戒员和他们的家人。这种小块的故事，篇幅所限，一下笔就得直奔主题。读起来很直白，像朋友间的聊天或者悄悄话。但这些小故事，程卫东讲得很有趣外，还时时闪烁着哲理和智慧的光芒。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如《佛门料理》中，作者到了佛门拜过大师后，再想想戒员阿金，心态就不一样了。大师要钱和阿金要钱其实很接近，不同的是，大师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加了程序和环节让人觉得应该接受。而阿金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直来直去，让明显感到是在敲诈勒索罢了。使人认识到，清的并不一定是佛门，浊的并不一定是世俗。《真想找个二奶》中，由于戒员不争气，其父想找个二奶再生个儿子。程卫东在劝慰戒员父亲后的一段话颇有意味“我知道我在说废话，可他（戒员的父亲）听得很认真，因为我管着他儿子。”  

本书的文体，大多是一些短文，但并不单薄，写得干净利落而言之有物。我们看《红楼梦》，看《家》《春》《秋》等，看那些“院子”里的人物和故事，再看看戒毒所这个“院子”里的人物和故事，折射出的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时代背景同样有着似曾相识的语言描述。如：面对既不承认吸毒、偷车，又要撞桌、撞墙的阿良，作者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我走过去问他：“有没有吸毒？”

他说“没有。”

我说：“没有就进行检验，证实一下清白。”

他拉了尿，进行海洛因检验，呈阳性。

他不再吭声。

我又问他：“是不是犯了很大的事？”

他又说“没有。”

我说：“没有干吗要这样？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

又如在《高人，不按套路出牌》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2005年春，港商又回惠州，买了房，带着阿红和儿子来定居。2005年秋，港商给了阿红一张存有200万人民币的金卡。2005年冬，港商和儿子不知了去向。

这样类比，并非指程卫东的文字功夫赶上了大家，也不是说这本书的故事能以经典名著相媲美。两者总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