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作品有着时代性与地域性，工艺美术是美术的一个大的门类，自然也具有其时代性与地域性。工艺美术属于美术，但与美术又有所不同，因此，工艺美术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也有所不同。下面，我将从陶瓷这一工艺美术的重要门类以及我多年研究的古代惠州地区陶瓷窑系作为切入点，谈谈陶瓷艺术的时代性与地域性。

陶瓷艺术是实用的艺术，与我们的生活最贴近，日常生活中可以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陶瓷艺术因应人们实际生活需要而产生，追源溯流，可以说陶瓷艺术产生于人们需要解决自身温饱问题的年代，由劳动人民创造出朴素但设计精妙的陶瓷艺术。例如，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出土的漩涡纹尖底瓶，先民们创造出来用于汲水所用，将其造型设计为尖底，以方便于汲水时自然下沉和平稳上提。这是从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对陶瓷艺术品进行创作的典型。陶瓷艺术品除了注重实用功能，还十分注重以手工制作技艺与实用相结合，同时欣赏价值不可或缺。漩涡纹尖底瓶绘饰了漩涡纹，纹样以点为中心，弧形线组成漩涡形，上下左右互相连接，巧妙的组织为一个整体，动感十足，充满了欣赏价值，这样的审美情趣，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件上乘佳作。

在美术鉴赏中，我们欣赏一件美术作品，要了解美术作品的时代性及地域性。时代性是该美术作品的取材有着该时代独有的特点，反映了该时代的典型事件或风物。地域性是该美术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或创作手段有着某一特定地区的独特风貌。因此美术作品的产生无论是题材、内容、形式、风格都能反映出时代性和地域性，同时也受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限制。而陶瓷艺术品是用于日常使用的实用型美术作品，它从生活中来，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使用需要而产生的。一件优秀的陶瓷艺术品，必须具备其实用性、艺术性才行。同样的，美术作品的时代性也能在陶瓷艺术品上体现出来。提起我国的唐朝，社会安定，人们富足。著名的唐三彩，有很多陶俑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出现很多的“胡人”——即不是汉族人外貌、衣物特征的人物造型。我们通过史料知道，唐朝时中国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很多中亚人通过海路、陆路到中国进行贸易，文化交流，并生活在中国。活灵活现的三彩陶俑，则是对这一显著的时代特征的完美佐证。还有大家熟悉的女陶俑，形态端庄，衣着考究，我们通过陶俑了解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是以丰腴为美，这也是工艺美术的时代性的体现。就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而言，陶瓷艺术品的时代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朝代的更替，在不同时期的陶瓷艺术品上都能有所体现。远古先民们主要制陶，及后出现瓷器的制作，历经多朝代的发展，唐宋已降，瓷器的兴盛，从低温瓷到高温瓷，从低温的含铅青釉到高温的青花钴料，无一不是工艺美术的时代性在陶瓷上显现——不同的时代的制作工艺，审美潮流，都能在陶瓷艺术品上看到。

地域性在我国陶瓷发展历史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陶瓷的制作，原料是很重要的环节，重要的陶瓷产区无不是原材料取材便利的，从唐的刑窑、越窑，到宋的五大名窑，都能发现当地原材料的来源便利。同时，因为陶瓷产业运输是其重要的成本消耗，因此产区的交通便利，易于运输也是地域性的体现。还有政权更替，人才迁徙带来的生产力的变化，如南宋建立在江南地区，直接带动了当地陶瓷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近现代以来，对外贸易的兴盛，也带动了产业的转移，如广州从清代开始发源的织金彩瓷。以上种种，都是陶瓷的地域性的体现。

我多年来研究古代惠州地区窑系，发现从陶瓷艺术品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入手进行研究，或许能解释惠州地区陶瓷产业从起源—发展—兴盛—衰落这一历史过程。这里我们探讨的惠州地区，泛指古时的东江流域一带，即涵盖了今天的河源、新丰等大片的区域。

惠州地区陶瓷制作的历史非常悠久，有距今约5000年左右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陶器出土。从已发现的古窑址来看，惠州陶瓷品种及类型与当时中原发达地区的某些窑口，有着不同程度的交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博罗地区的银岗窑，被认为属于春秋时期，其中的梅花墩窑，发现在装饰上使用有葵纹等，与同时期的陶制产品比较，制作水平上能达到当时中原地区的发达水平。

惠城区的东平窑，惠州地区现存最著名的古代窑系遗址。据考察有42万平方米的窑址。有三个窑炉呈品质状分布，从制作技艺、装饰风格上看接近于耀州窑下属，属于青瓷类装饰手法。其风格与广州的西村窑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区别，装饰手法等各方面都非常的相似。与同时期的潮州笔架山窑也属于同一种风格。东平窑出土的瓷器以剔花、刻花的青瓷为主，这是特征显著的耀州窑制作特点。在东平窑，没有发现饰有彩绘的陶瓷。

罗浮山地区的蚬岗窑，据考证，是北宋时期的，属于湖田窑系，从当年出土的瓷器来看，能达到景德镇的水平。

惠东地区的白马窑，据考证，是元朝时期的，属于龙泉窑体系，在惠州传承后成品接近于弟窑体系。经勘察发现，其窑群规模相当大，达到了90多个之多。其在生产制作上，有类似于今日的生产小组的生产编制，由不同的小组来生产，从出土作品及相关文献记载中可发现大量印鉴，证明其生产小组。

由此可见，惠州窑的体系是有着其完善的制作体系的，并且种类丰富。从地域上来看，惠州地区属于客家文化。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中带来的技艺的交流、传承与交融发展，带来了先进的陶瓷制作技艺，让陶瓷文化在惠州地区落地生根。不同地域的碰撞，使得惠州窑体系呈现出各大名窑的特色，吸取众家所长，结合地方的特色，发展出独有的陶瓷艺术。惠州地区属于东江流域，漕运便利，同时，惠州地区也有优质的原材料产地，原材料的使用有着天然的优势，这是地域性的一个重要体现。近年来经考古发现，惠州地区窑系的陶瓷产品出品精良，质量远在民窑之上。在两宋到元时期，惠州陶瓷体系的出品，与中原地区相比，也具备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漕运的便利也促成了对外销售的便利，对外销售的兴盛反过来影响着陶瓷产业的生产。同时，考古发现，惠阳地区的东平窑与罗浮山的蚬岗窑均属于外销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在惠州境内东江古码头有出土过销往数十个国家的瓷器，证明了当时惠州地区生产的陶瓷外销情况的兴盛，也说明了地域性对惠州地区的陶瓷产业的重要影响。

经研究发现，从明清已降，惠州地区的陶瓷制作体系逐步走向衰落，表现显著的是生产质量的下降，精品产品的消亡，高超技艺的失传。我认为这与工艺的迁移，资源的缺少有着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时代性给惠州地区的陶瓷产业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与之对应的，是潮州、广州陶瓷体系的兴盛，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显著的产业转移的过程。纵观历史，在对外贸易兴盛的地方，对陶瓷的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宋朝的南迁，带来的不仅是中原优秀的制作技艺，同时在东南沿海开埠，进行对外贸易，极大的促进了一系列窑系在东南沿海的兴起。同样的道理，从明朝开始，到了清朝，广州直接成为对外贸易的为数不多的开埠港口，广州渐渐地成了极其重要的对外贸易点。外国商品从广州进入中国，中国陶瓷、茶叶等商品从广州销往世界各地。甚至于外国商人带着图样来广州进行来样定制——促成了广州织金彩瓷的兴盛。佛山也因为临近广州，带来了生产上的巨变，也削弱了惠州地区陶瓷产业。时代的需要改变了惠州地区陶瓷产业的供需关系，重要商业活动或高端的订单都已能在广州完成，导致了惠州体系订单数量的减少，从而影响到了生产的质量。便利的外销地缘因素也因广州拥有珠江的优势而进一步削弱，惠州地区的陶瓷产业走向衰落不可避免。

陶瓷艺术是一门实用的艺术，与人们的生活，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陶瓷艺术品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令陶瓷艺术品赖以发展、兴盛，甚至能深深地影响着陶瓷艺术品的衰落与消亡。我们今天研究陶瓷艺术品，不光是从美术的审美方面去探究，还能从数之不尽的陶瓷艺术珍品中去探究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种文化，一项底蕴，在陶瓷艺术品中与古人面对面，感受古人造物之美，感受古人感受天地之功。陶瓷艺术品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穷尽毕生之力去研究、传承。本文仅是个人一点浅析，是为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