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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文学】鞋城交响曲
作者:钟土清(惠州民协会员)    来源:惠州民协    日期:2012-06-13 09:40:32

1989515,《羊城晚报》刊载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肩题:“当年走私成风,如今鞋厂林立”;大标题:“黄埠成为粤东新鞋城”;小标题:“万元户在这里只算温饱型”。白纸黑字,赫然在目。

“祖师爷”

“祖师爷”,颇具权威的《辞源》中载曰:“祖,始也!“是旧时对创立某种学说或技艺的人的尊称。”

看来,“祖师爷”这顶桂冠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戴的。

但在鞋城黄埠,却有一个黄埠人公认的“祖师爷”——黄埠鞋的“祖师爷”。

他没有创立什么学说,也没有创立什么技艺。然而,他确实有自己独特的立身处世之道,虽然这是难于成为“学说”的;他确实有一种一般的人所没有的技艺,虽然这不是他“创立”的,但他为传播这种技艺以造福乡梓而不遗余力,并终于如愿以偿。

他还活着。

……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早,祖国处处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人们的脸上喜气洋洋的。

春光明媚,百花吐艳。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港商李炳好先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黄埠镇下圩村。

家,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家。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出得厅堂”的家具。

人,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人。童年时的伙伴,可亲可敬的邻里乡亲,那一张张使人心酸的“菜蔬之色”的脸。

这就是我的家,我的父老乡亲?!

站在村东头那棵根须纵横、独木成林的古榕下,眺望着那浩瀚无垠的大海、先生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令人难忘的一九五八年,过去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砍树烧炭,大炼钢铁;

以粮为纲,围海造田;

“大锅饭”,喷喷香,三餐白饭吃到光;

……

山砍光了,堤围垮了,“大锅饭”也真的吃光了,年青的先生满目惆怅,只好拖着疲倦的身子,踏上那“自由出港”的渔船。从此,香港的建筑队、织布厂、餐馆、制鞋厂里有了他孤单的身影……

一阵咸湿而又带着腥味的海风迎面吹过来,先生那双不知什么时候模糊了的眼睛忽然感到光亮起来,头脑也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思量着:如果能把自己在香港学到的制鞋手艺传授给乡亲们,让乡亲们有一技之长赚碗饭食,那该多好啊!

于是,黄埠人惊奇地发现,先生频繁地往来于黄埠与香港之间,听说正与黄埠镇的领导商量在黄埠圩办鞋厂的事。不久,黄埠人又亲眼看见了黄埠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间制鞋厂——艺新制鞋厂。在欢快喜庆的鞭炮声中,先生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脸上挂满喜悦的笑容。

像刚刚降生的婴儿的第一声啼哭,黄埠终于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充满希望的制鞋声。

创业艰难。“离土不离乡”,农民身份的“工人”,再加上任人唯“亲”的管理方法,艺新制鞋厂最后亏损10多万元,不得不关门停产了。

父老乡亲们的子弟走了,昔日悦耳的制鞋声消失了,鞋厂里冷冷清清。机器厂房拍卖后的第二天傍晚,先生来到凝结着他半生心血和希望的制鞋厂,抚摸着那冰冷的已蒙上一层尘垢的制鞋机,睹物伤情,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天边的残阳如血。夕阳中,他又情不自禁地向村东头那棵古榕树走去……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今年初秋的一天,作者在距黄埠镇不到一公里的小山上见到了先生。他中等身材,身板硬朗,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只是那额上的条条皱纹,头上的根根银丝,仿佛蕴藏着满腹的遗憾,诉说着人生的沧桑。

他对我说,他在鞋厂关门后,就带着老婆孩子来到这山上安营扎寨了。这个办果场的地方原是一个石头山,石头被附近的群众取走后,就留下满山碎石,寸草不长。他承包过来后,雇人从黄埠圩运来了大粪、垃圾泥,自己也是起早摸黑,亲力亲为,终于种上了大量的果木,还在山边的几十亩滩涂上养殖鱼虾,享尽农耕之乐。

见他热情爽朗,我就直言不讳地问:“现在黄埠变成鞋城了,黄埠人都把您称做黄埠的‘祖师爷’,您的徒弟成了大老板了,看到这些,您有什么想法呢?”

“看到他们赚了钱,我非常开心!”他显得很激动:“过去我身上有点钱,而乡亲很穷,我心里很不好受。大家一齐富起来,是我最大的愿望。”

他邀请我参观他的果园。只见满眼翠绿、充满生机的果园中,瓜熟果黄。言谈间,他指着远处大大小小的山头,深情地说:“黄埠面海靠山,可种水果的矮山很多,是块宝地啊!我开荒种果,也是想给那些目前还没有条件办鞋厂的乡亲做个榜样。我年岁大了,等到这满山的荔枝、柑橙开花结果时,我已经老了,但我还是要努力去做,要让乡亲们都懂得,任何事业,只要肯去做,都是有希望的,事在人为啊!”我见他满脸真诚,语重心长的样子,心里不禁肃然起敬。

 

“叛逆者”

 

李炳好先生的心血不会白流!鞋注定是要与黄埠人结缘的。

李炳好先生艺新鞋厂虽然关闭了,但它给黄埠人带来了现代的商品经济意识,进行了工业文明的“启蒙”。在厂里学到了制鞋手艺的50多个黄埠人,就像50多粒饱满的种子,只要有适宜的土壤、阳光和水份,就会生根、开花、结果。

记得《心理学》里有这样一段话:任何人都有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趋势,有一种通过表现自我而实现自我的愿望。

先生的鞋厂里做工的黄埠人,赚到了从前在田头摸爬滚打也赚不到的钱,日积月累,也学到了制鞋技术,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年轻人思想更加活跃,一些人头脑里渐渐萌发了“跳槽”的念头。

一日,先生的办公室里,走进了两个年轻人,他们是一对兄弟,大的叫林梓杏,小的叫林梓裕。

先生对一些工人想“跳槽”的事早有所闻。见林梓杏兄弟俩走进门来,就直截了当地问:“听说你们想自己办鞋厂?”

“炳叔,我们只是想……”林氏兄弟显得有些尴尬,脸上火辣辣的。

“好,青年人就是要有这样的志气嘛?”

在此后的一次全厂员大会上,先生郑重地宣布:“凡在工厂做工的人,有胆量的就自己出去办鞋厂吧!我支持。”

文化知识较少的先生虽然可能不太懂得“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些经济理论,但他心里还是清楚工人的稳定对于工厂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程度。他脑子思想的是:让有条件的工人自己出去办厂,乡亲们不就更有可能富起来么。

198312月,黄埠镇第一家家庭鞋厂——黄埠皮革制鞋厂,终于挂出了牌子。

家庭鞋厂在黄埠大地上的出现,像一支出墙的红杏,格外引人注目。它也像一块小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把黄埠人微妙的心理平衡给打破了。

乡下人对他人自有一套伦理道德的评价准则。林氏兄弟办厂的事,自然很快招来人们的议论。

因为,对黄埠人来说,对先生“三跪九拜”都不及,怎能离他另立门庭呢?况且,如果熟练工人个个都像他俩,先生的厂还用办下去吗?培养一个熟练工人多么不容易啊!

林梓杏兄弟心里却觉得坦然:如果在先生的厂里做下去,将永远是个“打工仔”,为何不能自己办厂搏一搏呢?

林氏兄弟的厂虽然办起来了,但困难重重。社会上的闲言碎语自不去说,设备不全、技术不过硬却是实际问题。先生用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主动借衣车、风压机、鞋模等设备给他们用,还经常从精神上鼓励他们:“做人,最重要是要有一点精神。”

仅仅一年,林氏兄弟办的鞋厂就获利2万多元,还拥有价值4万元的设备。黄埠第一家家庭鞋厂终于成功,先生也因此获得一个美誉——“开明老板”。

2万多元,在当时的黄埠人眼里,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曾经是一脚牛屎一脚泥的邻里伙伴居然能自己办厂,而且还赚了大钱,乡亲们心里痒痒的。由原来对他们俩“跳槽”作道德谴责,变成了羡慕、“眼红”。个个跃跃欲试:我们不也是在炳叔的厂里“从过师、学过艺”么?

一花引来百花开。此后不久,黄埠镇的街头巷尾便陆陆续续地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制鞋声。这声音,越来越大,并从此都未间断过。

四年多后的今天,林梓杏、林梓裕兄弟俩已拥有二千多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厂房,价值几十万元的机器设备,每年上缴国家的税金达3万元。其厂房规模之大、产值之高在鞋城是数一数二的。

黄埠因制鞋出名,镇上有一位姑娘也因制鞋而被人称为“鞋城女杰”。她俊秀聪颖,白净的圆脸上有一双乌黑漆亮的大眼睛,长长的卷发,匀称的身材,处处透出时代新女性的气质。

她叫李梅玉,是李炳好先生的侄女,在先生的厂里当过管理员,以后自己出来办厂。若“论资排辈”,她也算得上是一个“叛逆者”。

为了使自己的鞋厂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李梅玉两次去香港请教制鞋行家,还把介绍世界各地流行的新鞋样的书带回鞋厂,细心加以比较,创制出210多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新鞋样。现在,她办的鞋厂生产的鞋子质量好,信誉很高,年产价值30万元。她还热心帮助处在逆境中的鞋厂改进工艺,帮助寻找销路。一九八七年,她光荣地当选为惠东县个体劳协会黄埠分会的副社长,广东省第七届人大代表,成了鞋城有名的“女老板”、“社会知名人士”。

如今,包括林梓杏兄弟和李梅玉在内的那50多位在先生的鞋厂里做工的黄埠人,基本上都办起了家庭鞋厂,当上了厂长,成为鞋城的“中坚”。当年“叛逆者”们的跳槽,也许是李先生办的鞋厂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今天,“叛逆者”们的成功,却足以令先生引为自豪。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叛逆者”们的“跳槽”,黄埠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家庭鞋厂而成为鞋城,顶多是一个“引进鞋厂”较多的一个镇罢了。

伟哉,“叛逆者”!

 

“父母官”

 

风险浪急,白浪滔滔……黄埠人永远也忘不了那令人痛心疾首的年月。

在八十年代初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红海湾黑色的海面上,一排排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翻卷着,渔船被掀翻了,正在做着走私发大财的美梦的下坑17名村民,顷刻间葬身海底,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农民在走私,某些干部也加入了走私贩私者的行列。盘沿村形成了以党支部副书记林XX为首的走私集团,结果十一个村民被判了刑。政府的干部曾XX等三人也分别被判刑和收审。

教员弃教,农民弃耕。祖祖辈辈辛勤耕耘并赖以为生的田园荒芜了;昔日满堂笑语,老少同乐的温馨家庭蒙上层层阴影。

在惠东县有关部门的综合治理下,至1982年底,黄埠镇群众性的走私贩私活动终于被刹住了。然而,几千名剩余劳动力却又一时找不到生活门路,只好闲居在家或偶尔做点小生意。黄埠镇的“父母官”心急如焚,再这样下去,走私风又再度吹起……

正当黄埠人苦于致富无门的时候,传来了林梓杏兄弟办厂获得成功的消息。这消息像春风般的在黄埠人心中回荡着。镇里的“父母官”也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为黄埠“正名”的良机到来了。

于是,一项项由“父母官”亲手“炮制”的“土政策”陆续出台:

认真总结表彰和广泛宣传林氏兄弟办厂致富的成功经验,推荐他俩出席县“经济新突破”会议,以消除群众怕政策变,不敢大胆致富的思想疑虑;

积极发动镇有关部门从资金、税收、能源、场地等方面为家庭办鞋厂提供服务;

镇领导亲自出面与镇办得三间新进鞋厂的港商协商,要求他们为工人“跳槽”提供方便;

……

因势利导,积极扶持,“顺水推舟”,黄埠人和他们的“父母官”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遇”!

于是,坑坑洼洼的街巷里,低矮破旧的瓦房前,“旭新”、“旭升”、“东亚”等一个个寓意深刻而又五花八门的鞋厂招牌竟相继挂了出来,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鞋城黄埠独特的景观。起初,它们只是在自己的家门前“探头探脑”,显得那样的拘束;而今,它们已成了省内外客户心中的“大招牌”。

大概是小农经济的自私意识作怪吧,正当黄埠大部分的家庭鞋厂在外地建立了一定的信誉,销路逐渐打开的时候,一些刚刚有一定“家底”的黄埠家庭鞋厂出现了粗造滥造的现象。个别鞋厂甚至用桨糊作鞋聚,把硬纸板夹在鞋底。于是,本来不应该发生的质量问题却发生了。

1985年,惠东县有关部门对黄埠镇的43户家庭鞋厂的产品进行检查,结果只有6户合格。

198673,黄埠新艺鞋厂在《羊城晚报》“亮相”,被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列为消费者投诉较多的的厂家。

顾客纷纷指责,“礼拜鞋”、“拍拖鞋”、“短命鞋”成了黄埠鞋的别称。黄埠鞋的声誉日下,大部分长期与黄埠鞋打交道的客商走了,一些卖出去的鞋也纷纷“返销”,不少厂家自动停业整顿。刚刚兴起的家庭制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黄埠鞋的招牌不能“黑”,李炳好先生传播的“鞋种”不能绝。“父母官”们再也坐不住了,纷纷走出“衙门”,深入到每个家庭鞋厂。

——多种形式地向各家庭鞋厂进行“质量是鞋厂生存的根本”、“顾客是皇帝”的质量观念教育;

——建立鞋业领导小组、轻工业服务公司和个体鞋业协会,完善服务体系,为家庭鞋厂排忧解难;

——建立质检制度,每月召开一次质量检评会,凡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

三条措施像三粒“回春丹”,使黄埠家庭鞋厂的招牌光亮起来了。

1986年下半年,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抽检省内15种人造皮革凉鞋制品,只有黄埠的智仁、裕兴、新艺等3家家庭鞋厂的产品综合合格。黄埠家庭鞋厂打了一个漂亮的产品质量翻身仗。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1987年的全运会开幕式上,那些健美的广东女运动员脚上穿着纯白色鞋面镶嵌着一朵挺精致的金色红蕊花的高跟皮鞋,是省有关部门的同志驱车200多公里到黄埠华源鞋厂订做的,在广州南方大厦明净的鞋柜里,摆在最显眼位置的是黄埠鞋,经理们直言,“还是黄埠鞋好销”。今天黄埠鞋终于大量地进天津、入上海、达北京,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家家户户制鞋忙。从林梓杏兄弟办的第一家家庭鞋厂算起,黄埠镇的家庭鞋厂已达到445家,年产量突破800万对,鞋业产值高达2800万元,皮鞋的款式多达2000多种。去年全镇人均纯收入近2000元,万元户、十万元户、几十万元户在这里相继涌现。10年前仍在求温饱的黄埠人,今天正忙着购买“四大件”、建新房、装电话;圩镇里近年兴建的工业区、商业街、农贸市场、供销大楼、汽车站等等,勾画出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型鞋城。黄埠的巨变,鞋城的崛起,将永远给黄埠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启迪。

每天清晨,当火红的太阳跃出海平面、光芒四射的时候,鞋城黄埠刚刚宁静了一会儿的大街小巷又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制鞋声。这声音,与农贸市场的小贩们那抑扬顿挫的叫卖声和准备起程开往广州、深圳等地的早班客车的喇叭声交汇在一起,像一支雄浑、激越的交响乐,在黄埠的上空回荡着,鞋城顿时热闹起来。黄埠人又迎来了充满希望的一天。

 

(1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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