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湖山题咏中的家国叙事

《惠州文库》集部共收录自宋至清诗文别集、总集凡 97种，从宋代苏轼寓惠文献，到明代杨起元、叶梦熊、叶春及、张萱、韩日缵等本土大家文集，再至清代宋湘、邓承修、释函可、丘逢甲、王煐等名家著述，乃至江逢辰、李绮青、廖仲恺等近现代人物作品，脉络清晰，完整呈现了惠州文学与学术的演进历程，尤其家族文献（如颜氏、韩氏家族作品）与女性著作（如《容韩女士诗钞》）的收录，展现了多维度的历史书写。

这一文献集群构成了一幅以“西湖—罗浮山”为空间轴心的跨时代诗词地理图谱，不仅呈现了岭南山水书写的审美连续性，更深层地呈现出：一代代文人借吟咏湖山把个人情怀嵌入地方记忆、赋予独特文化内涵的具体过程。

1.“觞咏”传统：从雅集逸趣到文化守成

“觞咏”之风贯穿集部始终，自六朝曲水流觞、飞花赋诗之遗韵，延及明清之际岭南文人的诗酒唱酬，尤以“罗浮诗会”“西湖修禊”之类雅集为代表。这类活动看似寄情山水、酬应逸兴，实则承载着更深的文化意涵。当士人因仕途偃蹇或时局动荡而退居乡野，他们并未放弃对文明秩序的守护，而是借园林亭榭为讲习之所，以联句分韵为传道之具。

明代张萱隐居博罗西园，与其亲友门生往来唱和，其所编《西园存稿》虽非书院讲义，却生动呈现了一种非体制化的本土文教形态，可谓清代丰湖书院兴起之前的精神先声。至清代邓缵先宦游粤东与西域之间，《毳庐诗草》《毳庐续吟》中屡现携酒登高、分题赋咏、联句分韵之场景，亦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将中原诗礼传统带入岭南的一种文化践行。尤其在晚清民国鼎革之际，此类雅集往往伴随着诗社组织、文集刊刻与方志编纂，成为知识分子在动荡时局中维系文脉、确认归属的重要方式。在岭南山水之间坚持吟诵经典，在历史断裂之时依旧赓续歌诗，这本身便是一种无声而坚定的文化主权宣示。

2.贬谪书写：苏轼开启的精神范式

集部起点始于宋代大文豪苏轼，《寓惠录》《苏文忠先生寓惠全集》以及清代邵长蘅、顾嗣立注释的《东坡寓惠集注释 增补南海集注释》，共同构建了“苏轼寓惠”这一核心文化母题。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在此写下《荔枝叹》《记游松风亭》等580多篇诗文。这些作品开创了“贬谪—守志—立言”的精神范式：身处逆境而不失气节，借自然风物抒发政治理想，以文学创作实现人格超越。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赋予这片土地前所未有的诗意光辉和人文厚度。他将惠州从一个“蛮荒边地”升华为山水清嘉、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的“人间乐土”，提出“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极大提升了惠州的文化地位。自此以后，历代文人均以“追和东坡”为荣，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文本对话机制。在清代惠州诗人江逢辰的《江孝通遗集》中，苏轼寓惠留下的“罗浮春酒”“荔支叹”等文化符号被反复书写，例如《水龙吟・合江楼》，将苏轼《寓居合江楼》与《临江仙・惠州改前韵》的意象熔铸一炉：“天上痴仙，楼间明月，睡凉风美”，既重现了东坡当年的谪居情境，又融入了自身对历史沧桑的感慨。这种跨文本的互文写作，使苏轼的文学遗产在晚清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江逢辰还有专卷《和东坡寓惠诗》，追和苏轼寓惠期间的大部分诗作，形成独立的诗学对话体系。这种“遍和苏诗”的行为在岭南文学史上极为罕见，它突破了传统唱和诗的应酬性质，以系统性的诗学对话开创了“以和为注”的新范式。

再有宋湘的《丰湖漫草》和《续草》，也通过遗迹题咏、题材模仿、人格自况等方式，展现了对苏轼的深度追慕；其诗风的自然流畅、创作理念的多元融合，也与东坡体显著契合。

惠州文坛这种“拟古—致敬—再生”的写作模式，使苏轼成为后世文人心中的“精神坐标”。因此，集部中大量的“和东坡诗”“游东坡旧迹记”已非简单模仿，而是一种文化认祖归宗的行为——通过文学书写，将惠州建构为中华士人精神谱系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3.晚明讲学与宦情焦虑：杨起元、张萱的双重身份

进入明代，随着心学传播与书院兴起，惠州成为岭南学术重镇。代表人物如杨起元、张萱等人，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其诗文常夹杂讲学语录与山水题咏，展现出“仕隐交织、以文载道”的精神取向。他们并非以文学创作为主业，而是将诗文视为传达心性之学、抒发政治关怀的媒介。杨起元作为泰州学派重要传人，主张“万物一体”，其诗作常含哲理思辨；张萱博通经史，精于文献考订，诗风质朴务实。二人皆致力于在动荡时局中维系儒家价值秩序，其文学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守成的努力。

杨、张二人均出身惠州，长期活跃于南京、北京等地官场，晚年归里讲学。其诗文中“宦情羁思”“尘事萦怀”“归梦难成”等语汇，折射出晚明政局动荡中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焦虑。杨起元在《训行录》中强调“诚意正心”，试图以道德修养抵御现实政治的溃败。张萱历仕南京三十余年后以病乞归，“闭户著书忘岁月，种松满径待成阴”，居博罗闭户修史，课子授徒，昔日宦海浮沉，尽付林泉静读。

他们的文学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自救行动：当仕途受阻，便转向教育与著述，在地方重建儒家价值秩序。

4.清民之际：从咏物到述史的象征转化

至清代中后期及民国初年，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惠州文人的山水题咏逐渐突破个人抒怀范畴，演化为承载文明记忆的象征系统。自然景观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被赋予“存亡继绝”的历史使命。

集部中宋湘《丰湖漫草》和《续草》作于其主讲丰湖书院期间，诗咏惠州西湖的六桥、藕花与书声，形成“桥影横斜、荷香十里、夜读灯火”的意象组合，并将书院比作“邹鲁遗风”，寄托振兴惠州文教的理想。赵希璜的诗文多考据金石、追溯先贤、记录掌故，体现出强烈的“以诗存史”意识。丘逢甲《仓海君庚戌罗浮游草》是富有现代转型意味的作品。作为台湾割让后内渡大陆的爱国志士，每登山临水，辄发兴亡之叹：“国破家何在？山深愁转加”“独向名山弹泪去”，这些诗句无不充满家国破碎之痛、壮志难酬之愤。他以悲愤激越之诗承接历史创伤，“痛哭神州今已矣”“欲挽天河洗兵甲”。

于是，诗可以怨亦可以战，从释函可“铁衣”到丘逢甲“汉家山”，再到廖仲恺“同志”，集部呈现“诗学”与“革命”的合流。“丰湖夜读”“罗浮听雨”之类原本寻常的湖山胜赏，被叠加上“兴亡之叹”的底色；一桥一井、一石一木，都成了可供反复摩挲的历史残简。后来者循着前人的韵脚登临俯仰，仿佛在同一块地层里掘出层层年轮，每一道刻痕都对应一次国族的顿挫与喘息。

这些层累的意象最终凝成一部无声的编年史：西湖的荷影不再只是荷影，而是“明清易代的遗民泪”；罗浮的云气也不仅是云气，而是“甲午烽烟的余烬”。在诗人笔下，地理空间被时间纵向穿透，山水成了可折叠的年表，风景成了可翻阅的国史。

结语：一部可踏访的精神史

《惠州文库》集部所提供的，远非一部风雅汇编，而是一部可诵读、可踏访、可诠释的“地方精神史”。它通过文学话语将地理空间升华为文化记忆载体，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认同日益强化的当代语境下，为区域历史文化连续性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与情感支点。

此亦揭示出：惠州传统知识阶层不是在逃避政治，而是在创造另一种政治，一种以诗为法、以文载道、以景铭志的文化政治。

作者：邹永祥

邹永祥，历史学副研究员。曾任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惠州市文联主席团成员，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四届主席，惠州市惠城区政协第二至六届文史委员会主任，惠州市社科专家库成员；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惠州市文化智库专家顾问委员、惠州市地情专家库专家、惠州市非遗评审专家组成员、惠州学院惠州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顾问、《惠州文库》学术顾问。主编、撰写地方文史著作52部，发表文章428篇；编辑、审改文史论著155部；著作获省级以上单位和国、省级专业协会的学术成果奖24项、市级学术成果奖6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