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摊记

在外流浪多年的三舅突然回到我家，背上那个大大个的麻包袋，压得他像只煮熟的虾公。我以为三舅背来的会是糖或者水果，可是三舅掏出来的却是扎成一把一把的圆珠笔。我失望得正要走开，三舅忽然拉住我，说：“圩日我们一起去摆摊，赚了钱我买糖给你吃。”

圩是在镇上，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约定俗成，每逢尾数为一、四、七的日子为白沙圩；三、六、九为遥田圩；二、五、八为沙田圩，几个相邻的圩镇不重复。我们去的是离家最近的白沙圩。因为圆珠笔太多，所以分了两个档口。三舅一个，我和阿爸一个，分别在路的两边，斜对面，隔着三四米远。

阿爸把蛇皮袋铺在地上，我帮着一起把笔一扎一扎摆在地上，铺得整整齐齐，那些笔像一个个立正的兵马俑，一动不动。刚摆好，阿爸就说：“我去一下厕所，你看一下档。”然而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街上的人流像早上的阳光慢慢照射过来，忽然一下子就把街道挤满了。我的摊位被行人左踩一脚右踩一脚，站得直挺挺的圆珠笔被撞得一个一个东倒西歪，阿爸却一直没有回来。阿爸脸皮薄，从来没有摆过地摊，也许是怕碰见熟人，所以躲了起来。我坐在圆珠笔摊位后面的凳子上，不敢抬头看人一眼，一看就是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样子。行人从我的摊位前经过，瞄我一眼，迅速地走过去，根本没有问我一句的意愿。那个时候的我，只不过充当了一个稻草人的作用。

斜对面三舅的档口却乌拉拉围了一圈人。我听见三舅在大声吆喝：“来啰，来啰！广州货广州货，货靓价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街上都是卖东西的，但是像三舅这样吆喝的，以前也就只有卖药酒的或者是耍猴的。卖药酒的和耍猴的不是每个圩日都来，所以这个圩日就只有三舅的吆喝声回荡在人群中。怪不得人群都被三舅吸引了去，他们可能以为三舅也有猴耍。

那个圩日，三舅卖出了一百多营业额。在一分钱还有用处的那个年代，是非常大的一笔收入了。我和阿爸的收入却了了。

三舅事后传授经验说：“你们得把笔打散放，越乱越好。这样看起来才有便宜的样子。别人的东西不是在车上就是在架子上，我们的在地上不容易被看到，所以要把人喊过来。”只是，那一次之后，阿爸再也不肯去摆摊了。而我还那么年幼，也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去干这个活儿，只是心里一直暗暗惋惜。不过我还是感到高兴，因为三舅真的买了一支棒棒糖给我吃。

那一年，我十岁。

与摆摊不期而遇是十多年后了，我上大一。因为家贫又身负助学贷款，除了放学后和周六日做兼职外，还想趁暑假赚点钱。想起当年跟三舅学卖笔，三舅还传授过经验给我，踏着前人的路走，总会走出去的。于是我便从学校门口的档口批了一百支签字笔，带回老家的圩镇卖。

可我没想到，时代变迁，街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以前没有的书店、文具店多了不止一两间。而且我拿货的价格根本没有优势，比人家在店里买的还要贵。像我这种新面孔，这个圩日来了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出现的摊贩，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我的生意并不好。

坐了大半天，第一个蹲下来跟我买了一支笔的是阿贤伯。他是我老家村子里的人，早早地去了镇上兽医站工作，但仍然认识我，知道我家贫却坚强。第二个顾客是我中学时代的一个数学老师，蹲在我的摊位前，拿起笔，也不划一下，就付了钱。我收了钱后，说：“潘老师……”本想说些什么，可是老师一直假装不认识我，听我喊他又假装没有听到，抓了笔逃也似的走了，好像怕我不好意思。实际上，我根本不会不好意思啊！

虽然我很努力，每个圩镇都去摆摊，还坐车去了县城夜市，但我的生意仍然了了。后来，那些笔一直沤在家里的柜子里，没多久就坏了。而我就在那时接到三舅的电话：“喂！小兰，要不要来跟我学做洗洁精？”

西米，广东新丰人，文学爱好者、插画师，现为广东省作协会员、广东省小小说作协会员，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沉默的大地》、绘本《了不起的小斑马》（图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