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友说酒

球友，顾名思义是打球的朋友，不说打球却说喝酒，是不是有些本末倒置？原因是打乒乓球没什么可说的，输的人基本上都是输的，并不是你早点去，多练练球就能赢。偶尔赢上一场，你正想高兴，做医生的陈主任往往会来上一句：今天做手术，没状态；或者昨晚打通宵麻将，又或者没睡午觉，等等。言下之意，不然你怎么能赢呢？胜利立刻也就化于无形。我觉得，陈主任的话毫不掩饰——真实而准确。反而是他的搭档王老板说你球打得好，你可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尽管他的态度非常诚恳，说得你好像真的很厉害，他的话往往含有水分，你最好先冷静几分钟，想清楚再选择笑与不笑。打乒乓球无法侥幸，也不易爆冷，用老杨的话说，不服打到你服。赢一盘可以，多打几盘就会原形毕露，真正不服的是球技在伯仲之间、互有输赢。所以下角球馆四大高手永远都是四大高手，徐科偶尔超常发挥，刘厂夸他可以长两分并列四大高手，不过是“逗你玩”，只有他自己不知道，嘿嘿地笑得很开心。

 喝酒就不一样了，受很多因素约制，谁也不知道谁能喝，就像叶局要不是那次他请吃饭，谁也不知道他喝了一斤还能面不改色、神态自若。打球要赢不服输，没人会藏起球技甘拜下风，水平高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喝酒则人人谦逊，没人说自己喝酒厉害的，总要一起喝过多次才能知道对方大致的酒量。喝酒还要挑剔酒的品质，平时总是这个说不喝，那个说开了车，有一次老板请吃饭，拿出四千多块钱一瓶的茅台，这下就没人不会喝酒了。不单人人能喝，连平时不喝酒的也挨个打圈敬酒。这也很好理解，如此名贵的酒，普通人能喝上的机会毕竟不多。这说明喝不喝酒除了看心情、看状态，还要看酒好不好。

说了那么多，无非是想记录下角球馆球友们的一次饭局。球友饭局经常有，但这次不太一样，主要的当然是与喝酒有关。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为了迎接一位球友出国归来，球友们特地举行接风宴。本来出国现在也是平常事，特别是到临近的东南亚国家，有的比国内游还要便宜，但这位球友去的却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一个国家独占一个大陆，那里动物奇特，风光旖旎，但球友对那里的景物却不屑一顾，仅仅是去那里钓鱼。让人不胜唏嘘，感叹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钓鱼当然很多人都喜欢，过去我们会通过熟人到河南岸找个鱼塘来钓，钓到几斤罗非（鱼）过后也总是津津乐道；后来生活改善了，有了汽车，能够去到三栋、小金等地的水库钓鱼，已经觉得是别样人生了。谁能想到这位球友平时是坐着游艇去南沙群岛海钓，钓的是几百米海底的深海鱼，有一次还将刚钓上来的海鱼加工成刺身请球友们品尝，现在更是去到地球的另一端。富豪处事总是超出我们的认知，年轻时看《基度山伯爵》有个情节一直萦绕脑际，巨富的基度山伯爵请客吃饭，上来的菜只是两条小鱼，大家都觉得平平无奇，原来这两条鱼一条生长在北极，一条生长在南极，何其珍贵与奢华，有一句话说得好，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象。

言归正传，还是说回饭局。

这位球友平时谦逊好客，对球馆建设不遗余力，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球技独具一格，拉球势大力沉，接发球台内拧拉大有职业选手风范。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现在的技术水平还是由右手改为左手后练的（因为酷爱打乒乓球之前把右手给拉伤了）。总之，这位球友球好人好人缘好。对于接风宴，球馆掌门人刘厂早早就加以谋划，大家更是兴高采烈。接风宴当然要喝酒才有气氛，但那天球友中却没有几个能喝的。首先是我们这位主角，在座的十二个人他最能喝，偏偏昨天他刚下飞机就参加一个重要应酬，据说喝了八两洋酒还喝白酒，醉到今天还没完全清醒过来，但为了不扫大家的兴，他表示可以喝点红酒。虽然一个喝酒海量的人说喝红酒也就等于不喝酒，但主角到场，接风宴照常进行比什么都重要。说到红酒，我是敬而远之的，因为我觉得喝红酒是一件最划不来的事情——既享受不到喝酒的乐趣，又要受喝酒的累。最后算下来，真正能喝的只有两个人：廖局和谢总。杨老师酒量中上，高兴起来能喝上半斤，但他表示只喝一杯（二两半）。而我酒量一般，那天状态也不好，其他人在喝酒上基本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人员结构，竟然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事后统计，喝去了整整三斤洋酒和五瓶红酒。你不能不感叹，喝酒要比打球更加充满戏剧性。

曾经有人形容喝酒能让人成为政治家、军事家、评论家……高谈阔论是酒后的常态，而那晚下角球馆的球友们都成为了歌唱家。本来正牌歌唱家杨老师酒后高歌是饭局的保留节目，那晚也是这样进行的。但正当杨老师满怀深情地演绎着一首名曲，徐科听到熟悉的旋律，冷不丁跟着大吼了一句，歌曲便戛然而止。见惯这种场面的杨老师当然见怪不怪，换一首歌继续唱，这次就轮到杜老师也来一下，大家唯有哄堂大笑。在酒精的作用下，谁也不会觉得羞涩，谁也不会觉得冒犯，场面热烈而美好。这些只是小插曲，不知谁提议大家一起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韦主任立刻用手机找到歌词负责领唱。不管会不会唱，那熟悉的旋律总是能跟着吼一下，于是大家共同站立，齐声高唱，歌声震天。特别是唱《北京的金山上》，每当唱到“巴扎嘿”，正牌歌唱家杨老师的歌声也就淹没在大家高亢的吼声中了无痕迹了。满脸通红的池老师还不过瘾，张开双臂，用夸张的童声、手舞足蹈地嘶吼《我爱北京天安门》，还借着酒劲教导杨老师说，这才是真正接地气的歌。坐在一旁的美女韦主任忍不住捧腹大笑，她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撑着头，笑得趴伏在桌子上。杨老师人清醒，只能附和着苦笑。同样手舞足蹈的当然少不了徐科，那天他穿着一件红色上衣，衣服与脸色交相辉映，竟搂着杜老师的臂膀摇荡，倒也合着拍子和旋律。他半眯着眼睛，摇得如痴如醉，用徐科自己的话说，喝了酒就再也不会闷骚了。

一个人忘乎所以是出洋相，十二个人忘乎所以就是激情澎湃。也许这样排山倒海的声浪实在太大，饭店服务员多次跑进房间察看，明知劝阻无效，只好满脸尴尬地说：“好听，好听。”看来这晚大家都醉了。一贯内敛低调、酒量超群的廖局也醉意朦胧，舌头打结；矜持的韦主任说起话来词不达意，所幸与谢总夫妻默契——每次谢总拿起酒瓶准备倒酒，韦主任就用手指着他嚷道：“你闭嘴！你不准说话。”谁能知道不准说话是表示不准喝酒呢？但谢总明白，笑眯眯的也不生气，乖乖地放下酒瓶。不过没多久，谢总就会偷偷问我：“我们加点？”我当然说好。

那天大家是真的高兴，喝多也很正常，而醉得最厉害的是杜老师。据护送他回家的刘厂说，到了他家小区，竟差点问不出住在什么地方，看来是醉得一塌糊涂。这也是很奇怪的事，那晚气氛良好，从未有人劝酒，自己竟能把自个儿喝倒，岂不是咄咄怪事？仔细回想那晚的过程是这样的：喝完一大杯洋酒后，杜老师要改喝红酒，原来杜老师自己带去了两瓶红酒，据他说扫码标价两千多一瓶，尽管大家都说网上标价并不准确，但还是很贵；这么贵的酒自己喝回几杯也是人之常情，坏就坏在他又去比较徐科带来的两百多块钱一瓶的红酒，想不到竟然觉得徐科的更好喝，两千多不如两百多，任谁也是不相信，试一下，再试一下……我们亲爱的杜老师也许就是在这种不服气的比较中，慢慢地就把自己喝醉了。

那晚唯一没喝酒的是邵局，只负责用手机拍照。邵局平时经常借故开了车而滴酒不沾，你要是以为他从来不喝酒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一次邵局说他不喝洋酒，请客的叶老板立马换上飞天茅台，邵局可是喝得津津有味，当然我们也跟着沾光。真不知道他们俩是啥关系，一句话就能换，我和这位“龙川阿哥”还是半个老乡呢，下次我也试试，看看能不能把酒也换成茅台。

一个饭局的酒就有那么多说道，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说酒比说球更有意思呢？

林惠聪，广东省惠州市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红豆》《嘉应文学》《小小说月刊》《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惠州日报》等报刊。《猫的故事》入选人教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二单元综合测试题（2020安徽版）。出版散文集《遥远的梦》《如此缘分》，与邹永祥合作编写《惠州西湖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