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于“文革”的缘故，我初中三年基本上没有正经念书。我们经常下乡劳动，名曰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年少的我们，还未能明白这场“文革”会带给社会激烈的动荡和倒退，会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碎和无数人心灵的创伤；更加未能意识到，我们浪费了最宝贵的光阴和耽误了学业的悲哀。倒是乡村的自然景色、农民的淳朴善良，在心灵里留下一个个鲜明的印记。不知是否记忆细胞的运动规律，愈是随着年龄的增大，那些记忆愈是清晰地释放出来，有如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对自己说：“把它们记录下来吧，后辈的中学生，再不会重蹈那样的覆辙了。”
飘忽的“鬼火”
天好黑啊，这个夜晚没有月亮。我们一行４个女孩子在搭食的农户家吃完晚饭和洗完澡，已是夜晚９点多钟了。我们摸黑从一个叫“新屋”的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民小组）走向一个叫“蔡乙”的生产队住宿。
这次负责带领我们下乡参加夏收的代课老师叫王成，与电影《英雄儿女》的英雄同姓同名，这让我在几十年后还能记起他。
当时学校里许多老师都被“打倒”或受审查，学校高二、高三级的大哥哥、大姐姐调了一些人到初一级担任代课老师。王成那阵子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但要管理我们４０多名学生，要将学生编组分配到生产大队（相当现在村委会）的数个生产队，还要安排到各家各户搭伙食和寻找住宿的地方，也真够难为他的。
从新屋到蔡乙有好长的一段距离，途中要经过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木桥。木桥有些岁月了，人走上去会晃动，还会“嘎吱”、“嘎吱”作响。离木桥不远处前方，是一座低矮的小山丘。
当时农村还没有普及用电，农民家庭点的是煤油灯。我们走在漆黑的路上，一眼望去是一片黑乎乎的田野，耳鼓传来是田间唧唧的虫鸣。快到木桥时，不知哪位同学眼尖，首先看见小山丘上闪出淡蓝色的火苗。“啊，鬼火！”她尖叫起来。呀，可不是吗，那一圈一圈幽蓝幽蓝的火苗似乎还会飘荡，忽悠忽悠的。大家的思维最多停顿一秒钟后，全都惊恐地狂奔起来。我用最快的速度在飞跑，顾不上木桥的摇晃和那泥沙路是多么地硌脚，我以前看小人书上说，鬼火是会追人的。
４个女孩跑到蔡乙村口停下来，在呼哧呼哧地喘气。好悬啊，幸未被鬼火追上。睡觉时我们躺在木板铺上，议论起鬼火之事还惊魂未定。第二天王成检查各组情况时，我们将鬼火一事报告他。他到底是高中生，对我们初一小妹妹的幼稚无知并不责怪，他说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何来鬼火啊。他向当地农民作了调查，很快得出结论。他告诉我们，原来那天山丘上有人家挖开先人的棺木进行取骨入金埕（金埕是当地百姓用来装先人遗骨的坛子）。当天太阳很猛，强烈的阳光暴晒棺材坑，骨头残留在泥土里的磷质随阳光空气飘荡出来。白天由于太阳光线强看不见，漆黑的夜晚就显出来了。磷质的火苗就是蓝色的。哦，原来如此。但大家仍很害怕，第二天晚上过木桥前大家商量好，我们的眼睛都不去望那山丘，不过，我的心仍在扑扑跳。王成真是个好大哥，看到我们吃和住的地方分开确实不方便，不几天又重新在蔡乙生产队给我们寻找搭食户。这下可好，夜晚不用经过那座山丘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牛屋惊梦
在蔡乙村，我们住的是一间生产队关牛的屋子，我们叫它牛屋。在我们入住前，生产队长想了老半天，实在找不到安置我们睡觉的地方，无奈之下，把几头牛挪到竹林子，再把屋子清扫一下，搁上几块木板当床，我们就搬了进去。屋子里还留有一股浓烈的牛臊味呢，但太劳累的我们一切都顾不上了，一躺下就呼呼大睡，很快就进入梦乡。
半夜，睡在最外边的同学惊慌地唤醒了大家，她小声说有人推门。听到“有人推门”这几个字，我一下从梦中惊醒过来。哦，真的，旧木门轻轻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当时牛屋的门是没有门闩的（“文革”那阵，没有人敢偷牛），几个学生妹搬进来后，生产队长不知从那里弄来一个低矮的旧木柜子，给我们晚上顶门用。那木柜子还很沉，我们要二三个人才能抬起来，估计偷偷推门的人一下子推不开。稍后，又是一阵“吱吱”的推门声，我们4个女孩子吓得不敢睡了，怎么办呢？我们小声地商量一下，然后大家一起喊：“来人呀，有人推门！”吱吱声没了。下半夜大家吓得都不敢放心睡觉，迷迷糊糊待到天明。
第二天，我们立即将情况报告给王成，他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为了防止坏人对女学生造成侵害，他很快就报告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也不敢怠慢，上午利用开工前半小时开了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
我还记得当时生产队开会前或者农户家庭吃饭前，都要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天队长开会的第一个程序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他说：“社员们（当时一律将村民称作“人民公社社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第二个程序是勒令生产队里成分不好的地主、富农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站起来，排成队，然后队长严厉责问他们昨晚有没有骚扰女学生。这些人都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异口同声说：“没有。”最后队长向全体社员强调，地主富农是我们的敌人，同学们是我们的朋友。如果再发现有人半夜去推女学生的门，一律以“坏分子”和“阶级敌人”惩处。这招果然有效，到我们结束夏收回城前，夜晚，那牛屋的门再没有发出恐怖的“吱吱”声。
退伍兵金胜
我不知道蔡乙村是否以当地一位先贤的名字命名的村庄？我却觉得她宛如一位无加修饰的村姑：本色自然、清纯可爱。小河自东向西从村庄流过，形成一个Ｃ字形的河弯。河边遍植翠竹，修长婀娜的翠竹倒影河面上，让风吹过的河水泛起一层又一层翡翠色的涟漪。
我分去搭食的农户主人叫金胜，是生产队的保管员。那时他看样子不过是３０岁出头，高高的个子，赤色的脸庞，总穿着一身退色的黄军装。队长告诉我，他在福建前线当了８年兵。我不好意思叫他金胜大哥或者金胜叔，在那个所谓革命的年代，人们拒绝一切柔情的称呼。我学着别人以他姓氏称呼他“罗保管”。保管员属生产队干部，是班子成员。
金胜带回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他做事很认真。他主要的任务是负责运谷、晒谷，还要将晒干的谷子筛去杂物，然后称过，登记入仓。
金胜的勤劳负责自不必说，让我记住金胜的是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他爱书。
“文革”前，我还是小学生，夜晚做完作业后，经常到离我家只有百米远的文化宫阅览室看书。那里除了有成年人的读物，还有小朋友喜欢阅读的小人书和画报。书本将我引入知识的海洋和一个个梦幻般的神奇世界。
“文革”开始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将无数优秀的文学作品列为禁书或打成“毒草”，全部搜查封存或焚烧掉。那时，文化宫阅览室以及市里的图书馆早已关闭了，家中的藏书也被红卫兵搜查干净。日常我们接触的只有“毛主席语录”以及一些宣传和歌颂“文革”的资料和小册子。“书”这个字眼已经变得很陌生。
一天中午吃完午饭，金胜突然从家中的棚架上搬下一个藤箱，他说要请我看书。也许金胜在与我的闲聊中，得知我家里有些读书人的缘故罢。
金胜打开藤箱，里面还真有不少书，除了部队发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小册子，还有苏联名著《钢铁是怎样练成的》、《青年近卫军》、《青春》等，这些书我小学时阅读过。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藤箱里有一大叠画报，其中有一本是５０年代后期芭蕾舞剧专号，介绍苏联专家辅导下的中国芭蕾舞剧团的演出剧目《天鹅湖》、《鱼美人》，还有《海峡》。白天鹅和王子的双人舞造型、《鱼美人》和《海峡》女主角的独舞造型，可以说美得炫目。那脚尖上的舞鞋，那即使是现在看来也属前卫的半裸的服饰，让当时的我睁大了眼睛。要知道，在城里，这些书和画报一定被查封或进入焚烧炉的呀。当时，谁要是收藏了这些书和画报，不被扣上“窝藏毒草”或“崇洋媚外”的大帽子才怪呢。而金胜说，他从部队带回来的这些书和画报，一直不舍得丢弃，他当宝贝似地藏起来。
我如饥似渴地翻阅着，几乎忘了开工时间。啊！那些芭蕾舞剧照，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呀。
糯米汤丸
我把在金胜家看画报的事悄悄告诉了同组的同学露霞。有着白皙皮肤、戴着近视眼镜的露霞是个部队子弟，父母都是军人。露霞的妈妈是位军医，露霞成日穿着她妈妈除下了肩章的旧军衣，显得很是英武，让我们这些与“军”字挂不上号的同学羡慕不已。
露霞也喜欢看书，收工后，我把她带到金胜家。金胜看到有人欣赏他的书，非常高兴，又不厌其烦地从棚架上搬下藤箱任由我们挑选。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挑选画报看，看完后，金胜又小心将画报放回藤箱里。
爱书的金胜仿佛遇到了知音，吩咐妻子赶紧给我们做糯米汤丸吃。
金胜的妻子是个贤惠的女人，五官端正，但张开嘴笑时可以看见两颗镶银的门牙。金胜妻很能干，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还将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我们目睹她将糯米粉拌上水，搓呀、搓呀，一阵子功夫就搓成一块糯米团；一眨眼功夫又拉成一长条子，又用手麻利地捏成一小团一小团丢进锅里，沸了，放上白糖。变戏法似的就做出了一碗碗糯米汤丸（惠州人称这种放糖的糯米丸子为糖丸）。“这是新打的糯米粉呵，你们算有口福。”金胜妻笑眯眯地说。露霞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她是在队长家搭食的。“别不好意思，尝尝新嘛，快吃，多吃点！”金胜夫妇热情地招呼着。
其实那些糯米汤丸是没有馅的，在那个年代，已是奢侈食品了。糯米粉很新鲜，那丸子有股浓浓的糯香。露霞礼貌地说：“这汤丸很好吃啊，谢谢了。”金胜夫妇听了很开心。我对露霞说，没想到在这个远离都市的村庄里，发现了一个那么爱书的人、那么热情招呼别人吃他的东西还很开心的人。退伍兵金胜，真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对他刮目相看。
双眼皮的阿边
露霞在队长家搭食，她喜欢队长的小女儿——阿边。阿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圆厚的小鼻子，鲫鱼般的小嘴，尤其双眼皮很明显的两只大眼睛，黑溜溜，亮晶晶，活像两颗黑葡萄。阿边又是个勤劳的小姑娘，只有六、七岁的她，每天会赶着家里的几只小鸭仔到河边嬉水和啄食。阿边的红花布衣服和河边嬉水的小鸭子好像一幅画呢。我们几个同学也喜欢逗阿边玩：“阿边，你为什么叫阿边呀？”阿边说：“我不知道。”阿边妈妈打趣地说：“路边捡来的呀，所以就叫阿边。”阿边听到她妈说她是路边捡来的，就委屈的想哭。阿边妈妈笑了，她对我们说，农村的孩子不必起太娇贵的名字，起名字贱一点好养活。
露霞喜欢阿边，还有另一层缘故，因为阿边长得很像露霞的小妹妹。露霞的小妹妹小名叫妞妞，我见过那小姑娘，穿着一套天蓝色的灯芯绒，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又黑又圆。离家多日的露霞看见阿边，就想起家里的小妹妹来。
我们几个女孩子在牛屋睡觉前，会聊聊天。我们说起阿边，都说漂亮的阿边生长在农村可惜了，若在城里，她应该上小学，最起码也应该在幼儿园学习唱歌跳舞和识字，而阿边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识得，只会赶鸭子。可惜，太可惜。我们连连感叹。
我们只知道阿边没上幼儿园可惜了，岂不知我们自踏入中学校门起就没有正经上过文化课，我们才是真正的可惜啊——可惜浪费了人生中最美妙的青少年时光。会可怜阿边的我们竟不懂得可怜我们自己。哀哉！
期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好像是天随人意，思家的露霞在割稻子时突然看见了她的父亲！那天，我们正在割稻，一辆越野吉普车顺着村庄的泥沙路开过来，停在我们割稻的地垄旁。一个高大魁梧的军人走下车来，他亲切地唤了一声“小霞。”近视眼的露霞愣了一下才看见父亲像从天而降，她喜出望外。露霞父亲慈祥的目光停留在女儿晒得黑红的脸蛋上，然后对她说：“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好好劳动锻炼，别娇气。”露霞点点头，眼泪在眼眶内打转，她有点想哭。生产队干部中只有当过兵的金胜反应最快，他马上邀请首长到村子休息一下，露霞父亲婉拒了。也只停留了几分钟时间，露霞目送着父亲的吉普车卷起一阵尘土远去。
金胜问露霞：“你爸爸是什么级别的大官啊？”露霞笑而不答。金胜又说：“我看你爸身后跟着一名警卫员，至少也应该是团级干部。”露霞仍是笑而不答。其实我们知道，露霞的父亲当时是某集团军副军长。露霞说，她父亲不希望她向人炫耀自己是高干子弟，希望她不要搞特殊。说来也是呀，高干子弟的露霞在“文革”暴风雨中，同样经历着没有文化课、只有劳动的日子。
夏收结束后，我们回到学校就放暑假了。不久，又一个新学期开始，我们又将到另一个劳动点劳动了。“文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