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农历二月廿八，丑时，鸡鸣。

天命之年的我，做了一桌酒菜。我把父亲、母亲、姐姐的碗筷置于桌案，然后跪在他们的面前。迟归的妻子不解地望着我，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把一串眼泪献给已经远去的亲人。

2017年，农历二月廿八，丑时，鸡鸣。

依然迟归的妻子，疑惑地看着本已酩酊大醉的我，居然踉踉跄跄地从沙发上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卫生间。

我虔诚地把身体沐浴干净，还母亲赏赐我的曾经的纯洁和功德圆满的花甲之年。

60年前，我踢踹着母亲的腹壁，以无法忍受‘十月怀胎’窒息之苦的发泄与冲动，不知天高地厚的从母亲的子宫破茧而出。因为我渴求更广阔的世界，幻想着更加丰富的拥有。

60年回眸，我体验着的其实是渐渐的失去和最后的一无所有。

17岁，我伫立在湘西的一个小山坡上，把情窦初开的爱恋，献给了一位她或许自己也没反应过来的少女。结果，她惊慌失措地带着我的爱恋和她的灵魂悄然远去；

27岁，父亲在故乡的山坡上，孤独地值守在湘澧盐矿的仓库里，其实就是为幺儿子挣下最后一笔家具油漆钱——73元8毛钱。父亲没有目睹我的婚礼便走了，那一年，父亲70岁；

而立之年，母亲已经老迈。无数次幻想给她幸福晚年的儿子，因为共和国的变革而沦陷人生之低潮而不能自保，我愧疚地目睹着母亲带着失望去追寻父亲；

几年后，一把莫名的大火毁掉了安放着两位老人遗像的家。从此，没有双亲的家的概念开始显得虚无缥缈；

36岁，在“人满三十六，喜的喜忧的忧”的铁律下，我一步三回头地选择了背井离乡；

紧接着，我一生中偶像般的两个哥哥也踏入了漂泊的旅途，津市，成为了家人永远的思念。

43岁，我怀揣着第一部报告文学集《开放的南国》，来到湖南医学院的病床前，和永远欺负着我又牵挂着我的姐姐作最后的诀别。姐姐抚摸着书皮，又吃力地替我整了整领带，说：华生穿上西装，还像个人样！我强忍着泪水搂着姐姐，拍下了她人生中和我的最后一张照片；

背井离乡和天涯海角，是我和我的亲人们的最后注脚。

60年，有过父母，有过兄弟姊妹，有过妻儿，也有过朋友，而这一切都开始逝去或终将逝去；太多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也终将从此烟消云散。

写报告文学的我，将会把这60年尘封的岁月以及未卜的历练，坦然地书写为成我人生唯一的一部小说，以此献给陪伴过我的至爱亲朋和终将被上帝收回去的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