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是广东人的诗与远方。深圳河隔出两个世界，国门打开后，对岸的渗透使眺望成为触手可及。香港的诗意首先出现在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中，而将远方拉近的，却是带着金钱味的各种欲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几个与香港有关的关键词可以列入魔鬼词典。

四大天王，不是佛教中的四位护法天神，而是香港的四名歌星。在“卖猪仔”横行的岭南大中小巴士上，四大天王的歌声安抚着打工者漂泊的心。被诗歌和改革洗礼的一代人，迅速学会了紧锁眉头、紧闭双眼、弄不清是陶醉还是痛苦的港式演唱表情。

香格里拉，不是青藏高原上的世外桃源，而是罗湖关口的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有间房，有几个含义：港台外籍经商者，深圳老板，或者长租小姐。香格里拉还带动了外围经济，有个西北姑娘在接待完她的老同学后，很神秘地告诉我，这个又高又帅的小伙在香格里拉对面开了间发廊，专门接待“那边过来的女人”。

老公，不是专指丈夫，而是泛指与自己同居的男人。这个概念的无限外延，是我融入广东面临的一个难题。“香港老公”并不只是我们概念里的情人，他们除了一张结婚证，买房生子样样齐全。这样的家庭集中的小区，是当时著名的二奶村。二奶村的女人们戳心的，并不只是香港的原配，还有已知或未知的三奶四奶。

有意思的是，被翁美玲版《射雕英雄传》洗脑的一代人，在深圳被港式文化冲击时，没几个人想起香港还有金庸。甚至很多人以为，金庸和古龙都在台湾。

金庸，是我的香港关键词。

我去香港，已是新世纪。

初去一座城，总是流连风景与美食。迪士尼乐园属于孩子，维港夜景因为晕船而毫无印象，半山别墅群因为人多而啥也没看到，唯有海洋公园给了我香港的第二个关键词：水母。邂逅，一见钟情，所有这些词都可以用来形容我的感觉。水母馆，在这个梦幻般的宫殿里，我彻底沦陷。

水母，水中的罂粟，物中的妲己。它发光的透明的身体，它在水中缓慢舒展的身姿，都美到极致。让-玛丽•佩尔特在《植物之美》这本书里说：“我们不会为发情的藻类或热恋中的癞蛤蟆动情。但是，花是个哑谜，这就是花令人惊奇的魅力。”水母，也是一个哑谜。它是水中的花。

迷金庸的同时，迷恋一种史前低级生物，这并不矛盾。感受一座城，越丰富越深入。董桥言“情节要淡，情味要浓；记忆要远，念忆要近”，用在此处也挺合适

近些年，去香港对于很多广东人已是寻常。博友袅袅说，这些年陪亲友去海洋公园，“感觉鲨鱼鹦鹉都快认识我了”。我期待水母能认识我，博学的袅袅告诉我：水母没有记忆。

咫尺依然，远方似乎正在消融。在“股照炒，马照跑”的香港，很多东西在悄悄地改变。维港已失去往日的清静，轩尼诗道上人满为患。

深圳河的此岸，港式文化的渗透越来越深。遍地开花的茶餐厅且不说，风水文化的影响最是巨大。内地的朋友来看房，奇怪为什么好好的一块地，不建南北通透的房子，非要东西斜几分，南北拐两下。更不明白有的高楼，为什么好端端地要在中间挖个大洞。风水学上说，不南北通透的房子，是为聚财，不让财神这头进那头出。临海的城市，中间挖个洞，为龙王建通道。另一层意思仍是聚财，孔方兄就长这模样。

毋庸置疑，金钱是香港最紧要的关键词。

楼上书店，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特色之一，也是我的香港关键词之一。

走在铜锣湾，身边是鳞次梓比的金铺和商城。偶一抬头，发现某层楼上有个书店的招牌。有些书店藏在里面，比如希慎广场的诚品书店。而铜锣湾怡和街的商务印书馆，招牌非常醒目，就在临街的二楼。商务印书馆找到了，金庸的书却没买到。旧版已绝，新版不喜。才子越老越任性，前有黄永玉要“改邪归正”，弃画从文；后有金老爷子改写经典，让黄药师恋上梅超风。

香港作家里，金庸之外，董桥略有了解。买过他的《橄榄香》和《旧时月色》，扑面的你侬我侬、没完没了的伊和月光，故事讲得却是好。一片暖风香气中，机锋暗藏，包袱抖得气定神闲、波澜不惊。人生况味，尽在言笑中。后来买过一本译林2012年的《毛姆短片小说精选集》，附录里有董桥与陆谷孙的两篇文，探讨书中一小说题目的译法。董桥从这题目扯出一堆翻译事，细说翻译之难，很有意思。但就这样的文，依然董性不改。说到一漂亮女生翻译课没听懂，向他提问，“一脸迷惘，远看加倍漂亮”。

在商务印书馆，也想买本香港作家的书，到底没了解，有些茫然。所谓触手可及，到底只是一种感觉。这座城在某个意义上，依然是远方。

香港的关键词应该还有“多元，交融，容纳，和谐”，等等。前者随处可见，后者有待时日。

在香港，耳朵会变得敏感。在路上，在店铺，在电梯里，耳边随时传来几句粤语和英语。不知在说啥的，是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语言。而眼睛，作为一名过客，只能浮光掠影，既看不到丰厚的内涵，也看不到翻涌的潜流。

对香港，我们依然不熟悉。至于诗意，需要用心去体会。换而言之，你带着怎样的一颗心，就会看到怎样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