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乡梓的乡民，总爱用最华丽的文辞歌颂自己的家乡。于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都在唱着同一首歌一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8 个字出现的时间之长、频率之高无法理清，但有许多地方并不因为这8个字用得多而能让人体察到一地的无与伦比。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文辞过于浮华，过于概念，缺少实实在在的内涵。新编地方志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曲调在唱响彻云霄的“同一首歌”。由惠城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著的《惠州志·艺文卷》用130余万字的“实实在在”内容讴歌自己的家乡。读了《惠州志》艺文卷，你会欣喜发现惠州，拥有地之灵，人之杰，文之丰，令人向往！ 《惠州志》艺文卷共设8编。第一编为西湖诗词文选，第二编为诗词联语诗钟选，第三编为文选，第四编为苏轼寓惠集，第五编为民间文学作品选，第六编为艺术作品选，第七编为作品提要，第八编为作品目录。很明显，艺文卷第一编西湖诗词文选是在浓墨重彩地突显惠州的地之灵一一西湖。全编用154页、约占全书1/6的篇幅，从诗、词、文3个角度尽显西湖之美、西湖之神、西湖之韵。有诗534首、词77首、文55 篇，洋洋洒洒，写尽各色景点，写尽春夏秋冬，写尽风花雪月，写尽乡土人情，美不胜收。 艺文卷第四编苏轼寓惠集，毫无疑问是在突显惠州的人之杰。全编用143页、约占全志1/6 的篇幅，再现苏轼寓惠2年零7个月时间，写下的作品587首（篇、幅），包括诗124题187首、词18题18首、各类杂文111题129篇、书信51人233篇、书画20幅。此外，还附录苏轼寓惠前后创作的有关惠州诗8首，苏轼寓惠创作轶事19 则，宋人评苏轼寓惠作品14篇。苏轼寓惠为时不长，为文则多，既说明苏轼是寓惠的人之杰，也说明是惠州的地之灵成就了苏轼的人之杰。说实在的，如果艺文卷只有苏轼一人的作品，尽管再多，也不能成为《惠州志》的艺文卷。实际上，惠州的文学创作队伍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本土作者，一个是外地作者。艺文卷在第二编诗词联语诗钟选和第三编文选的每一章中，都在第一节介绍惠州作者的作品。艺文卷选录作品涉及作者824 人（不含民间文学作者），其中惠州作者419人，非惠籍的外地作者404人，不明籍贯者1人。一个县能有如此多的本土作者入选作品理所当然是人之杰的有力证明。 至于文之丰那就不用细说了。130余万字的篇幅就足以说明一切。再按体裁细分就更清楚了。艺文卷收录唐代至1987年的人文社科作品4132 篇（部、首、条），包括诗1292首（含存目5 首）、词144首、文564篇（含存目1篇）、对联152副、诗钟13则、民间歌谣126首、谚语114条、俗语172条、歇后语76条、谜语18条、方言诗11首、民间故事传说13篇、美术作品69 幅、书法作品116幅、摄影作品14幅、音乐作品21首、著作提要175部、录目作品1042部(篇、首、幅)。这些大小不等的数字，涉及到文学艺术的各种体裁，文之丰的含义不言而喻。 地之灵造就人之杰，形成文之丰，文之丰又再现地之灵，重塑人之杰。这就是艺文卷向人们揭示的一种良性循环。从这个角度上说，《惠州志》艺文卷，尽管只是一种编著，但却是惠州文学艺术史上一部集大成的编著，是惠州文学艺术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惠州文学史和方志编纂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也为新编地方志艺文志的编纂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曰内容全面。由于地方志要反映的是一个地方的总体面貌和整体水平，必须面面俱到，不能以点代面，以偏概全。艺文卷记述的内容可谓全而又全。首先是时间之全，由唐至1987年，按时段编排，一清二楚；其次是文体之全，诗、词、文，对联、诗钟，民间歌谣、谚语、俗语、歇后语、谜语、方言诗、民间故事传说，美术作品、书法作品、摄影作品、音乐作品，样样都有；再次是作者之全，既有本土作者，又有外地作者，既有名人作者，也有民间作者，既有男性作者，也有女性作者，作者多达800余人；还有是编纂方式之全，有全文照录，有要文选录，有提要撰写，有书目存录，有繁有简，有点有面，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再现惠州艺文的总体面貌和总体水平。 二曰结构严谨。艺文卷的编纂方式主要是纂辑。旧志因为整部志书用的是类目体，因此艺文卷大都按经、史、子、集、杂分类纂辑，这当然是合理的，也是协调的。新志多数用的是章节体，而有的章节体志书中艺文卷却采用类目体，并且沿用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况且经、史、子、集怎么能涵盖现代丰富多彩的作品形式呢？众多的艺术作品能归于经、史、子、集中哪一类呢？恐怕是很难办的。《惠州志》艺文卷与全志协调一致，采用章节体结构，多数编按体裁设编，诸如第二编诗词联语诗钟选、第三编文选、第五编民间文学作品选、第六编艺术作品选、第七编作品提要、第八编作品目录；编下再按时代立章，如第二编诗词联语诗钟选第一章唐宋元诗词选、第二章明代诗词选、第三章清代诗词选、第四章民国诗词选、第五章新中国诗词选；章下再按作者属地分节，如第三编文选第一至第四章，章下均分第一节惠州作者文、第二节外地作者文。节下再按作者和作品题名立目。这样编、章、节、目，层层相辖，使看似散乱的作者、作品，都有条不紊地归属在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这是纂辑类内容采用章节体结构的一次成功实践。 三曰点面结合，重点突出。艺文卷在把握全面记述的前提下，做到了以点带面，突出重点， 既有面的广泛性，又有点的深入性。最明显的重点当然是记物作品的重点一一第一编西湖诗词文选和个人作品的重点一一第四编苏轼寓惠集。同时，在各节的具体记述中也同样做到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统一。如第二编诗词、联语、诗钟选的第三章清代诗词选的第一节惠州作者诗词，共入选16个作者的作品，有的作者只有1篇作品，而江逢辰(P186)却选录16篇作品，突出被人称为“行尽江山识此才”的才人江逢辰(字孝通)的作品。诚然，能做到这种统一，不是主观臆想的追求，而是客观存在的结果。但这种客观存在却要编纂者去发掘，去研究，去思索才能付诸实施。 四曰著述性强，学术品味高。旧志用纂辑方式编纂志书，讲究的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无出处。艺文卷在所选作品后均一一注明出处，以显示其真实可靠，查而有据。同时在版本的考证上，有缺存缺，有疑存疑，有据从正。如P13祝允明的《惠州西湖》就在附注中写明:“录自清四库本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六。《惠州西湖志》卷一亦载此诗，无标题且有数处之异，今从四库本。”而《归云洞》中有3个缺字无法补正，就让其空缺，这当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艺文卷5种索引的编制也颇费心思。《惠州四部旧志所载作者和作品索引》，内容均与艺文卷有关，扣紧了主题；而采用列表的方式，将4部志书综合索引，本身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并且这种索引是读志用志的拓展，可以帮助读者快捷而方便地查找相关内容。《本卷人物笔名、别称、字号索引》和《本卷主要地名索引》，把一人多字多号，一地多名，如P878叶梦熊有龙塘、龙潭之别，P897李绮青有汉父、汉珍之异，P890东江有龙川江、循江、槎江之称，等等，一一详细准确地罗列出来。这是很挠头的事情，艺文卷都开创性地做好了，实属不易。当然，用纂辑方式编纂志书，主要是通过纂辑活动来体现著述性、增强学术性，但也不排斥编纂者的直接论述，而直接论述的集中表现则在于《概述》。《惠州志》艺文卷的《概述》无疑是一篇专题论著，揭示了惠州文艺的渊源，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应为源远流长；分析了各个时期表现的主要特点，如明代惠州人文创作4个特点，晚清惠州文学的3个亮点，民国时期惠州文艺创作的2个特点，都是有根有据的归纳概括；同时还在叙述文学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论述本地作者与外来作者的关系，论述文艺创作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论述文艺创作与地方当政者的关系，都具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可以说长达18000余字的《概述》是惠州文艺发展的一部史纲，是阐述惠州文艺发展规律的一部论著，是再现艺文卷著述性、学术性的耀眼篇章。 当然，《惠州志》艺文卷作为一部独立成卷的宏编巨著，也难免存在一些不够完美的地方。首先还缺少惠州文艺创作的总数字，比如从唐代至1987年大约有多少有关惠州的文艺作品，各个时期大约又有多少？读者无法找出，只能找出选录作品4132篇；其次，有少数用词不够规范，如《概述》P15中的“日寇”和“敌寇”，不用“寇”这种带贬损性的字，而直接写日本侵略者或日本侵略军，似乎更妥；再有就是编、章、节的分类标准不完全统一，如同是按文体设编的第二、三、五、六编，其章的设置有的按时期，有的按文体，这就有些不大协调了。如何解决好？有待各地同仁在实践中寻得更为妥善的办法。 (本文原载2005年第2期《广东史志》，作者是原《江西省志》总纂、研究员。《惠州志·艺文卷》由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市民协会员邹永祥、吴定球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