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轮新方志的编修出版，在广东省乃至全国已接近尾声。首轮志书设艺文志的极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首轮志书编修过程中对人文重视不够的氛围，更有着面对汗牛充栋的古代的乃至当代的著作，如何选择记载的难题。于是，付之阙如不失为权宜之计，但因此也就使首轮修志留下了一个普遍的遗憾。近日，《惠州志·艺文卷》一卷付梓，笔者阅后感到耳目一新。 艺文志原来是在史书中起着保存文献作用的一种重要体裁。二十四史中，从《汉书》开始就一直设有艺文志。顾颉刚在评介《汉书》十志时，特别说到《汉书·艺文志》：“这个部分写得好，记叙我国古时各学术、学科、学派的源流，尤其重要的是记载了西汉宫廷藏书目录，从这当中知道战国以后的大量书籍的书名。”地方志设艺文志，是吸纳了史书的艺文志体裁，但也有自身的一个演变过程。当代汉学大家饶宗颐说：“方志之书，向有艺文一项，收录历代诗文作品，其从目录学角度，罗列地方人著述，与有关该地载述之篇籍，则寥若晨星。盖地方书目，别为专书，明代藏书家始开其先例。”所说“向有艺文一项，收录历史诗文作品”的说法似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明代志书的艺文志中，有不少就是以收录书目为内容的。总结历代艺文志，从内容来看，主要有3种类型： 其一，以收录书目为主。以广东通志为例。刊刻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的《广东通志》（黄佐纂修，70卷本）中，即设有艺文志2卷，包括书目、碑刻各1卷。万历三十年（1602）《广东通志》（郭棐纂修，72卷本），设有艺文志3卷，包括书目、碑刻、诗赋各1卷。清雍正九年（1731）《广东通志》（郝玉麟修，64卷本），设有艺文志5卷。道光二年（1822）《广东通志》（阮元主修，334卷本）中，设有艺文略9卷，另设有金石略16卷，金石略所载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前志的碑刻，这样艺文略、金石略加起来就有25卷，其分量显然是相当可观。《艺文志》碑刻（金石略）目下所收的是碑文；书目则只收录入书目，少数附有同书序略，并非诗文作品。 其二，旧志《艺文志》中也有以收录诗文作品为主的类型。如林杭学纂修，康熙二十三年（1684）刊刻的《潮州府志》，全志16卷，《艺文志》即占了6卷，其中文部5卷，诗部1卷。艺文志占全志近1/2，保存了大量诗文作品。 其三，《艺文志》也有以收载一方之著述而单独成书的。如饶宗颐继承其父亲饶锷之未竟之业，纂成的《潮汕艺文志》是以书目为主的艺文志，并初刊于1935年、1936年的《岭南学报》上，现在又以单行本形式重印。《潮汕艺文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辑录的潮汕地区著述上溯唐宋，下迄清季，不下千种。这些书目见于《千顷堂书目》及阮元《广东通志》潮州郡邑书目的只有数十种，可见《潮汕艺文志》采集之不遗余力。饶锷初撰《潮汕艺文志》时，体裁全仿《温州经籍志》，饶宗颐校补时，对义例有所更张。是志大量录入各书的序、跋，并对著作及作者详加考证。此书无论是存史价值还是学术价值，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以收入书目为体例的艺文志。 上述情况大略可以说明艺文志体例之演变，主要是收录的种类由少到多，作品的介绍由简略到较为详尽，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吸收了文献学、目录学、史学的方法和成果，从而不断提升其质量。笔者向来认为，方志作为一种成熟的体系，有其公认的特定的体例，此谓之志。同时，一切章法应有活法、死法之分，不拘于死法，方能为志书注入生机和活力。翻阅《惠州志·艺文志》，能感受到编纂者在注重继承、努力创新上的探索，正是活法的体现。笔者认为，具体说来有如下特点。 一、谋篇布局上体现总揽全局、突出特色的宗旨 《艺文卷》有百余万字，分量之大，足证编纂者对《艺文卷》的重视。而且在其它卷均未定稿的情况下，《艺文志》率先出版，更说明其受到重视的程度。在笔者所接触到的新志中，像《惠州志·艺文卷》这种在全志中占如此大比重的情况，是前所未见的。《惠州志》所设艺文卷的分量如此之大有其特定的原因，也是这部志书凸现地方性的一个亮点。惠州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隋开皇十年（590）设循州，辖6县，并设循州总管府，总管府址即在今惠州市惠城区。岭南文化的兴起，在于其吸纳四方之来风尤其是中原文化之精华，惠州人文之拓展，同样体现出这样一个特点。自古以来，惠城区是东江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也是来自省内外各地的名宦重臣、骚人墨客荟萃之地。入惠名人对惠州文化的启迪之功为后世所公认，其中之佼佼者有葛洪、牛僧儒、李商隐、陈尧佐、苏轼、唐庚、刘克纲、杨万里、刘克庄、吴潜、留正、文天祥、祝允明、薛侃、石涛、陈恭尹、屈大均、伊秉绶、宋湘、丘逢甲、黄遵宪、梁鼎芬等。从列举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入惠名人，明代以前主要是来自岭北，清代以后主要是来自省内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岭南文化趋向成熟的转变。而这些人物在人文方面的成就为世所公认，他们在惠州地区大量的创作活动，是《惠州志·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提高了《惠州志·艺文卷》的品位。因而也使得外地作者的作品在此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成为《惠州志·艺文卷》的一大特色。在《惠州志·艺文卷》所收入的作品中，外地作者与本地作者都分别占有一定的分量，外地作者有关惠州的人文作品，有时还要多于本地作者。以明代为例，在现存诗文中，本地约有37位作者著述124部（不计诗作），却至少有91位客籍名人踏足惠州，留下约200篇（部）作品。以入选本地的西湖诗词为例，惠州作者74人，外地作者则有165人。惠州志的编纂者并没有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是外地人，就忽视了这些与本地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财富， 入惠名人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北宋大文豪苏轼。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至元符三年（1100）谪居惠州，时间虽短，影响却很大，他临终前写下《自题金册寺画像》诗，自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惠州期间，共写下190多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序跋，歌咏惠州的风物。苏轼在惠州留下的众多遗迹和诗文，成为惠州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构成惠州文化独特的内涵，并促进了惠州文化的开发进程。苏轼的名人效应，不但使惠州成为名地，而且吸引了各地众多的著名人士因向往苏轼笔下的西湖慕名而来，又为惠州留下了更多的艺文作品。惠州西湖，知名度随着苏轼寓惠而极大提高，成为天下众多西湖中最有名的三处之一。也因此，惠州历代人文作品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西湖为主要题材，无论质量和数量都是十分可观的。这些诗文与惠州西湖相得益彰，成为惠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品牌。以苏轼为代表的众多入惠杰出历史人物在惠地所创作的诗文作品，以惠州历史、风光、民俗尤其是惠州西湖为题材，数量大、内容精，不但是惠州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研究惠州历史、人文的重要资料。这些文艺作品成为本卷收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苏轼寓惠的作品更是光芒四射的瑰宝。收入大量的苏轼寓惠诗文和以西湖为主题的诗文，是本卷的另外两个特色。 在外来先进文化遒劲有力的推动下，惠城区当地文化的开发也不断提速。宋淳熙二年（1175）始建府学，淳祐四年（1244）建聚贤堂，10年以后改称丰湖书院，“从者云集，人竞向学”，成为岭南著名的书院，培养出很多有成就的学子。在岭南，惠州的学校、书院数仅次于广州。惠州地区在宋代中进士者达53人、明代44人。清代以后更是人文蔚起，名士辈出，在诗文、书画、金石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因而，惠州本地作者在古代的艺文作品也相当丰富，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水平。 由于以上因素，《惠州志·艺文卷》有着丰富的内容。全志收入的唐代至1987年的人文社科作品就有4132篇（部、首、条），全书共135.7万字。本志的编纂者正是考虑到以上的实际情况，因而别具匠心地创设了篇目：一是专设《艺文卷》以志其人文之盛及成果之硕；二是在《艺文卷》的诗词文选各章中，都分别设有惠州作者与外地作者的诗词文选二节；三是在《艺文卷》全志8编中，专设有西湖诗词文选一编（不含苏轼诗文）；四是专设有苏轼寓惠集一编。 二 、作品选辑体现了广采博录、重在存史的精神 艺文志有两种收录方法，一是收入书（诗）目，二是收入诗文作品的全文。《惠州志·艺文卷》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达到了广为收录的效果。从时间上说，此志收入的艺文作品，上自唐人诗歌，下至1987年。从形式上说，志中除对部分较为重要的诗文采取全文录入的方式之外，又分别设有作品提要、作品目录。这样，就有了全文录入、提要和存目三种形式，综合了旧志作品全录体、书目体的优点，既突出了较为重要的艺文作品，又容纳了更多的信息内容，收入了更多数量的作品。从种类上来说，此志除收入诗词文之外，还收入了联语、诗钟、民间文学作品（包括民间歌谣、民间俗语、谜语、方言诗、民间故事传说）、艺术作品（包括美术、书法、摄影、音乐作品）。诗钟是一种文字游戏之作，其方法为任意取意义绝不相同的两个词，或嵌字、或分咏，创作五言或七言诗两句，以凑合自然、对仗工整为上。《惠州志·艺文卷》连这种文字游戏之作也收进来，可见收录之广。在《作品提要》《作品目录》二编中，除上述所说的内容外，还收入了地方志、地理、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作品、戏剧、电视、报刊及其他方面的内容。按作品体裁分，全卷收入诗1292首（含存目5首），词144首，文564篇（含存目1篇）；对联152副，诗钟13则；民间歌谣126首，谚语114条，俗语172条，歇后语76条，谜语18条，方言诗11首，民间故事传说13篇；美术图画69幅，书法116幅，摄影14幅，音乐作品21首；列为提要书目175部；列为作品目录1042部（篇、首、幅）。虽然个别内容是否有必要收入于艺文志还有待商榷，但作为存史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首先是应当肯定的。艺文志不同于其他分志那样重于对当代的记述，而是应当更多地收入古代的艺文，这是因为当地古代的艺文有赖于艺文志的记载而存留下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许多古代的地方诗文，就是从地方志书中查考的。同时，对于当代人的诗文入志问题，如果不是十分严格地挑选，就会出现乱收滥录的情况。笔者在参加审读一些地方志书时就见到这种情况，即准备收入志书的当代诗文篇幅不少，但多数是内容空泛，文字粗糙，无非是照顾当地某些作者的地位、名分，其结果是使志书的质量受到影响，而这些诗文又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成为志书的一道疤痕。碍于人情而难于处理当代人入志的问题，自古皆然。清雍正八年（1730）署理从化县事蔡廷镳在主修《从化县志》时，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他在《增修从化志序》中说到：“更有流俗之辈，事业不足以树风声，艺文无可以资传诵，皆欲得附于志以为荣。……操觚者惟不避嫌怨，不顾情谊，笔则笔，削则削，乃可以昭往而信来也。”今观《惠州志·艺文志》，既不一概而论地不选入现代诗文，而又对选入之诗文严加遴选。所选取的诗文一般来说都是有感而发，具有时代特征和艺术价值或历史价值，对于了解惠州民风及作者在特定时期的思想背景有好处，从而达到了存史目的。其中不乏名家之作，能为地方志书所存，更为宝贵。据笔者所知，《惠州志·艺文志》编纂者为此颇费了一番心思，终于能坚持按一定标准入志，实在十分难得。 《艺文卷》针对特殊的情况采用了特殊的体例，体现了体例服从于存史宗旨的意向。《苏轼寓惠集》一编，正文分为4章，根据苏轼寓惠创作的实际情况，文内分别为诗词、杂文、信札、书画4章。编末附录：苏轼有关惠州诗选录（这一部分是苏轼在外地创作的有关惠州的诗歌）、苏轼寓惠创作轶事辑、宋人评苏轼寓惠作品选。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反映了苏轼寓惠时的有关文事。这与苏轼开惠州之文风的历史地位以及围绕惠州大量的创作活动是相称的。同时又为研究者对苏轼的生平和创作活动的了解和研究提供了系统、全面的资料。 本志索引有5种之多：惠州4部旧志所载作者和作品索引；本卷作者姓名索引；本卷人物笔名、别称、字号索引；本卷主要地名索引；本卷作品出处索引。由于本志涉及的作品及人物众多，设立索引显然为本志的查阅使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首轮志书在索引方面注意不够，绝大多数新志没有随书设置索引，有少数志书在出版后再编制索引，但使用起来仍不那么方便。《惠州市志·艺文卷》不但随书附有索引，而且特设多种用法的索引，既为读者着想，也是吸收传统的目录书体例优点的表现，体现出艺文志的特色。这也可以算是继承与创新的一种体现。 本卷所收的文献，不仅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惠州地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水平，而且有的文献本身由于有较为独特的角度和体裁，选取序、日记、笔记、回忆录、宣言等，以及有特殊身份的作者，从而对了解和研究惠州地区某一时期的史实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如民国时期的文选，外地作者文中选取了古应芬的《孙大元帅东征日记》，古氏为广东番禺县人，历任广东都督府秘书长、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代理财政部部长等。1923年随孙中山东征惠州，亲身经历孙中山督师东征之役的处险之惊，指挥若定的豪迈之气。收入的柳亚子《 三 、具体记述上坚持了客观评述、文字精当的原则 本卷的主体内容是收录的艺文作品，全书评述集中于卷首《概述》。《概述》约3万字，字数不能算少，但因为其竖向按历史分期进行概述，横向则涵盖各个时期的艺文各科全面情况，包含内容甚多，具体到每一时期的评述，篇幅仍很有限，既要勾勒文化的发展脉络，又要在综合介绍各个时期的艺文作者及创作作品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一些重要的作者及其创作的主要特点。这需要编撰者全方位地掌握地方的文化发展史，同时还必须有较高的文化艺术造诣，记述能恰如其分，评述恰到火候，实为不易之事。而从本志的《概述》看来，笔者以为编写者是难能可贵地达到了这一要求，基本上做到了文字精炼、兼顾得体、气韵流畅。如述及明代惠州的艺文创作，概而言之是“人文兴盛，名声鹊起，约有37位作者著书124部，其中地方志19部”。然后则归纳出4个显著特点：“一是大量描述吟咏惠州西湖，在现存诗文中至少有200多篇记写西湖的景物和人事，万历年间还出版了首部《惠州西湖志》。二是嘉靖、万历两朝最为活跃，出版了40多部著作，并7次刊印苏轼寓惠作品集，地方志在这两朝93年中编修出版13部，平均7年一部，是惠州历史上修志最多的时期。三是杨起元的理学、叶梦熊的兵学和叶春及的方志学，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是惠州与外的文化交流出现了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91位客籍名人踏足惠州并留下约200篇（部）作品。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的博罗、东莞、南海、顺德，以及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其中有进士40多位，最著名的有孙蕡、祝允明、王守仁、郭棐、林大钦、薛侃、张萱、魏浣初、韩日缵等。”以300字的篇幅，说明一个时代艺文创作的特点，而且包括作者队伍、作品数量、重要学说、出版情况等如此多的信息，娓娓道来，寓评于述，以事证理，没有那种华而不实的夸饰之词或笼统之说，语气平和而又极具说服力，足见编者之功力。而在重点记述一些具体作者时，笔墨不多而面貌清晰。如记述廖尚果，“笔名青主，是我国著名音乐家、翻译家。创作出版了《清歌集》《音境》两本艺术歌曲集；所著《乐话》与《音乐通论》，是我国近代较早的具有完整体系的音乐美学论著。谱写的独唱曲《大江东去》是中国第一首艺术歌曲，与他后来谱曲的《我住长江头》获得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奖。他著述甚富，撰写了大量音乐评论和随感，翻译了一批外国作品，著有诗集《诗琴响了》和评传《歌德》” 。 志书在选辑的作品之前，都有简短的作者介绍，略述其生平，点出其与惠地的关系。如“宋湘（1757～1826）,字芷湾,嘉应(今广东梅县)人，清嘉庆四年(1799)进士，入翰林，官至湖北督粮道，《清史稿》有传。著有《不易居斋集》《滇蹄集》等，后人将其作品编为《红杏山房集》。诗风沉雄豪快，自评为‘哀乐无端，飞行绝迹’；谢章铤《岭南杂诗》说‘三家最胜屈翁山，后起无如宋芷湾’。嘉庆六年（1801）、七年（1802）主讲惠州丰湖书院，成诗195首，结为《丰湖漫草》及《丰湖续草》，是苏轼、唐庚和今释之外，可将寓惠作品结为专集的又一著名诗人”。寥寥200来字，将宋湘的生平、著作、诗风、与惠州的关系及旅惠创作的地位，尽以言之。惜墨如金，正是为了将本志的主要篇幅用于作品本身，让志书有更大的查用功能。 作为在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大胆探索，本卷的体例必然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例如，艺文志的收录范围是否包括方言谚语、音乐歌曲、书法、美术作品、新闻报导、摄影作品，艺文志与方言志、文化志应如何分工，都是值得商榷的。当然，时代在前进，有的问题是前人不可能碰到的，像摄影作品入志该如何把握、如何设置，这就是新方志编纂者所遇到的新问题，应当细加推敲。无论如何，实践出真知，方志理论的前进必须植根于实践之中，惠州的修志同仁已经迈出了引人注目的一步，而且是成绩斐然的一步，笔者以为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并写下先睹为快的读后感，与同行共赏。 （本文原载2005年第5期《中国地方志》，作者是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惠州志·艺文卷》由惠州市惠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市民协会员邹永祥、吴定球主编，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