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苗姐在她的散文集《水韵鹅城》自序里说“从追根溯源，寻找家族的根开始，到诉说我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再到追寻这方故土的田野山村，更有远处时空的回响，我的笔触在山水间越发的自在与从容。”她的这一段自述其实是对自己文风的一种解剖或者说一种艺术的追求。这自然算得上是一种“自在与从容”。而她的散文《木棉花开的季节》^①也正契合了她内心从容的追求。她这篇不到六千字的散文读来字字珠玑，堪称她散文的成功之作。同时也令读者流连忘返。我认为她的这篇散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场景转换不露声色，在娓娓道来中实现了无缝对接。二是整个文章地直抒胸臆，表达酣畅淋漓。三是善于把家族历史至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并融合在一起，以小见大，又从大窥小。四是时间、地点人物的描述精准精确，符合在场文学特质。

一是场景转换不露声色，在娓娓道来中实现了无缝对接。她的这篇散文以“上苍仿佛格外地眷顾惠州，令她的山水间，遍生高耸的木棉。……”作为开始，显然是一种俯瞰的视觉，接下来，她又以“没有比它更有韵味、更有姿彩的乔木了，那么魁梧，可以高达数十米。”起始，切入到作者所需要描述的“英雄树”。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仰看或者仰望的眼光，只有这样，才会感觉到树的高大。可作者还是不满足，她笔锋继续在转换，由“仰”到“近”，于是才有“我喜欢在这迷人的季节行走于江边、湖畔。”当然，这还不是作者空间转换的最大转折点，文中由“真庆幸生在这木棉的故乡，与这天赐的植物缘分好深好长。”的现实转入到历史空间的“康熙元年，即1662年，朝廷在惠州设立提督军门。”这实际是一种再次的时空转换。可以说，作者这种巧妙的时空转换把作者、读者的视线引入到一个灵动散文世界的方法，在整个文章里面有很多处。

二是她整个文章实现了直抒胸臆，表达酣畅淋漓。如她写到他祖先第一代入惠的情景：“风啸啸兮战马嘶，我的祖先苗之英，奉朝廷之命，任左营游击，他与同僚们率领众将士来了，来了，惠州从此成为苗氏家族又一处安身立命的地方。”有将门之女的气势。在写祖先由江浙到惠州则以“派衍东阳”暗喻了受命之庄严庄重，子孙根植新地的必然。如“歌舞升平之地又岂是卫国将士迷恋的地方？于是乎，朝廷一道圣喻，苗氏家族踏上南迁之征途。”把一段历史由作者近乎抒情的语气说了出来。

又如写到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大家奋起抗日的历史作者是这样写的：“苗氏家族的子孙再也坐不住了，文弱书生又如何，毕竟我们的身上烙记着祖先卫国的光荣。于是，我年轻的叔伯苗文纾、苗文绮、苗文缎、苗冠芳、苗庆桐等，投笔从戎，奔向抗日的战场。”

作者在写她叔公苗冠芳时，更是把这种直抒胸臆的写法用到了淋漓尽致，她写投笔从戎——“书生参战，胸湧着‘壮士一去不复返’之豪情，他到了广东抗战最激烈的清远，那里恰好是苗氏祖屋的街坊、家住惠州柏子树下的黄植楠将军的防区。”通过这些直接表达了自己和家族的自豪，民族的勇气。

第三，作者善于把家族历史置于国家和民族历史洪流中，并与之融合在一起，以小见大，又从大窥小。作者在写家族历史时，不是单独写家族历史，而是把它至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洪流中。如作者在文中写到：“这个习武的家族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路走来，也不知走了多少朝多少代……也可以说他是民族的精英和国家的脊梁，当外敌入侵，当领土需要守护，军人必以血肉之躯冲杀在最前方。”

再如她写家族由军人的“行伍之家”变成“儒学之家”是这样写的：“苗氏家族从军的历史到了清末戛然而止。”接着写到：“而我的曾祖父苗穗良，我的祖父苗致信，均是儒雅的文人，他们兴教育、执教鞭，学生遍布东江流域。”读到这里作者马上把家国历史联系了起来，于是才有了这一段“我在历史中寻找答案，终于明白，清朝自乾隆之后，逐步走向衰败，尤其甲午战争之后，外国列强长驱直入，国土沦丧，一个强盛的中国任人宰割成为千疮百孔的烂摊。我的祖宗沉默了，更多是深深的绝望。军阀割据，混乱不堪，灾难不断，民不聊生啊，不能守护疆土的军队还有何颜面见家乡父老？一个世代的武将之家从此彻换了门庭。”

她在写到自己家族在民国又投笔从戎的历史是这样写的：“民国初年，老惠州人也许还留有对苗氏家族的记忆——他们是世代的武将呀，怎么纷纷卸下了铠甲？ ”作者用的是反问，留给读者的是想象。

于是在读者寻找答案的时候，她给出了答案：“殊不知，它不单是一个武将家族的没落，而是一个民族共同经历的悲伤。”也就是说，民国时家族的从军是迫不得已。中国古代一直把兵器视为“凶器”，故说唐代诗人李白在《战城南》里说“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最后才把自己的祖父投笔从戎的历史写了出来：大意是作者的祖父，叔伯此时或在教书、或读书，总而言之一心都扎在书堆里。她的祖父甚至“没有比教书育人更好的职业了。”他只希望日子能平静地过下去。

可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所以作者继续说道“这个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在这年的七月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七•七”事变，日寇全面进攻中国，流火的七月，成为流血的七月。不久，日寇的铁蹄已践踏整个中国。”接下来作者的祖先不得不发出这样感慨，“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于是作者写出了家族、包括惠州城乃至整个中国人民被屠杀的缩影：“日本仔屠杀的都是无辜的百姓，惠州城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人遇害，苗氏家族的苗怀兴、苗文经，因逃跑不及惨死在屠刀之下。”这就是作者写出了自己家族被迫抗日的原因——“苗氏家族的子孙再也坐不住了，文弱书生又如何，毕竟我们的身上烙记着祖先卫国的光荣。于是，我年轻的叔伯苗文纾、苗文绮、苗文缎、苗冠芳、苗庆桐等，投笔从戎，奔向抗日的战场”。

可以说，作者在每写一段家族历史，都会把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写了进去，正是这样，她的整个文章有了更高的立足点，也彰显了文章的大气。

第四，她的散文在描述时间、地点人物时都注重了精准精确，符合在场文学特质。整个散文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在用具体的数据加以说明，在时间、地点和人物上予以考究：如写到“康熙元年，即1662年，朝廷在惠州设立提督军门。”用了《清实录》和光绪《惠州府志》的记载加以佐证。作者写台湾的“天地会起义”也是引用了精准的数据及背景描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天地会起义，人数达一百五十万之多，波及范围几乎涉及全台及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次年，乾隆为平乱，三次派兵渡海，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平乱的队伍里，就有我的祖先苗承霖。”

作者写家族人物的殉职，也是直接写到：“苗冠芳与战友冒死送弹药给养，日本仔地面战斗失败后，不敢再攻，派飞机报复狂炸，林英灿与部下千余人壮烈牺牲。苗冠芳滴血的心刻下这个日子：1939年1月13日。”

再如作者写日本对中国军民，特别是惠州居民的残暴，则直接引用来了地方志资料，特别真实和可靠。作者是这样写的:“我从地方志统计资料得知，1937年10月至1945年8月，惠州城四次沦陷，日寇烧杀抢掳，屠杀平民5000余人（包括飞机炸死），这个数字占据当时只有4万余人的惠州小镇的八分之一。”

可以说这一段所举的案例均可见作者对数据的精心考据，从而增加了文章的可信性和读者在场感，符合在场文学特质。

匈牙利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美学大师阿诺尔德•豪泽尔在《洛可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②说，“无论是作家和读者，作品都是表达内心的手段；其价值在于它所描述的事件的直接性和关联性。”而纵观作者的整个散文，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篇作品确实是表达了作者的真实内心，其描述的事件无论是从作者的内心价值，还是社会价值的关联性，整个作品都将是成功的。这篇散文尽管在词语上还可以表达得更为精炼，但在一篇近六千字的散文里就已把一个家族几百年的荣辱兴衰和国运与文脉相连写得淋漓尽致，是非常难能可贵。这篇散文就如作者文中描述的“英雄树”木棉一样，不仅树冠高大，花朵红艳，而且艺术聚美。作者在构筑文本的过程和文本的结束本身就是一种成功。祝愿她用文字让木棉花开。

参考文献：

①原载《水韵鹅城》，羊城晚报出版社，2017年7月1版，作者：苗理洁

②原载《艺术社会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5月第1版，作者：阿诺尔德•豪泽尔，译者：黄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