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湖书院，宋时在城南银岗岭下，久废，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惠州知府王瑛购叶氏泌园及吕应奎义学基地为讲学习诵之所，复名丰湖书院。嘉庆六年（1801年），知府伊秉绶应十属绅士之请，将永福寺内的惠阳书院迁建于此，仍名丰湖书院，并聘请岭南名士宋湘为书院院长，建有澄观楼、乐群台、夕照亭（后改为望霞亭）、浴风阁等名迹。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知府沈传仪创办惠州府学堂，后迁址于此，改为惠州府中学堂，后又改为惠州中学。民国2年（1903年）改名为广东省立第三中学。民国11年因军阀混战，校舍曾遭破坏，迁址府城金带街陈家祠。民国16年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学校迁回原址，省教育厅拨款修建校舍，充实教学设备，扩建校道，改黄塘古寺为课室，开辟运动场。从此该校进入了办学的鼎盛时期,民国25年秋,全省废除省立中学按数序命名，该校更名为广东省立惠州中学，民国27年10月，日军侵犯惠州，该校先后迁往平远大石和河源蓝口。民国29年校址借给惠阳县立第一中学办学至民国34年日军投降。民国35年3月，省立粤秀中学迁此办学，后改为省立惠州师范学校。“文革”期间改为惠阳地区招待所。1978年复为惠阳师范学校，同年冬改名为惠阳师范专科学校，最后改为惠州学院丰湖校区。由于学校沿革变迁频繁，不同单位又各取所需，造成了不少的建设性破坏，最后逐渐把原来的丰湖书院弄得面目全非。

（一）战时的一中概况

我是1942年春考入该校的，以前，丰湖书院已先后两次遭到日军的焚烧和破坏，先是1941年5月（即惠州第二次沦陷），日军侵入惠州头尾共一星期，撤退时大肆纵火焚烧惠州府县两城商店和民居，其中仅县城水东街就被烧毁大小商店60%以上，丰湖书院也不幸免，日军匆忙撤退时搬了部分学生课桌，把丰湖书院乐群台的金柱、檐柱围迭起来，浇上汽油，想引火烧毁乐群堂，幸好金柱、檐柱是坤木料做的，坚如铁石，始终引不着火，才保存了这座完好的厅堂。第二次是1942年2月4日至7日（惠州第三次沦陷），日军入侵惠州仅三天，实行三光政策，并杀戮了惠州平民百姓近三千人，丰湖书院亦遭其祸，大部分课堂、办公室的梁柱、桁桷都被烧毁，学生上课的台凳桌椅几乎被烧光，致使学校不能按时开学。后来，得到惠淡守备区指挥官叶敏如的支持，召开惠州地方知名人士座谈会，到会的父老绅士一致赞同，借给学校五万元（谷款），才解决了抢修学校课室、办公室、学台凳椅等费用。并派人到老隆（龙川）东水等地购买了大批杉木材，雇请工人日夜开工，用了十天时间，除了修复被烧的办公室、课室外，还做好了三百多套学生用的长台、长凳和办公桌椅。结果，还是推迟到3月中旬才开始上课。当时，我被分配到初中一年级（乙班），全班60人，课室里就摆着10张长台和10张长凳。长台的规格是2.5米，宽0.40米，厚0.06米，再加上四条木腿就是一张没有抽屉的6人共用的平板台（课桌）；长凳的规格，长与长台相等，宽0.15米，厚0.04米，再加上4条木腿就是一张6人共坐的长凳。课室的门窗很简陋，只有窗扇，没有门扇。

学校办公的地方也特简单，全校30多位教职员工，只有一个校务处和一个事务处，校务处（包括教务处和教导处）就是校长、主任、教师共同办公处理业务、修改学生作业、开会和休息的场所；事务处就是办理学生入学注册、缴费及管理学校后勤生活等业务的房子，在近走廊一侧开设两个窗口。校务处是一间约30多平方米的，一侧（靠走廊一边）安装上活动窗门的半开敞的房子。此外，没有另设校长室、主任室、教研室以及各科组的活动场所。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般在宿舍里进行（指在校寄宿的），在校外居住的教师是带学生作业回家批改的，总的来说，学校的环境是一流的，但教学配套设施非常简陋。

当时学校有十个班，高中三个班，初中六个班，还有师范一个班，学生300多人，校长余宗森，教务主任吴拔棠，教导主任刘陶裔，教师有20多人，其中中年教师居多，如化学教师黎国秋，数学教师刘长民、陈仕升，地理博物教师张振强，音乐教师霍喜宗，军训教官李兆松、王叔怡，童军教练马益谦等，老年教师有清光绪年间科举出身的国文教师李魁梧（拔贡），历史教师廖鸿奕（秀才）；年轻教师有英文教师赖元丙，国文教师邓梅荪（女），许彦嫦（女）等。

学习课程：初中一年级学科，设有国文、算术、英文、公民、博物（即动物学、植物学）、历史、地理8科；术科有图画、体育、音乐、劳作等。初中二年级学科有国文、英文、代数、公民、生理卫生、化学、历史、地理8科；术科与初中一年级同。初中三年级学科有国文、英文、几何、三角、物理、公民、外国历史、外国地理8科，术科与初中一、二年级同。此外，学校还规定，从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要以毛笔正楷抄写《三民主义》一书，具体是：初中一年级抄写民族主义，初中二年级抄写民权主义，初中三年级抄写民生主义，没有完成抄写任务的，不给予毕业。

（二）校园里的军号声

学校上、下课吹军号，此外还有起床号、自修号、熄灯号、集合号、升旗号等。军号响起来，既严肃又紧张，有点像战时军营里的生活。事实上学校也有这样的要求。比如，当“号目”（号目是当时军队里派来的，号目就是军队里的号兵，也有说是号长）吹响早操的集合号时，全校学生就迅速地从四面八方跑步到操场集合，仅三分钟时间，就要按部就班将各班级的队伍整列完毕，而且要求做到快、静、齐，不能有一窝蜂或喧哗的现象。当听到上课号吹响时，同学们就马上进入课室，等待老师上课，很少有迟到的同学。这里要提及的是，家里离学校较远的同学，如家住河南岸、县城西门直街、铁炉湖、黄家塘、下角、新村、大岭的同学，他们就要很早起床及时赶到学校参加早操，因为学校对早操特别重视，要求早上7:30时全校同学必须准时到操场上列好队伍，等待老师点名，迟到的就另行站队，是很丢脸的。迟到多了，就等于缺课，缺课多了，就会影响操行成绩。操行成绩分甲、乙、丙、丁四等，如果操行成绩被评为“丁”等，即使学业成绩很好，也会受到影响，假如学业成绩一般，有可能被留级。当时学校的军号作用，一方面是加快了校园的生活、学习节奏，更重要的是想激励同学们进一步加强时间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学习积极性，推动同学们爱校、爱集体，珍惜时间、勤奋学习。

（三）在敌机空袭轰炸的日子里

自从日军占领广州以后，惠州就开始遭到日机空袭轰炸了，但不很经常，每月大概一、二次左右。但到了1941年底日军攻陷香港以后，日机飞来惠州空袭轰炸就频繁起来，每月平均达七、八次之多，而且逐渐形成一定的规律和时间性。所谓规律，就是日机每次来惠州空袭，都是从广州起飞的，广州距离惠州100多公里，按当时日机的续航力和速度，仅5—6分钟，就可飞达惠州上空。日机空袭惠州时，一般是沿着广汕公路自西往东飞，经增城、福田、龙华、博罗几个城镇才到惠州，所以，每次发出空袭警报后，惠州防空指挥所（当时设在西湖西山泗洲塔下）的高声喇叭就不断提示市民注意：“敌机×架，自西向东飞，现在增城闻机声！接着福田闻机声！龙华闻机声！博罗闻机声”。日机最后飞达惠州上空盘旋，用机枪扫射，寻找投弹目标，完成投弹任务后就飞回广州。所谓时间性，每次空袭时间都是上午较多，一般都是上午9时至11时左右，偶尔也有下午来的，但相对较少。根据以上日机空袭的规律和时间，国民政府当局就规定了惠州府县两城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3:30时为“空袭疏散”时间，这段时间实施全城戒严，要求府县两城居民必须在上午8:30时前离开城区，疏散到城外下角、黄塘、麦地新村、长塘仔等地，避开日机空袭；城内所有大小商店一律关门停止营业；东西两江的一切船只一律不准驶入城区水域。这时凡是出入城区的主要道路、街口，都派有军队把守，不准有人进入城区；城内的大街小巷，除了派有驻军巡逻警戒外，几乎没有行人。到了下午3:30时解除“疏散戒严”后，疏散的居民才逐渐回城开始正常的工作活动；府县两城的商店，茶楼酒店才开始营业；东西两江的船只货船才逐渐靠近各自的码头，开始搬运，装卸各种货物。到了晚上，全城大小商店灯火通明，东西两江的盘艇（一种专门帮助较大的货船接运货物的船只，俗称牛牯艇），往返穿梭在码头、货船之间，一派繁忙景象，特别是那些大小茶楼、酒肆，如府城的惠波楼、三元、天元、不夜天等酒家，县城中华楼、大白等茶楼一直营业到下半夜，甚至通宵达旦。这种昼夜颠倒的特殊现象一直持续到1944年。

日机的空袭轰炸也直接威胁到学校的教学和正常生活。丰湖书院地处黄塘半岛的北端，三面环水，当时虽属城外郊区，但与城区的环城西路仅半湖之隔。日机每次空袭惠州，在盘旋寻找投弹目标时，都必须飞越湖区范围，再折回城区，有时还降低到200米左右的高空，在学校上空飞掠而过，并带来一股大风把湖边的树木刮得沙沙作响。虽然日机每次投弹目标都集中在城区和西江的货远船只，但这种带有威胁性的低空骚扰却使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所以，每逢空袭警报一响，全校300多师生，都必须紧急离开学校范围，疏散到朱屋后山或黄塘半岛一带的小山坡上的丛林中，或跑到先前构筑好的防空洞、防空壕沟里避难。这种惊心动魄的校园生活和学习环境，后来也渐渐变得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但是，如碰到日机的空袭时间距离缩短了，或连续数天的疯狂滥炸，那学校也不得不考虑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危而被迫停止上课，短则三四天，长则一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这样断断续续，动荡不安全的学习环境也一直持续到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