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造化了多水的惠州，使之城外有江，城内有湖。从公元2011年往前追溯半个多世纪前，城内还有诸多的洼地和池塘。其中之一的鹅湖，就是我儿时常常涉足的地方。
一
地处明月湾东南的鹅湖实际上是一条狭长的水道，她距西湖五湖之一的平湖仅一路（环城西路）之隔，她是平湖的“小妹妹”。
半个多世纪前，平湖的水通过环城西路石拱桥（此桥位于环城西路与今五四路相交处）的桥孔（单孔如关口，又叫涵碧关）流入鹅湖。
也许是湖底生长着一些绿色的藻类，又或许鹅湖的两旁都生长着茂密的竹林，使鹅湖看起来带着一点微绿的色彩。但鹅湖的水永远是清澈和明亮的，缘由它四季都源源不断地循环和流动。
当年，鹅湖的东南面靠近西枝江处有一关口，叫水关。西枝江水涨时，江水通过水关流向鹅湖，再由涵碧关注入西湖；西湖水涨时，湖水则通过鹅湖流出西枝江。老天爷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多么巧又多么妙的鹅湖，她实际上是一条江和湖相通的水道，两头都有活水倾来倒去。
据记载，鹅湖古代叫“即官湖”。“即官”，就是马上可以做官。可以想象，给这湖起名字的人极是盼官心切。
到了北宋年间，大才子唐庚在苏东坡先生离开惠州13年后（即1110年）也被朝廷贬到惠州，初期住在鹅湖边的“舍人巷”（舍人巷即如今的都市巷，巷内因张屋在唐乾符四年（877年）出了一个叫张昭远的进士，五代时官至起居舍人，故叫舍人巷）。官场失意的唐庚面对鹅湖抒发胸臆：“湖边冷艳浸秋浦，湖上寒光浸夜乌。太白持杯问明月，为余题作谪官湖。”自此，“鹅湖”又称“谪官湖”。还是当地百姓直率，将此湖直呼“小西湖”，并分上、下两段：北段称“上小西湖”，南段称“下小西湖”。两段之间还横跨着一条连接打石街与横廊坊的公卿桥（石拱桥）。
鹅湖是惠州城内一颗晶莹的珍珠。她的西北段较中段、南段开阔，两岸植有高大的乔木，中有小屿，名印山，建有亭，此处又有“鹅渚”（百姓讹称为“鹅嗉”）之称。
鹅湖在故城墙西侧，成为旧城的“护城河”；明初扩城时，被圈入城中。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府江国霖修城时，将“廉让之间”四个字的石刻嵌在涵碧关面向鹅湖一边的洞口上方。江将鹅湖周边的环境比作廉泉让水，以喻此处风土醇美。
二
也许，从古代开始，惠州人喜养鹅，故而有了“鹅湖”之称。儿时我的确常见鹅湖有成群的鹅，有灰鹅，也有白鹅。我喜欢白鹅，常常自作主张在“鹅”字面前加上一个“白”字，叫她“白鹅湖”。在我这个幼儿园大班孩子的眼里，这种美丽的禽类每天傍晚都会在湖中欢快地嬉水并快速地拍打着翅膀，将水花溅得很高很高……
这是半个世纪前的一幕。不过，此时的鹅湖，已在解放后逐年被填，只剩下西北角很小的一段了。
父亲那时正值壮年，这个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读书人固有的浪漫，喜在风景优美的地方徘徊。每到傍晚，领着孩子到湖边散步是他的一大嗜好，尤其在炎热的夏天。因此我比邻居的孩子们更多、也更自由地浏览周围的风景。在每天夕阳西下的时候，牵着父亲的手（还有蹒跚学步的小弟弟），穿着母亲缝制的带花边的连衣裙，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中，眺望着落霞在西湖的雁塔和孤山的树丛间慢慢地消失。
我们有时从翠竹如盖的小路走入鹅湖边，我的小花木屐在鹅卵石的小道上“橐”、“橐”、“橐”地作响。那年代，这座古城的人都喜欢穿着花样各异的木屐。“看，大白鹅！一只两只三只……”我边数数边雀跃起来。只听父亲喃喃自语：“这鹅不像惠州土生的白鹅，可能是从苏联引进的品种，个头特别大，羽毛特别白，不知是哪户人家所饲养？”
鹅湖边，每天傍晚都可以看见有人在捕虾。那捕虾的罾（当然也可以捕鱼）极像个倒置的方型蚊帐，只不过只有底布而无四围而已，撑住这“蚊帐”四个角的是竹片扎成的架子。捕虾的人将罾放下去，隔一阵子又拉起来，罾内有时会有一两个虾仔，但有时什么也没有。就这样拉上放下，无数次的重复，捕虾人的竹篓子就有了可观的收获。这让我羡慕起捕虾人来，想像他的家人，每天可以吃到美味的虾啊。“什么时候我会捕虾就好了”，我经常天真地想入非非。
我尚未入学时，惠州城内的许多洼地和池塘已经在大跃进“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片口号声中被填为平地。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马不停蹄、人不歇肩”，处处都在热火朝天地搞建设。我眼中的鹅湖被人用土彻底填平了，工程量很大，那里成了一条Ｃ型的马路，还取了一个非常青春朝气的名字——“五四路”。鹅湖就这样在惠州城的版图上彻底地消失，但我的脑海，永远定格着白鹅嬉水的场景。
岁月无情地走过半个多世纪，当年幼儿园小朋友的我今时也退休了。去年的一天，偶然一件事，竟联系起本已淡忘的鹅湖。
我中学时的同窗，也是“文革”期间我们一同下乡到农村当知青的亲密农友娟从省城回来，众人相约到茶楼饮茶，席间天南地北神聊起来。娟说起孩提时常呆在外婆家，而她外婆家正是鹅湖边上的梁氏祖屋。听罢，我才得知，娟母亲的七叔公，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惠州城大名鼎鼎的梁镜球（1885－1983年，又名梁乃澄，早年加入同盟会，解放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著有《青年鉴》等）！
三
相对于同龄人来说，我比较关注中国近代惠州人的这一段历史。这不仅惠州是辛亥革命发源地之一，而且惠州人在那个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一路呐喊，冲锋陷阵，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朝进行的10次武装起义，惠州就有两次。我在书本上读过《三洲田起义》、《七女湖之役》等文章，我被先辈们为推翻封建帝制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和英雄气概激动得热血沸腾。
我也曾多次在西湖点翠洲的留丹亭流连，让心绪静静追随那段流逝的岁月。留丹亭，是民国初年，惠州人为纪念马安之役壮烈牺牲的陈经等十五烈士而建的（陈经，惠州府中学堂学生，同盟会员，革命军大队长。1911年11月初与陈炯明、邓铿所率的民军攻打惠城时，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因受伤体力不支被清军所掳后杀害于惠州府城万石坊口）。留丹，取自文天祥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意。环视点翠洲畔，古榕苍劲如虬龙盘匝，细叶青翠须髯飘飘，一股青幽肃穆之气环绕亭宇，让人联想起来倍觉悲壮和感慨！
我关注这段历史，还有另一层原因。我的祖父苗致信，亦是同盟会员，革命党人（苗致信，字作云，1884—1967年，曾任省立第三中学校长，惠州师范学校校长，惠州图书馆馆长，广东省文史馆馆员，省政协二、三届委员、省政府参事室参事，著有《几何学》、《解三角函数》等）。在1911年（夏历辛亥年）9月初，革命军攻打惠州城数日僵持不下，广东陆路提督秦秉直拒不投降，并在府、县两城通衢的地下埋下火药地雷，准备与城俱亡之时，全城百姓人心惶惶。为全城百姓生灵免遭涂炭，陈炯明与革命党人商议，除运动巡营官兵之外别无良策，故由我祖父出面，劝说守军头目洪兆麟认清形势，归顺革命军。由于洪兆麟之妻黄阿湘，是我祖父世交黄笃生之女，而且邻居多年，彼此有一定交情。祖父冒着杀头危险，密函致洪兆麟。
我不知祖父当年与洪兆麟说了什么内容，但一定是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一定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遂使洪兆麟最终反正起义，惠州城免除了一场灭顶之灾，革命军收复惠州城（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广东辛亥史料》）。
梁镜球先生是我祖父的盟友啊，当年他们一定很熟悉的，因为梁镜球先生在惠州府中学堂读书时，我年轻的祖父已是学堂的教师了。况且，苗氏祖屋离鹅湖不过200多米。也许，当年他们在鹅湖边漫步，憧憬未来；也或许他们窃窃私语，密谈革命之事也未可知呢。
我从惠州才子王映楼先生（1893—1962年，同盟会员，惠州华侨中学校长，广东省文史馆馆员，著有《王映楼书法集》）的遗作《辛亥革命时期惠州中学生》一文中获悉，梁镜球年轻时品学兼优，为惠州府中学堂甲班学生、学生自治会会长。1907年，孙中山委派其密友郭公楫（字守毅，日本留学生，化学专家）到惠州，托人引荐入惠州府中学堂任教，教授化学课程和体操课程，目的是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以及研制弹药，组建革命军。1908年，郭公楫已陆续发展了梁镜球等80余人加入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
四
史料将我引进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我的思绪，在历史的画卷中游走神驰。
1911年春，孙中山委派黄兴、赵声发动辛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在香港设立统筹部，并挑选800人组成“选锋”（敢死队），其中，惠州府中学堂选上20名，由梁镜球带队秘密前往香港接受任务。但因消息走漏，清两广总督张呜歧严加戒备。在力量尚未集中而又不得不发的情况下，黄兴率敢死队130人在广州攻打总督衙门，并分路与大队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奋战一昼夜，终因伤亡过重，被迫退却，一百余人死难。后由善堂收殓遗骸７２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从1908年春到1911年9月，在3年多的时间里，年轻的梁镜球抱着甘洒满腔热血并献出生命的雄心壮志，为推翻清王朝奔走呼号。
他忠实追随郭公楫，落实孙中山先生交付的任务。他代表学生自治会，向学校交涉，要求政府拨给新式快枪百杆，以学习兵式体操为名，实预为革命军起义之用，校方竟浑然不觉。果然不久，即领到枪械。在郭公楫的指导下，他与同学紧锣密鼓，秘密研究酸素化银化碘各种制造法，设法自制炸弹，以备革命之需。
他在学校的寒暑假期间，串联同学严德明、欧阳俊、李子先、陈经等人，分头在惠阳、河源、海丰、惠东白花等地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活动，发动上万人加入了同盟会。其中，梁镜球承担了最艰巨的任务，就是伙同严德明、陈甫仁（后为黄花岗烈士之一）、李杰夫等人潜入秦秉直所部，运动帮带、哨弁和下级兵士数百人加入同盟会，从清军内部开始分化敌人的工作。
他在郭公楫接受新的使命离开惠州后，勇敢地担负起惠州同盟会的会务工作，及时将惠州党务情况，报告海外党部诸领导人，俾便筹划。
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梁镜球勇敢地转入新的战场；他目睹亲密战友严确廷、陈甫仁、罗仲霍等人壮烈牺牲的情景，并没有因此挫折而气馁。在同年旧历9月继续带队，设法联络大批支持革命的绿林人士和民团，向他们诉说革命的道理，动员他们参加收复惠州、攻占博罗的战斗。而敢死队长梁镜球的大名也为许多群众所认识和敬仰。同盟会分管惠州组织工作的林典煌先生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话，“梁君（梁镜球）站立高处，向各人（绿林人士头领）演说。声明合力与战；各头领亦不甘示弱，表示愿听指挥，一瞬间，竟成敌忾同仇之状。”
梁镜球先生一直是革命党人中的坚定分子和冲锋战士，在辛亥革命斗争中，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革命。可谓是功绩卓著，英名远扬（见林典煌《革命党人在惠州》一文以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1981年出版《辛亥革命资料汇编》）。
五
不久前，我见到梁镜球先生的孙子梁冬先生，他与我是同龄人，也当过知青。现是广州市政府机关某部门干部的梁冬，从小受其祖父教导以及革命家风的熏陶，为人正直，几十年来积极向上，勤奋努力。这次我陪同他再见梁氏祖屋，再次寻找旧时的记忆。
岁月悠悠，昔日的鹅湖没有留下半点痕迹，那里成了繁华的商业街。但梁屋依旧在，只是经过了几次修缮和粉刷。梁冬先生的目光注视着早已褪色的房梁，沉浸在对祖父的缅怀中。他告诉我，儿时他常听祖父讲辛亥革命的故事，讲革命军收复惠州城。“那一天，祖父骑着高头大马，与革命军战士浩浩荡荡从大东门（旧址在今东新桥西桥头）入城，道两旁挤满了欢迎革命军入城的百姓，他们不停地欢呼雀跃：‘呵，呵，好威风啊！’”
谁说此时的梁镜球，心中不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呢。因为他亲身体验了惠州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拥护和支持。
他与绿林人士重创博罗守军后，潜伏在绿林中的清廷探子频频告密朝廷密捕及屠杀革命党人，他幸得戚属在提督府当差告之而避险。但此时他及诸同志身无分文，又急需一批武器在手，遂派林典煌独自去其家店铺谒见其母亲。梁母听闻并无惊异且深明大义从容淡定取出数十银元支持革命，只嘱林典煌带话儿子，为国为民需得小心行事一语。在那紧要关头，支持革命的惠州人李勉周亦捐购手枪14支，给诸人前往广州所用……（见林典煌《革命党人在惠州》一文）
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革命，岂有不成功之理？腐朽的清王朝终是“寿终正寝”，被人民群众掘进了坟墓。
娟补充了一个从她长辈口中听来的、也是鲜为人知的细节：在梁镜球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而奔忙的时候，他新婚的妻子一直在默默地支持他。梁妻是惠州城的大家闺秀，识文断字，通情达理，也是位美人儿。她五官秀丽，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街坊昵称其绰号“黑牡丹”。丈夫每次出征，梁妻都静静坐在鹅湖边，心中在为丈夫祈祷，祈盼丈夫平安归来，而外人又怎知这年轻女子内心的焦灼呢？但梁镜球知道，他和妻子的心是相通的。当惠州城光复、革命军入城那天，他胸中涌动着对妻子的无限深情，携她一同坐上高头大马。他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搂着爱妻（当时此举在百姓眼里真是新鲜），他要以此答谢妻子对革命的支持，与她同享胜利的喜悦，接受众人的欢呼。
百年前浪漫的一幕，多么令人感动不已。革命党人同样不乏儿女情长，同样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汉子啊。
我已经想像出当年的情景，真的是好威风。这不仅是惠州革命党人梁镜球好威风，人民大众更是好威风。这威风源于辛亥革命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自始，自由、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从鹅湖走出来的梁镜球先生是那个时代惠州人民和惠州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惠州人心目中的英雄。这段历史，是其家人的光荣，也是惠州人的光荣。
六
辛亥革命10年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迅速地发展和壮大。惠州这块土地上，又涌现出许多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儿女。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频繁的地方，高潭苏维埃政权的成立，陆海丰的农民运动，都反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斗争风云。1926年春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惠州办事处和惠阳农民协会，就在鹅湖边的都市巷13号（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办公，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指导东江人民革命运动。
这方水土，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东江纵队战斗的地方。有些事件，至今在国内和国际上还留下深刻的影响。其中之一是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接受党中央的指示，秘密抢救和掩护国际友人和内地文化人士撤离香港，许多人因而途经惠州，再从河源、龙川、和平北上脱险。我读过邹韬奋先生关于当年这段历史的回忆文章，其间可谓惊心动魄。惠州，这个粤东重镇，在邹韬奋先生心中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我不知邹先生有无见过西湖？又有否见过鹅湖？文章说他当时住在水东街旅馆，没有提到风景独好的西湖。不过，这已经不要紧了，地灵人杰的惠州，天生丽质的西湖，当然也包括当年秀巧的鹅湖（她本来就是西湖的组成部分）早已闻名于世，更有其无数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英勇事迹已经永远载入了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