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商家的“做会”，是1930～1937年间盛行于民间的一种互助性的集资方式，其大致情况略述如下。

先是由做会的主持人（会头）串连众多的会员（多是其亲朋友好），商定出相关的情节，议定每月会费（比如每份人每月交10元，10份人合为100元），及出标、开标的有关事宜，等等。

一般来说，会头多是殷实人家（有的会头家有余财，有房产，有店业），言能服众（办事公道，仗义敢言），对参会的各家会员情况了如指掌，故能起着合集、联络、组织、沟通、策划的作用。会头既要督促会员，收集会款，又要保证会务的正常运作。

第一期的会费收入理所当然地归会头先得先用；此后，他按期按月以十足会费“填会”。其好处十分明显，那就是不用付利息，先用上一笔钱，也就是等于获得无息贷款。

会头得过会费之后，下期开始便在会头的主持下进行竞标（会头本人不参与投标，因为已得钱先用），开标定夺。一般是每月开标一次（有几份人开几次标），投标者出标底，中标者即可得钱；投标者出的标底价有高低，以价高者胜出——中标。如四人出标（会员均有资格参与竞标）：1.2元，1.4元，1.5元，2元，出2元者价最高，便由其中标。

依据中标的标底（2元），各会员按原定的会费（10元）标准补齐该数，即会费减去标底价（10元－2元＝8元）交款填会。这样一来，虽则是交那差额（8元），也算是交纳了一次会费。而中标者所得之款项，当然得不到会费的全额（100元），除了会头交出全额会费之外，其余会员交来的是差额会费；其中标后之所得为：会头交来的10元，加上8位会员之差额会费8x8＝64元，合为74元。（按理，每次标会各会员都不能缺交会费；由于中标，中标者自己那份就免交，故其所得，实为74元）。中标者虽则实收得74元，但以后每月的填会，必须交出十足的会费，即每月10元，而且也无资格再参与竞标了。

中标者是否会觉得吃亏了呢？从金额之多少看，似乎是吃亏了；但是，投标者之所以竞标，大多是出于某种需要，如为了从商投资，或应付婚丧嫁娶，等等。一个人到了赊借无门之时，有“会”给予支持与周济，于是一时之困厄便化解了。因此，做会仍不失为一种互助互利、济穷救急的好办法。

至于那些手头较为宽裕的会员，由于他人多次的竞投，自己仅作差额补齐（各次的标会，标底价多少不等），因而也从中得益，到头来便可得到全额的会费。所以，得尾会的会员实在是利益之最大获得者；当然，会头及其后来之多次中标者，有了资金赚大钱、发大财，那又另当别论。

总的来说，做会是互助性的，储蓄性的，也是较为公平的。那时人们都相当重诚信、讲名誉、顾脸面，特别是在朝夕常相见、过从多往来的亲友之间，尤其如此；故做会大多是在守信的，重然诺的气氛下顺利进行。那怕是偶尔收不齐会款（其中多是特殊原因），会头也会担当起全部的责任，不使会员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于是，会员们对做会都较为放心，也乐意参加。

又，每次标会之后，常常是在会头的主持下，会员人众聚会饮酒，好生热闹。首次的会酒为会头的宴请，这大概是会头先得得会费，心怀感激，为酬谢会众的热心支持；其后的宴请，则多是中标者的招待，也作为一种联络感情吧。这种摆会酒的习俗，逐渐成为一种定规旧例，沿袭下来。

抗战以后，社会动荡，经济大滑，职业不稳，收入无定，世道艰难，谋生路窄；特别是解放前夕，货币贬值，物价踊腾，生计日蹙，民不聊生，做会就很难正常地维持下去。“走会”（有人因商贾不利，或遭劫受骗及其他缘故，中标后无力填会，一走了之）、“烂会”（有的会员不能按时交纳会费，会头也实在承担不起，久而久之，不可收拾，会务成为一堆烂渣）时有发生。至于解放以后，众所周知，民营资本之发展受着诸多限制，商家社会名声不好，再也无人敢做会，做会已经失去它原有的社会意义，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本身自然也就消亡了。

此文写于2004年清明之后。在撰稿过程中，笔者多次登门拜访过郭宝全（77岁）、刘惠然（88岁）、张焕棠（78岁）。

（原载《惠城文史》第20辑，邹永祥主编，惠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2004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