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元旦，叶遂平与该班部分学生留影
五六十年前水口中学师生的生活是十分艰苦朴素的，多数学生是农家子女，家境比较贫困，有的学生生活相当困难，衣衫褴褛，捉襟见肘，补丁加补丁。全校师生均在饭堂食饭，大锅架蒸砵仔饭。教师饭菜由厨房工人安排，饭量是按粮食定量和个人胃口来放米，普通蔬菜加腐乳，每周一二次少量猪肉，学生的饭菜由学生自己安排，自带米粮、番薯、芋仔、干菜，各人自己放上自带的砵仔，开饭时，各自到厨房认取，非常简朴，有的学生还食不果腹。教师收入并不高，多数月薪只有四五十元，个别收入高一些也就是六七十元。为了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和改善师生生活，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在校内西南面约有四五亩面积的烂地开荒种菜，各班都分到一块二三十平方面积的烂地开荒种蔬菜，种什么，各班自己安排，收获后按价供应给饭堂，收入归各班作为班集体活动费。对于种菜这样的农活，我是个门外汉，只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教师中有一位潮汕籍的许义兴老师，他年轻、能干、有种植农作物的经验，我不耻下问向他请教，并加倍努力实干，带领学生将烂地翻起来，清除杂草瓦片沙石，将泥打碎，按比例挖出土坑，再去附近水厕掏出屎水淋入土坑，盖上薄土，然后将育来的菜秧种上去，又复上细泥，每天课外活动带领学生淋水，几十天后，意外喜获丰收。如1965年1月20日，我当班主任的这个班，总共收获白菜1296.5斤，大蒜13斤，萝卜132斤，总共计价41.99元。在那个年代，水口中学，因结合战备的缘故，教师还要带领学生上山割草，水口地区没有山草，我们只好乘横水渡船过博罗汝湖的北面小山上去割，按有记录的数字是：1966年10月10日-12日共三天；1969年8月25日-26日共两天；1969年9月21日-28日，一连7天，在多次割草的劳动中，特别难忘的一次是1969年8月26日，我当主任的那个班，当日出动人数是35人，共割草2150斤，平均每人割草61.4斤，其中谭元君带病，张克清手上长泡红痛仍坚持参加。钟跃红只割了45斤，途中见朱喜明担得辛苦，将自己45斤的草换给朱喜明，将朱喜明85斤的重担抢着来担。我的草只有53斤，而且多是女同学帮我割的，本来也担得很辛苦了，途中见一位女同学肚痛，挑上85斤草当然寸步难行了，我见状即将与她的草换着挑，在后来的一段路程，我咬着牙关停了十几次才挑到学校，当时难受的滋味，至今仍旧记忆犹新。
为了扩大劳动成果，加强学生劳动教育，增加学校经济收入，1966年2月，学校在离校区六七里外的的空旷草埔办了一个农场，在荒草地中央搭建了一间小小的茅草房，生物教师任秉刚是经常驻场的“大使”，其他部分老师安排轮流值班。当时农场计划种植水稻50亩，鱼塘10亩，到了1969年12月，农场扩大，种水稻增加到60亩，亩产稻谷600斤，种花生15亩，亩产100斤，种菜15亩，亩产500斤，种甘蔗10亩，亩产甘蔗4000斤，鱼塘一口，产鱼2000斤，养猪10头，产量800斤，养鸡200只，种竹10亩。1970年1月23日，李进兴校长传达县教育革命会议精神，决定全年实现三个60％：初中升高中60％，粮食自给60％，食油自给60％。每个教师要备足三个月的战备粮。在那个年代，水口中学的校内劳动多，校外劳动也不少，每个学期中间都有1-2周的农忙假，师生下乡参加莳田、割禾，如1967年4月9日-20日，师生下到万年大队参加农忙劳动12天，同年11月5日-15日，又下到青边大队参加农忙劳动11天。此外，参加临时防洪抢险、防台风、抢收水稻的事也是常有的事。又如1967年4月14日-20日临时下乡帮耕，1969年12月8日-17日共10天，参加惠州郊区开发新开河的挖泥挑土的劳动等等。
劳动多，但教学任务却丝毫不减，而法定假期却常打折扣。现在的中小学不但劳动少，放假更是“雷打不动”；每周上课5天，休息2天，还有每年的几个假节日十足享受。五十年前的水口中学，每周上课六天，每年3周寒假、7周暑假从来都没有十足执行；因学校规定，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将因劳动缺少的课都要找时间补上，教师在寒暑假放假后开学前都要在校三几日；特别是几乎每年的寒暑假全体教师都要集中办学习班5-7日，这样一来每年10个星期的寒暑假只有六七个星期的享受。甚至整个假期都“架空”了，1969年的寒假，教师不但没有放假，连春节都不能离校，因为上级通知，教师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结果我只好临时通知我爱人带着六岁大的女儿从广州来水口中学与我度过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水口中学11年的岁月里， 恰是政治运动不断出现的年代：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批林批孔、革命大串连、复课闹革命等等，其中文化革命大串连是较为难忘的一段生活。水口毗邻惠州城，文化革命许多新信息很快传到水口中学，这个运动开展不几日，1966年11月，学生就提出要停课外出大串连。我当班主任这个班40个学生要求我带他们到广州和外省去大串连。我约请吕能老师于11月10日带着这40名学生每人带齐衣服，每人30斤粮票，30元现金从惠州乘轮船下广州，到了广州又带他们到中山大学，华南医学院等校参加南来北往和当地红卫兵的文化革命集会，看大字报得知到各地串连可以免费乘车、住宿、食饭，不须要交粮票，于是学生们到省接待站办了四张证明，自动分成四个小组，随即北上大串连。我们两位老师也只好跟随其中一个组半步行半乘车经花县、衡阳、湘乡等地，在衡阳市委接待站每人借了一件棉衣于11月30日抵达毛主席故居韶山，两日后乘车到长沙，吕老师得了一点小感冒，医院却硬要他入院治疗，并说：“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我们必须加倍认真负责……”。几日后，我们转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下影相（拍照），意外遇见在湖南医学院读书出外串连刚从重庆回来的表妹，她很惊慌地对我说：“你们千祈（千万）唔好（不要）去四川，重庆武斗打死人啦……”。接着我们上到大桥桥头，看到不少红卫兵乘着各种汽车开大喇叭广播宣传，其中有一辆大吉普车大声高叫：“血！血！血！武汉皮革厂XX派打死人……”接着又有一辆汽车上的红卫兵大声高喊：“海报！海报！武汉皮革厂XX派捉人打人……”。我们在湖南湖北各地串连了好几天，在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武汉大学、代代红中学等几间学校参加大小辩论会议，参观大字报，接了许多各派的传单后，于12月8日乘火车回到广州。整个串连活动前后共花了28天，经过三个省，到过十几间学校，看过许多场辩论会和大字报，收到了几十张传单，得知情况很复杂，有些地方和学校已经开始武斗，两派斗争激烈，尤其是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校园内见了北大、清大、北航、哈军工等大学的红卫兵争会场争咪头（麦克风），情况很乱，我有一位在中大任职的同学杨伊白对我说，情况很乱、很复杂，叫我们要小心些。因此，我串连回到学校后不敢参加派性活动，也无资格加入红卫兵，不能当造反派，只好自喻是“观潮派”“中间派”。
在水口中学11年中，难忘的事的确不少，但是最为难忘的还是自告奋勇打水井。教书先生打水井，确实新鲜，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为什么？始末又如何？详情如下：50多年前的水口中学，全校三四百名师生都在学校寄宿，不但没有自来水供应，一切用水全靠一个以前留下的一个并不很大的水井，不少师生经常傍晚在井旁排队打水冲凉，大家都感到很无奈。我调入水口中学第三年（1966年）秋。觉得这个实际问题必须解决，但是学校缺少办学经费，也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缺少用水的问题。我对此思虑多时，竟毛遂自荐向学校提出带领我班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打水井的请求，很快获得同意后，我却又十分疑虑起来；仔细思量之后，觉得打水井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它不是植树种菜那么简单，没有专项资金，没有人力、物力、设备和工具，更是缺少专业技术，没有地质测量，土质分析等资料和知识，谈何容易？又没有安全措施，万一不成功，中途出了安全事故怎么办？……然而，一言既出，还能收回吗？那时，我自认年青年壮、十分自信，又觉得打井既可解决当下缺水之需，还可以福荫后人，艰苦冒险也是值得！决心已定，只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于是很快就行动了起来。首先是多方视察，选定学校西南面课室外临近鱼塘的一块空地作为打井点，接着拿出自己暑假回家刚从南方大厦以13元买来的铁水桶和自用的锄头，再向学校要来一把大铁铲，又找来三条旧杉木作为搭成起重架之用，再斩来两条长竹，制成大土圆规，又去水口圩买来一捆大麻绳，一个大滑木轮……，几天后即选了我班几位较大有力量的男同学，利用每个下午课外活动课时间，日复一日地不断挖泥，用铁桶不断地将挖出的泥沙吊起、运走。就这样一连干了六七个星期，当挖到三四米深的沙质层时，地下水居然涌出来了，这时我们高兴万分！最后，在校内找来百多块旧砖和四条大麻石，将井面砌个圆形，再在四边铺上四条大麻石构成一个四方形十分坚固的水井面，便于站立打水。就这样，终于将水井建成。打出这个水井，只花了学校三条旧杉木，四条大麻石块、一个铁铲、一个大木轮和我的一个铁水桶，虽没有获取学校分毫的报酬和奖励，但是我觉得从中获得的收益不少：主要是做事的决心、意志和同心协力与处世为人的精神，更加证明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坚持就是胜利！这口水井打成后不久，为了让师生有多一个洗澡冲凉的地方，便在旁边就建了一个长形的小平房，供男女师生洗澡之用。这口水井出水量大，水质清纯，至今仍在使用。1988年11月，我与五十多年前在该校教英语的陈汉铨和教生物的任秉刚两位老师重回当年的水口中学，三人站在那个水井旁感慨万千合影留念。
1966年秋打的水井。1986年11月，陈汉铨（左）、任秉刚（中）、叶遂平（右）三人重游水口中学。
老师教书，还要割草、开荒、种菜打水井，是好事，锻炼了自己，教育了学生。不但做了这些平常事，还有电灯照明也要教师设法解决。我调入水口中学不久，学校见老师晚上照明仍用火水灯，课室用汽灯，十分无奈，见几里外的下源粮食加工厂都用电灯了，我们也应如此，经过向供电部门申请，获得批准了，但是要我们学校自己竖电杆拉接电线，迫于无奈，只能是“无牛驶马”了。我们学校出动了霍德、姜兴元、许义兴和我六七个人自告奋勇去竖电线杆，拉接电线，从下源粮食加工厂经上卢村拉到学校，又在校内安装上电灯，从此，校内晚上大放光明；还叫我到广州买上黑白电视机，引来卢村、万年村部分农民晚上也来看热闹，一部电视机摆在校园，像看小型电影那么热闹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