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戊子岁暮，本值严寒之时。是日午后，屋内有冷冻之感，室外却是阳光灿烂，其暖也融融，遂游东江公园。从公园最南端东江大桥桥梯而下，沿江边便道顺流而行，观景或寻旧日之踪迹，脑中对往事之回忆涌如云烟。上上下下，流连忘返。及从公园中心广场之正门走出，已是黄昏时分。回家后数天，欲记当时观景之所见或观景之所忆，然关及乡情，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竟觉无从下笔。数月后，心境有所平静，思路略清，索笔乃记。 一、水北旧村与东江公园 悠悠东江，流经惠州县、府两城时，如画家大手笔，漫不经意，划了一道美丽之弧，将水北村定格在弧内。上起菊花头，与汝湖望江接壤，下至函口(即今惠州面粉厂码头下)，与三角湖(三新)为邻，水北村原辖地总面积4400多亩(含宅地、山地、水田、旱地、菜地、果园、鱼塘和滩头等)，人口约4000人。 水北村在农村体制改革前，统称为水北生产大队，直辖一个渔业队和下辖七个生产队。渔业队人员有十多个，来自下面各生产队，管理鱼塘850亩。七个生产队依顺序及地名或姓氏，依次为：一队或称菊花头队，主姓(主家男姓,下同)郭、袁；二队或称成屋队，主姓成（在一、二队之间地段，曾有一惠阳县化肥厂建于此，上世纪80年代末迁走）；三队主姓李，或称李屋队；上世纪80年代初，东江大桥建成，将李屋队分为南、北两部分；四队或称郭屋村队，主姓郭（三队与四队交界处，曾有东江化肥厂建于此，上世纪80年代末迁走）；五队或称石级头队，主姓王，其次为陈、谭两姓；六队或称祠堂队，主姓王；七队或称王屋队，主姓王，其次为李、周、杨三姓。周姓宅地称周屋，原在未建惠州大桥桥头下附近；杨姓宅地称杨屋，又在周屋之下，上世纪70年代，市林业车队站建于此，即今碧水湾小区内。杨姓人家为水北明代宣德至正统年间赐进士出身观地官大司徒政事杨政后人，至上世纪60年代仅存一家，后不知迁往何处。 七队下边，有一渡口所，东江、惠州大桥两桥建成前，所有通往广州、汕头、深圳等车辆，皆由此渡口乘船过渡。渡口所下游即为市木材公司。该公司拥有较大地块贮放木材，而木材是先由东江上游木排沿江放流至此，然后再拆搬上岸而集放，以应建设之需。木材公司下游至函口，为水北五、六、七队耕地。 有一防洪堤带路（上世纪50年代筑修）从函口至菊花头，成为水北村最为完整的交通要道。其中，五、六、七队住宅均在防洪堤外，二、三、四队住宅及整个水北村的绝大部分水田、旱地、山地等，均在堤内，一队则在菊花头山坡地段。 另一要道则以渡口所为起点，沿水北村江岸上延至三房庙(现中心广场附近)与防洪堤接轨。此路段为泥沙之路，虽短却是水北村最古老之村道。此路沿江而上，左边便是五、七队住宅或菜园地；六队则在两队后面中间地段，原有三口鱼塘与其相隔。路右边便是江岸、河滩及东江。 水北大队队部设在三房庙（水北小学）上侧，故由此上至一队，称为上水北；由此至七队，称为下水北。大队领导层设有正、副党支书、正、副大队长及民兵营长、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团支书等，领导和协调整个大队的政治活动及农事的运作。领导层小部分脱产，大部分半脱产，其报酬主要来源于大队渔业，分配略高于或相当于各队劳动骨干。各队为生产的基本单位，经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农事运作上，依照大队的规划，各队又分成若干生产小组，由生产队长自主、灵活合理安排农事活动及使用劳动力。生产队年终收入所得成果，在按上面配额向国家缴纳公余粮后，再留下明年再生产必需部分储备，其余全用于生产队社员的分红。 改革开放前，在分配方式上实行工分制，年终分配，多劳多得，男女同工同酬。评工分一般分为四个等级：一级十分，为生产队骨干、积极分子和强劳力社员；二级九分，一般社员和参加劳动一年多但不满二年而劳动积极的青年；三级八分，参加劳动不满一年的青年或常因疾病缺勤的体弱者；四级七分，多为地主、富农阶级成分出身的社员（但如“改造好”的或有较大“立功表现”的可评二级或三级，极个别的可评一级）；其次为劳动态度不端正、出勤不出力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二流子”。上世纪70年代初，水北社员的劳动日值为一元几角，这在当时惠州市郊农村中，是劳动日值较高的大队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体制改革，水北大队改称管理区，各队则成为自然村。80年代中期，水北防洪堤内所有水田、旱地、山地等均被市政府征收为建设用地，水北人遂结束了延续千年的农耕之作。近年管理区又改称为居民委员会，各自然村又改称为村民小组。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一为原村经济分红；二为外出打工；三为出租房屋或小档口，其生活已达小康水平。 2003年10月，惠城区政府奉市政府之命，组建水北村动迁工作组，人员达120多人，创历届政府派出工作组人数之最，分别下驻水北三、四、五、六、七小组（东江大桥上游的二组、一组及三组一部分,不在此次动迁范围内）。工作组分五小队，组长由区委、区府主要领导担任。各队长由区政府抽调的副科（局）长担任，队员均为区政府机关、下属各局或企业、江北街道办事处、部分的原籍水北外出及水北村(组)抽调的干部。 在此之前，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曾多次试图动迁水北村，但由于种种原因不为水北村民所接受而受阻。惠城区水北动迁工作队入驻水北村后，走访千家，深入调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广泛宣传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为民办事之原则，出台了一系列新规定、新措施，如合理补偿房产及周边青苗；补偿资金按时到位；按规定按时给搬迁者每户奖励2000元；水北搬迁后发给每个村民三年生活费用补偿（壹万零八元，分三年支付）；在新迁之地兴建商铺档口，其收入归全体村民(原籍村民拆迁户)所有，以解决村民及原籍村民拆迁户搬迁后之生活出路等。 这些规定和措施很快为村民所接受。至2004年8月，水北村民基本上愉快搬迁至新地居住（个别的所谓钉子户再迟也于2005年搬迁。说是钉子户，其实也是因原负责搬迁单位未有足够安置房所造成）。 水北村的成功搬迁，是惠城区政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成果，凸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无私奉献精神，堪称城中村搬迁工作的典范。这也说明水北村民是识大体，懂全局的。水北村从此告别了一个时代的落日，迎来了新生活的一轮朝阳。 东江公园南起东江大桥，北至函口，依托原水北江岸河滩而建，呈南北走向。旧时水北村住宅及菜园地周边普种勒竹，村中留有出入口，有如关卡之布设。民间曾有“水北勒，望江贼，三角湖尽是石”之说。勒即指勒竹，多年生，旧枝不死，新枝又发，繁殖快，密密如麻，且带有锐刺，碰者略为不慎，易为其所伤，固以其用于防贼乱。勒竹根须发达，植于江岸，可防水土流失；竹竿既可资村民柴火之需，又可作为搭建房屋、瓜棚之用。水北先人之精明略见一斑。惠州方言有“水北蓝刀”一词，“蓝刀”为东江河中的一种鱼类，以灵敏、快捷而见长。“水北蓝刀”即喻水北人之精明也。东江公园兴建时，江岸杂草丛生。在下水北村五至七队地段，勒竹仍生长如练带，建设者除之极为不易。旅游者观赏东江公园之美时，是应不忘感谢建设者的。 东江公园分两期建成，首期位于惠州大桥下游即从桥下原木材公司至函口地段，于2003年建成开放。其以市花宝巾花为主题，配以旅行者、蝶、鳍、长颈鹿等雕像，并设有雨亭休憩台等。二期位于惠州大桥上游至东江大桥之间地段，于2006年建成开放。其集绿、花、色、香于一体，且有码头、水之园、东江观景台、舟之园和风之园等特色区，体现四时有花、四季常青之特点，形成自然生态江岸风光，是一个集观光、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大型公园。 二、中心广场与三房庙 东江中心广场东面为公园出入正门，有一大幅石块横卧，并雕有“东江公园”四个大字。绕石而行，即到一古榕树下。站立于此，左为服务房，右为管理房。正面西向，数级石阶下是岩石块铺设之广场，其大小可容近万人集会，故逢每年隆重之节日或社会之喜庆盛事，常有社会团体在此举行庆典活动。广场近江边有一妇女石雕，其后设有放生台,两边设有石栏。 站立古榕树之下，可尽览此段东江江景之秀美。此河段为东、西两江合口处，江面开阔，微波荡漾，水天一色,共拥惠州府、县两城。城中数座高耸的新楼，使人联想近年惠州的变迁和崛起；远方微露的青山，又使人联想到惠州的湖光山色及西湖苎萝仙子之秀；而县城之新建的合江楼及府城之文笔塔，更使人领略惠州历史名城之风貌。惠州之美,实难能为文笔所描述，然则将东江中心广场处称为观景之胜地，却不为错，吾自以为是。 公园中心广场下侧内深 新中国成立后，三房庙成为水北乡人社会活动集中主要场所之一。公社化后，水北村成立生产大队，大队部便设在庙堂面江左侧。乡村大事需举行群众大会，便在庙堂前之广场（草地）举行。庙堂右侧，筑有一戏台，每逢节日晚上，惠州市文艺宣传队来与水北宣传队（自建）联欢，或市电影队来放映电影片，多在此戏台进行。其时，上下水北之男女皆扶老携幼云集而来观看。有一句俗语反映出水北村人对戏（文艺演出、电影片）需求的心理，“好睇（看），睇到二、三更；无（不）好睇，就行（走）”。 农村之庙堂，往往与学校有不解之缘。民国时，三房庙曾腾出一部分厅房办私学，供乡人学子求学。新中国成立后，三房庙则全成为办学（公办）场所。其名为“水北小学”。初时，为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每级一班）；及上世纪50、60年代末，为全日制高级小学（一至六年级）；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又增设初一、初二两班级，小学学制改为五年，初中学制为两年。学生生员主要来源水北乡人之子弟，其次为惠州木材公司及县化工厂、东化厂工人子弟。教师队伍则由公办和民办两部分组成。民办教师主要选自水北村文化水平较高的村民（多为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其工资费用由国家与本村各承担一半，工资收入略低于公办教师。如当时公办教师工资每月在30元至38元之间，民办教师工资则在24元至28元之间。改革开放后，国家重视教育，并加大对教育投资，在庙堂右侧新建校舍（其时小学已恢复为六年制，初中班停办）。而庙堂则恢复其宗教场所原功用，形成与学校并存之局面。2004年，水北村搬迁至江北八号小区，水北小学亦迁往菊花头上游与望江村交汇之处。三房庙则因兴建沿江公路而毁灭。 水北小学从开办至搬迁前，其培养出的学生为乡村及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其迁往新校，可喜可贺；而三房古庙之毁灭，实为一大憾事。古人云：佛法度人不度己。也只好如此解释罢。 三房庙上侧有古榕三株，面向东江，呈直线排列。其一、在原水北大队部门前，需五人合抱，恐有千年树龄，其在上世纪80年代初遭雷击枯死。其二、在中，需四人合抱，树龄至少有五百年，其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遭蚁害枯死。其三、在东江岸边，亦即现中心广场之古榕，需三个人合抱，有二百余年树龄，这在榕类树中实属年青之树。称其为古榕，为其曾见证水北及惠州县、府两城二百余年历史变迁而已。此榕如亭亭华盖，铁骨铮铮，叶绿素荣，大写其生命力之旺盛。望着它，我眼前似乎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脸容：荷枪列队的水北民兵，聚精会神地在聆听退伍军人讲述入朝作战之故事；山花烂漫般的水北学童胸前飘着红领巾，正庄严地进行新少先队员入队宣誓；勤劳厚实之水北耕夫，午间在树荫下休憩......乡情、友情、亲情似乎都凝聚在这棵古榕上。它是大自然活的“雕像”，任何人工雕像与之相比，都显得逊色多了。 三、风之园与东江化肥厂 风之园处于中心广场与东江大桥之间，有平台临水而筑，周边砌有水泥石粒栏杆。此处江面开阔，若暑日之夜在此纳凉，其风劲吹，当有飘飘欲仙之感。我记得，这里曾是东江化肥厂货运码头旧址。 东江化肥厂的前身为钢铁厂，初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后转为化肥厂。该厂主要产品为农用磷肥及工业用硫酸。其原料从外地水运船载运至此，再经搬运工人搬至生产车间。其产品外运亦由搬运工人从车间搬运至此码头下船运往各地。搬运工人是从各生产队中抽派的强劳力的男女社员，并组成一个搬运站。搬运站设站长、出纳、会计等职。搬运工人所得劳务费都划拨其所在的生产队。其报酬再参与其所在的生产队所有的社员一起评工分后再分配。客观地说，东江化肥厂生产之成品对国家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其生产运程亦给社会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但其排放的废水，却危及周边生活之人体健康，并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之破坏。曾记得少年时的我，常在水北江边钓鱼，每每收获颇丰。诸如鲶鱼、“黄角”、“赤眼”、“蓝刀”、白鳝、“蛇婆锯”、虾公、“竹壳”等，其种类举不胜举。然到70年代初，每到江边，只能临水思鱼而不下钓---非心不思钓，实因江中无鱼可钓：化肥厂污水从上游排入东江，鱼虾已绝迹，且水北乡人素以挑取东江之水为生活用水，不少人因其患病染疾，却浑然不知，哀哉。水北本为鱼米之乡，且山清水秀，村内溪流沟渠，有水有鱼，如塘蚤、鲫鱼、鲤鱼、草鱼、斑鱼、黄鳝、泥鳅、“花手巾”、脚鱼（鳖）等，见之为常，捕之甚易。然自化肥厂投产后，日趋甚稀，至70年代中期，鱼迹竟灭，及至于水蛇，也不时见其尸浮于溪沟水面。至于化肥厂排放之废气，人闻之恶心且咳嗽不已；熏之村中农作物，如甘蔗、水稻、花生之类，轻则减产，重则失收；山中之青松，其生命力可谓旺矣，然受其熏之，也不免于枯死。可见其祸害深重。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府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东江化肥厂至此停产搬迁。站立于风之园，观东江之碧水，回顾有关化肥厂之旧事，或许在今天对环保方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吧。 四、舟之园与横水渡古渡口 从中心广场下行数百步，有一景点叫舟之园，园内置一二木船。是为打鱼之舟，还是货运、载客之舟？其指泛泛，思之如坠雾中。所幸园下侧有一株龙眼果树，与五十年前儿时所见一般模样，虽未挂牌，但知其树龄至少上百年。此地，旧名叫石级头，在第五生产队地段内，为水北横水渡古渡口之一。水北横水渡古渡口有二处： 其一，在上水北三度（座）大门，即现“风之园”与“中心广场”交界地段。三度（座）大门为李氏大院之门。因其出入之门有三：中较大，两侧为小，故名。据李氏后人云，其祖先至少在明代前就在此安居生息。上水北之古渡口，是与对面县城西门外古渡口相接渡，凡欲渡江之人，均需从李氏三度（座）大门前经过，再搭乘横水渡过江。此渡口自古一直沿用至上世纪70年代，李氏人家因东江化肥厂建仓库而搬迁，渡口亦不复存。 其二、即上所说的石级头处的横水渡古渡口，为下水北横水渡古渡口。渡口自江岸至水边有数级青石石级，故名石级头。附近曾住有十几户人家，均为王姓，为王一举后人。王一举乃元朝理院承事，明赐进士出身观地官大司徒政事(相当现国家国土、财政、民政部长），杨政曾在《一乐堂记》中对其评价为“功垂当世，绩载汗青”。一举曾居归善（惠阳）县城水东街（现惠城区桥东），晚年归隐水北荔浦（原王氏宗祠所在地，现江北12小区内）。（以上资料选自《水北王氏族谱》） 石级头横水渡古渡口，与对面府城小东门古渡口相接渡。民国时，东征军数路大军攻打惠州，有一路军是由此出水路进攻的。上一辈老人王国华（现还健在，有八十余岁）曾告诉我说，东征军曾将牺牲的将士尸体一排排搬放在此古渡口内延 随着城市建设之广泛开展及时空之更换，所有这些古渡口将在湮灭之后为人所忘，但其在促进城乡之联系以及城市文明之传播的历史上，是曾有其一席之地的，为何不在其原址立一石碑记之，为游者提供一些古代的信息呢？所谓“饮水思源”，常人都晓得。我们现代人既饮过古代文明之“水”，总不能将老祖宗忘却罢！ 五、严公庙旧事 从惠州大桥下之战备码头（原渡口所）上行20余米处，竖有一花架。花架所在地，旧称庙前。庙，指严公庙，在花架之后的沿江路处，其正门与府城新建朝京门隔江正对。前，指严公庙前面之地。关于严公庙兴建之原由，水北民间有此一说： 每年端午划龙舟，为惠州传统民俗习惯。旧时之龙舟赛不在西湖内，而在东江河内举行。其行进路线从县城东新桥头附近的码头（新建合江楼附近，原港务局码头处）出发，划至下角文星塔（在原惠州糖厂处，文革时因“备战之需”被毁，其砖用于修建地道，其址安放防空高射炮）江段后，再返划至出发原点。得胜者，便可接受由惠州县、府两城的富商所派发之花红（赏钱）。 某年端午，龙舟赛如期举行。县、府两城之民倾城而出，或集于东新桥头，或集于中山公园，或集于文星塔附近---凡可观可立之地，皆为观者所至。而水北乡亦为如此，然水北为农村之地，最佳观看点却限在王房门前（即后称庙前）这一沿江平旷之地。 是日，有一汝湖柏岗之严姓男子，携其乡友赶来此地。其时龙舟赛已开始，观者云集，水泄不通。严姓男子情急之下，攀上附近一棵木棉树之高枝，登高而望，一览无遗，其心甚是得意。龙舟赛进入冲线之高潮，锣鼓喧天，喊声如雷，严姓男子受其感染亦极为激动，遂手摇脚蹬，口发高声。不想木棉树枝极脆易折，竟连人带枝从高处跌下，当场气绝身亡，真可谓乐极生悲矣。 龙舟赛后，柏岗乡人遂将死者运回其家。当时天色已晚，其家人悲痛之余，遂商定次日为其下葬。及至天亮，竟发现其尸体不翼而去，寻之半日未果。忽有人报：“其尸体在水北跌落之处！”其家人急去将其运回，黑夜已至，葬事又只能延至次日。次日天亮，其尸体又不翼而去。半日后，又有人报曰；“在原地！”如此三番五次，其家人似顿悟曰：此子留恋它乡也!遂葬其于水北山地。水北人既感其诚，又疑其有神灵相助，遂在其跌死之地建庙一座以祀之，庙遂曰严公庙。惠州方言有“柏岗仔埋爷明早事”之句，即源于此传说。 据水北乡人云，严公庙大约建在明代中期。是否属实，史无记载，故只能据某些线索推测。原严公庙左右两侧，均为王姓人家。水北王氏是元代定居水北村的，按人口和财力、物力资源发展趋势看，严公庙当建在王氏迁居水北之后的明朝或清朝。庙前，本有四株木棉古树，呈等腰梯形分布。从其布局来分析，应为建庙时或建庙后所栽。现存两株近江边（梯形底边），树龄近140年；近庙的另二株（梯形上边）于上世纪70年代枯死，其树径围要比现存的两株大得多，估其树龄至少有250余年。照此推测，我认为严公庙所建年代应在清初或清代中期。 严公庙和水北乡人生活之关联与三房庙相比，可谓在伯仲之间。如其都曾作为社会活动、文娱活动及办私学场所。不同的是，严公庙在公社化时，曾作为吃大锅饭的食堂。高级社转为生产队后，严公庙一直作为第七队的粮食仓库。“文革”时，惠州有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落户到水北各队，为解决文体活动之所需，曾在庙前平地设立两个篮球架。故每逢农闲或节日假期，“知青”与本地青年们常有精彩、热闹的篮球比赛在此举行，为水北乡民带来不少的乐趣。农村体制改革后，严公庙与三房庙又异途同归为原宗教活动之场所。2004年水北村搬迁前，惠城区水北村动迁工作组（队）曾在严公庙召开全体工作会议。后，严公庙为建沿江公路所毁。 严公庙被拆除时，有水北村民将原庙内一些主要设施搬迁至菊花头一村民私宅中布设，此后每年 六、关于函口的传说与一个真实的故事 函口，位于东江公园北端出入口处，亦即惠州面粉厂码头下游附近，其上游为原水北辖地，其下游为三角湖（三新）辖地。水北防洪堤自上修筑至此，转一直角并留有一缺口，再以近百米短堤接三角湖山体（后惠州面粉厂所建于此）。原广汕公路经三角湖路段穿过缺口，沿线即达渡口所。此缺口又为防洪而设，需要时可以土石堵之。函口由函门和暗渠两部分组成。函渠连体在公路下 据水北乡人相传，水北地势北高南低，内地之水本自北南流。及后却改为由南向北流，皆为王、周两家族对于生源之争夺所致。 王、周两家族是古时下水北中最大的两个家族，其关系本也很融洽：上下之辈，以叔侄相称，同辈者则称兄道弟。王家谋生以种田耕地为主；周家以打鱼为生。有一地段叫蟒肚（今江北体育馆西向前面），为长年水浸洼地，水域甚宽，有近百亩，鱼类极为丰富。周家世代在此打鱼；王家世代则在洼地边上水田耕种。洼地每年有部分地片退水，王家则扩耕之。若洼地水涨，甚至淹没洼地边上原王家之耕地，周家亦随水而上打鱼。两家族均相安无事。但至明代中后期，王、周两家族人口增多，对生源需求亦与日俱增。周家视洼地为己之鱼塘，不容王家染指；王家则视洼地为己之水田，欲全占之。双方各不退让，遂上诉至惠州官府。 官府犯难了：周家为前山东监察御史周其后之家族，上诉理由较为充分，似应将洼地判给周家；但王家更是前山东监察御史王度之家族，王度有“广东义士”之称，其声誉朝野远播。更兼王家自元入明以来，文有王仕、恩佑、一举；武有礼可、智可、守充等。从教为官者众，门生故交甚广，有“惠阳乔木”之称，与官府关系密切。其上诉理由虽不及周家充足，但也不能说其无理。从情感上来说，倒是判给王家为宜。州府为此反复商讨不决，遂不判而上报省府；省府不判而上报朝廷；朝廷不判，竟上奏皇帝。皇帝批曰：“有水周家塘，无水王家田。” 皇帝圣意是将洼地判给周家的。圣旨未传，早有人连夜飞骑驿站，并一站转另一站，最后将消息密报给王家。王家得此密报后，族中有当武官的，马上私调军队急驰至洼地，并乘着月色，偷偷用工具开挖出一条从蟒肚至函口长约一千多米，底宽二、三米的沟沥，尽将洼地之水排向东江。不日，圣旨到惠州，官府召集王、周两家族长到府衙宣听。随后各人分乘大轿、小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一同前往洼地查勘。此时洼地积水面积已不到半亩，水深不及一尺；剩鱼几尾，大不过二指，小如火柴骨（梗），竟在翻波作浪。州府与王家素善，本有心袒护，却碍于官场，不敢明来。现见洼地状貌如此，乃佯怒作势喝曰：“这算甚么鱼塘！”遂将原洼地悉数判给王家。王家自此一代接一代将原洼地耕种至新中国成立时。而周家在失去洼地后，其家族大部分迁往东莞常平谋生。 有位前辈在谈及此事时，曾说是王家“嚣横”（依势、不讲理，用不正当手段夺取）了周家的。我亦以为然。从这一传说中，可以看到封建社会中弱肉强食及官官相护之缩影。至于皇帝之圣旨，似有扶弱之意，但细细推敲，亦觉其是有失公允的。我以为，当时将洼地判给其中任何一家都是错的，应让王、周两家继续共同享有。而私调军队及作假之举，则应追究其官责。 现时之东江，如同平湖一般。然其在剑潭未炸、东江水利工程未建用之前，是一条季节性很强的河流，入冬至春汛期前，东江河道变窄，滩头裸露，水清沙白，江流如溪。及至入夏后，“河源滴湿石，惠州涨三尺”。若上游有数场大雨下，则惠州东江河段水道急剧变宽，浊流滚滚，其势如奔马。重者，江水漫堤而过，如1959年之洪水，尽将水北村（二队至七队）村庄及耕地淹没。轻者，洪水也将堤外耕地浸淹或将水浅逼至堤外村民住宅门前。 1968年，一场突发的洪水又将堤外水北耕地淹没，并将水浅逼至防洪堤下半腰。是日上午有三位大队男性干部防洪巡堤至函口堤段，发现洪水已将函口淹没在 三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们略作商计后，找来一根碗口粗、数丈长之瑶（毛）竹，在函门前插入至水底，先由两人在浅水处扶紧，再由一人握紧并顺竹竿潜入水中关函门。俗语云：欺山不可欺水，水下是个未知且充满凶险之世界。他们已约定：第一个潜水之人如不能上来（死去），第二个再下，第二个如不能上来，第三个回村召集其他村民、民兵，再下，一直到将函门关闭为止。于是第一个毅然潜入水中。 竹竿颤动越来越大，扶竹竿两人感知同伴正在水下奋力博击。水深 歇息了一会，潜水之人才把情况介绍说：“函门被一百来斤重大石头顶着，留有大半个人宽门缝，洪水就从此倾泻而入；函门在洪水的冲击下，又反过来将大石紧紧夹住。我在水下手推脚踹，都不能动其丝毫。正想浮上换口气时，谁知手一松，身体就被水吸卡在门缝里。我用手紧握门沿，奋力将身体摆顺，再将头挣脱，就让大水冲出暗渠，于是就从龙王宫里回来了。这样干不行，就是再有七、八个人的力气，在水下也不能把大石头弄走。” 他们又在想其它办法。有一人献一计策：去木材公司借绞盘大船来，用绞盘牵引木排的方法将铁缆端卷成一个圈，套住函门或许能将其拉开，让洪水将大石头冲走，从而把函门关上。其它两人觉得此计策甚善，遂去把大船借来，并派人到村中报告消息请求支援。木材公司的几位船工，听说此事也慷慨前来助力。 他们把船停在距函门十来米的水面上。潜水之人是原来之潜水者，因已有第一次历险经验，他不愿别人替换他排险。他握紧竹竿，下潜引着铁缆去套函门。一次失败了，二次、三次、四次、五次都失败了，人却平安上来。原来函门进水太急，铁缆未套住函门，就被冲开。第六次，他潜下水，先将铁缆套住函门下部，再一手握住竹竿略上浮，另一手将铁缆圈往函门上部，用力扯紧，套住函门了！他快速地浮上水面，上岸，气喘喘而又兴奋地打着手势。大船上几位船工得此信息，赶紧奋力地转动绞盘。铁缆紧扯函门，吱吱作响，函门松动了。突然“嘣”一声，铁缆断了，船上几位船工全部都哗啦哗啦地被震落在洪水里。这意外之一震把顶着函门之大石震开了，也把这些熟习水性之船工震得懵懵懂懂的，但他们很快听到了堤上人们的欢呼声：函门关上了！洪水堵住了！堤内庄稼保住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后二句是“文革”时流行的口号）这时本刚上岸歇息的三位抢险干部，竟不约而同地跳入洪水中，如同孩子般与船工们一齐戏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两个扶竹竿的干部，一个叫王宜景，原水北大队渔业队长；另一个叫王维聚，原水北大队老会计，乡人称其为大队的珠算（用算盘计算）高手，亦即献策之人。此二位可敬老人已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先后辞世了。潜水抢险者，名叫李仕青，原水北大队大队长，共产党员，今年年近八十，尚健在。乡人因其个子矮而结实，昵称其为“矮仔青”。前不久，本人在回水北新村之路上遇到他，聊起此事，其所谈的与我从他人之谈中所听到的无甚差异。我曾问道：你当时有没有想到危险？他说：“大家当时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保住整个大队的劳动成果，就是死了也值得的。”多好的人！在此，我祈祝逝者安息，生者能活百岁之上。 这是一个极普通的故事：农村常见的防洪抢险，普通的农村共产党员、干部和公司的船员……然而，当你细细品味其中之义，想想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能得天下、安天下、富天下，这时你也许会觉得它不平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