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春节期间，由于新冠疫情未了，惠州市政府提倡市民就地过年，于是每天只能到市区周边溜达溜达。

早慕大云寺大名，可惜此前找过几次都没找到颇不甘心。正月初三这天，惠风和畅，天朗气清，偕儿一同再次寻访大云寺。大云寺位于江北水北村菊花头，是惠州为数不多的唐代寺庙。建于武则天时期，“大云”得名于《大云经》，又因参与反清复明的南少林寺和尚藏于此，大云寺一度为躲避清兵而改称菊潭庵。难怪一直找不到，实在是太不显眼了。没有想象中寺庙的金瓦红墙，宏伟壮观。大殿设在一座六十年代建的仓库，唯一能见证到历史痕迹的是入口墙上嵌了一块清代石刻《菊潭古庵》。比较特别的是大云寺给苏东坡立了一尊全身塑像。因为千年前大文豪苏东坡曾游大云寺，并野饮松下，作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籍草亦天真。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

游毕大云寺，举目可见路对面是一大片拆迁过后的空地。此地可大有来头，曾经是千年前，北宋惠州知州陈偁提出的“惠阳八景”之一的“荔浦风清”。想象一下，千年前的鹅城东江，千帆竞渡，北岸江风阵阵，荔枝树漫山遍野，硕果累累，荔海香风。苏东坡寓惠期间也有文字记载：“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汤泉……，不觉至水北荔子浦上，晚日葱胧，竹阴萧然，时荔子累累如芡实矣”。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四：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造物偶遗漏，同侪尽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枝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陈家紫，甘冷恐不如。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余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

俱往矣！千年时过境迁，沧海桑田，随着朝代兴衰更迭，“荔浦风清”已变得面目全非。在这片土地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事和物，由于文字记录留存下来太少，逐渐淹没于历史迷雾中。 这片十万平方左右土地于2014年拍出近十亿的高价，成为当年的地王。庆幸的是开发商除了把原有的房子等建筑物拆除，做了局部堆填以外，并没有马上进行开发建设，倒得以一窥当年“荔浦风清”的全貌。

我平时喜欢寻幽探古，爱好老物件也是有些年头了。一踏进这片土地，自然而然眼睛就不自觉地往地上瞄。由于经过挖土机反复来回的钩挖堆填，不时看到地面上散落着一些各个时期的生活用品，当然大部分就是现代的生活垃圾啦。也发现有一大批上世纪六十年代产于佛山石湾工业陶瓷厂生产的陶瓷构建，可印证此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兴办有惠阳县化肥厂，八十年代后期才渐渐没落。

边走边看，突然发现有几个小圆球，乍一看形似鸟蛋化石，直径在3厘米上下，大小不一。有些表面有像茶叶蛋似的裂纹，有些有碰撞击打过的痕迹。似石似陶，颜色偏黄，气息远古。质地不如六十年代石湾陶瓷精细致密。扩大寻找范围，陆续发现有二十多粒零星散落各处。直觉此陶球有研究价值，于是一并带回家里慢慢研究。初步认为是捶丸 经过百度对照大量捶丸照片，最终确认这些陶瓷球正是宋代捶丸。

说起来我和捶丸还是比较有缘分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买过一本《鉴赏家》杂志，里面有《高尔夫源起中国吗？》一文。记载有元代署名宁元斋的老人，写了一部《丸经》，将唐代十分盛行的步打球改名为捶丸（捶：击打也，丸：小球也。）。书中还有宋徽宗赵佶、金章宗等帝王爱好捶丸运动的趣闻轶事，上行下效，很快就流行到全国各地。元代绘于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的彩色壁画以及明代杜堇的《宫中图卷》等古画中均可见到古人捶丸的场景。于2009年建议夫人，工艺美术师陈圆芝用刺绣形式表现明画家杜堇的《宫中捶丸图》，并获得第七届民间工艺博览会铜奖。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宋代，捶丸运动不光在皇家贵族流行，在富裕阶层也十分流行，连妇女儿童都十分喜爱。宋代文献《过庭录》记载，范仲淹的外孙滕元发幼时“爱击角球（捶丸），每戒之不听”，最后让人拿铁锤将瓷球打碎。

捶丸在收藏品市场发现过，但大多数人不识，认为就是一般的陶球。河南、河北等地均有出土。由于近年在成都市中区唐代地层出土了很多陶球、瓷球、木球、石球，这些球大小不一，有些带有凹点，明显有击打的痕迹，因此有学者认为，捶丸最早起源于晚唐时候的成都。

确认了这些陶球是宋代捶丸后，我隔三差五就往菊花头跑。这两个多月下来，估计不下去了三十次，每次都花上两三个小时在这地毯式搜索。刚开始比较容易发现，一次能有个二三十粒捶丸，后来慢慢越来少，有个三五粒都不错了。到最后实在是靠碰运气了，半天下来一无所获也是常有的事。通过不懈努力，总的来说，收获极大，大大小小有个两百粒左右。当然，这些只是经挖土机把地挖开显露出来的，地下还埋藏了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数量肯定不会少。

这么一来，我不由得大胆设想，这里会不会是惠州千年前的大型捶丸活动场所呢？毕竟此地贵为北宋“惠阳八景”之一的“荔浦风清”，荔枝连林，景色优美宜人，站在坡地上能一览滔滔东江，江帆远影，江对岸平畴三十里，实为极佳的捶丸胜地。

千年前的惠州凭什么有实力会在“荔浦风清”这里设一个占地面积过百亩的捶丸娱乐场所呢？我翻查了一些惠州地方史料。由于惠州最早的方志《惠阳志》毁于南宋兵燹之灾，但通过历代名人笔记及北宋苏轼、唐庚等贬居惠州所作诗文中了解到，北宋元丰年间惠州人口总户数达61121户，宋代惠州的经济生产在岭南各州县位居前列。宋代广东盐场17个，惠州占了3个，年产量约100万斤。北宋惠州设置阜民钱监，是全国十六个钱监之一，铸铜钱居全国第二位。惠州东平窑是北宋广东三大民窑之一，具有相当庞大的生产规模。制盐、铸钱、烧造陶瓷等工业的兴旺也促进了惠州水上运输的发展。由于农工商贸的发达，以及宋代流贬惠州的官宦文人，极大地促进了惠州文化的发展。北宋庆历年间，广东州、县学63所，书院41所，其中广州居第一，惠州居第二。宋代惠州是广东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州县之一。据《惠州府志》不完整记载，宋代惠州中进士54人，是惠州史上中进士最多的朝代。得天时地利人和，宋代惠州理应经济繁荣，文化娱乐发达。那么在惠州府城外东江岸边出现一座大型捶丸娱乐场所就在情理之中了。

尽管没有找到相关宋代惠州捶丸活动的文字记载，但庆幸的是在辛丑之春，无意中在东江边的水北村菊花头段发现了大量的捶丸实物，也算是拨开宋代惠州历史迷雾的中一个佐证。我非考古学家，最终对这批陶瓷球是否确定为宋代捶丸仍需专业人士来认定。不管结果如何，只要能对惠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也就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