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惠州人称看守所，监狱等囚禁犯人的地方叫监仓。

老一辈惠州人都知道，惠州监仓在惠州府城（桥西）大菜园街，银岗岭山脚下，是一座很大的建筑。但除非局内人，知道里面情况的恐怕少之又少。我出生到长大都住在大菜园义仓，面对银岗岭，斜对面几十步就是监仓的西大门，出出入入，人来人往都在视线之中。我在“鹅城旧事”里说过，父亲生前曾有犯人家属央我父亲代写申诉之类文书，除此别无其他关系。父亲过世后生活失了依靠，母亲没文化，没有职业，只好养几头小猪聊以度日。其时粮价腾升难以为继，就是人一日两餐都不易，母亲只好央求监仓管事的，买监仓的饭挞（锅巴）。为了提取收集犯人和监狱人员的饭挞，我经常进出于层层铁闸之间，行走于高墙内外，也许因我年纪小监狱人员较少防范，得以走过监仓里面大多地方。

从银岗岭山脊最高处较空旷的地方望去，可看到监狱的概貌，但由于高墙的遮挡内部细处是难得看到的。乍一看，监仓倒象一座古城堡。虽然惠州深受日寇的破坏，但唯独监仓几乎没有明显受损的痕迹，仍然保留原有古朴的风貌。监仓逶迤在银岗岭山北的脚下，外围高墙有接近四米高，上面没有铁丝网也没挂设电网，其坚固恢宏倒象是城墙。全部建筑青砖灰瓦沉沉一片，给人以冷峻萧杀的印象。监仓南北长东西窄，面积估摸有几万平方，高墙延绵起伏外围与几个街区为邻，计有大菜园，银岗岭，更楼下，南门，姚屋巷等。有两座高耸的岗楼，一座在大菜园监仓西大门的右侧，一座在最南端，紧贴近银岗岭山脊只有几步远。由于山脊是人行道，两侧有民居，为防外人窥探，这里的监仓外墙就不低，矗立在高墙上的岗楼就显得更高了。从平地望去，在山之颠，高墙之上高高的耸立的岗楼显得特别巍峨可观，甚至有直插苍穹凌空欲飞之感。岗楼呈正方多层碉楼结构，每层楼四周都有视窗，或叫射击孔，但顶端却是古式畅开的四角方亭，因此更象一座古城堡的角楼。

监仓的高墙虽然沿着山势构筑，但里面基本上是一块平地（精准说法，随着山势应是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分两个区，或称之为缓冲区和囚禁区。缓冲区主要是狱管人员活动区域，面积不足三分之二，是一大片空地，只长着短短的草。整个监仓只有一棵树是细叶榕，就长在这个区的东面远远的边上。记得45年日寇还没有投降之前，我家已从农村逃难回来，那时监仓铁门洞开，里面莽莽苍苍，野树杂草丛生，我还看见过日本兵进去割马草。现在的样子显然是让岗楼上的哨兵没有任何视觉的盲点。在这区内远离囚禁区的北面有四合院式平房是行政办公室。这个区有两座对外大铁门：一座朝西地处大菜园，几乎犯人都在这里出入。因为进入囚禁区最近，进门右侧几步路就是囚禁区的铁门，而其中一岗楼也正在这铁门一侧，监视犯人的出入。紧靠西大门的另一侧有一大水井，直径有一米半，连同井台有五米多，水量充盈长年不减。那时没有自来水全监仓犯，管人员用水就靠这口井，间中有轻刑犯人在武装看守监视下在这里取水和洗洗涮涮。另一座大铁门在监仓东北端，地处姚屋巷，平时监仓上层行政人员多从这里出入。进得门来十几步，那四合院式行政办公室正当门而立。

另一区是戒备森严的犯人囚禁区，面积约占三分之一多，在监仓最南端。监仓西大门的右侧几步远有一栋由西向东一字高墙与缓冲区隔开，有一座铁门通向缓冲区，这面铁门就在隔墙的西端，西大门的右侧，紧靠岗楼。这区大部在银岗岭山体包裹着，所说的两座岗楼其实就在这个区，但可以俯瞰整个监仓。一座在西北，一座在南偏东的高墙之上，成犄角之势，虎视眈眈地监视区内外一切动静，即使在夜晚仍可不时看到在岗楼的顶部四角亭里，射出监视高墙内外的射灯光柱。我没有发现在其他地方有宿舍建筑，岗楼也是下层监管人员住宿休息的地方，所以岗楼容积较大。这个区又大约可分为三个小区成品字型分布，一是放风区，由铁门进入一灰沙铺就的露天场地。二是生活区，其实主要就是做饭的地方。内有三个大铁镬，没有看见有小灶，可能高层的监管人员都不在里间开饭，下层的那些狱兵狱卒待遇也不怎么好，都是吃糙米（赤米），和犯人差不多，可能量和菜好一些。我不知道这些狱兵狱卒到底属于警还是兵，但都穿士兵的服装，那时无论是底层的警察还是士兵待遇都很低，有这样一首粤语歌：“前世无修今世来当兵，打生打死没人来可怜，有钱飞发（理发）没钱买熟烟，天寒地冻盖翻死人烂军毡……”，看来这里的狱兵算是好多了，他还可打打犯人的秋千。每天有一看守（狱兵）押解一轻刑犯人挑着箩担，到外面采购一些柴米油盐什么的，这就是一天的生活所需。在这小区忙活的都是轻刑犯，都不带刑具，也没有近身看守监视，活动较自由。但人一有自由思想就发散，想脱离牢狱之苦回到外面自由天地去也是人之常情。这里紧靠南外高墙，窝入银岗岭山体内，这墙外面就是上面所说的接近银岗岭山脊的部位。挖洞——外面是座山；攀墙——直溜溜的，里墙就有八，九米高；里应外合，外面人堕下绳索吊上去——近旁耸立着一座岗楼，正好落入岗哨枪口之中，想越狱潜逃谈何容易！三是监禁区。在放风区的东侧，生活区的北侧，又另有高墙圈围，向着放风区只有一狭窄铁门出入。里面从西往东，一字排列有近五栋砖木结构平房式的牢房，每栋有多间牢室，每间面积约在四，五十平方，但在最后排有几平米的小间。每间牢室只有一扇栏栅式铁门，我曾走近与牢室中的犯人只有一铁栅门之隔的地方。一阵阴风伴一股恶臭从牢室内扑面而来，我被呛得几乎仰面翻了一个跟斗，但好奇和探个究竟之心让我站住了脚跟向里望去。牢内非常黑暗潮湿，根本看不见里面的犯人，看来牢室内既无透亮的明瓦，也无气窗。只在阳光能照射到牢室铁栅门处，见两个犯人跪趴地上，脸紧贴在铁栅门的铁条上，鼻翼一翕一翕的，贪婪吸着铁栅门外面的空气，一张奇怪的脸似乎只有一对大大的，无神的死鱼般的眼睛呆呆的瞧着你。有一人甚至向我伸出一支芦蒿般的手和爪子，嘟囔囔的似乎说些什么，吓得我一溜烟的逃出监禁区，再也不敢回头。牢室到监仓外面有四道铁门，囚犯要到监仓外面的自由空间，要耕着沉重的镣铐，艰难地迈过四道冰冷的铁门槛。而每一道铁门都有荷枪实弹的看守严密监视着。

在监仓的西大门外右侧岗楼下面有一简陋小房，只有四壁，那是停尸间。由于监仓内的严酷生态，经常都有犯人死亡，特别是抗战胜利后最初几年，每天都能看见犯人的尸体从监仓抬出。

惠州老城区的街道都是又狭窄又不平的麻石路，不能行车，押解犯人入监，或解送犯人外出，转监，抬死尸，甚至押解出去枪毙都是步行。即使必需用车把囚犯押解到较远的地方，也要步行几个街区才能上路。一行行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拖着沉重步履的囚犯；一阵阵斥骂声，镣铐的铿锵声，呻吟哀号声……还有囚犯家属撕肝裂肺的哭喊声。当年那一带的居民时不时要遇上这些令人患怵和恶心的场面。那时这一带居民就比较疏落，又没有路灯，阴冷漆黑的夜晚，在暗淡诡异的月色下，沿街到处是面目峥嵘的废墟和杂乱无章的荒草；监仓高墙和岗楼拖着沉沉的暗影象伸出魔爪的庞然怪物，说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停尸间，高墙根，流动着鬼火一样萤光的流萤；四围静寂得一根火柴枝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响声，而不经意间路边荒草丛中扑腾惊起一只飞鸟，伴随一声撕裂夜幕怪叫，胆小的真吓得半死，就是大人一般夜间都不敢轻易外出。

其实最令人背脊发凉灵魂颤抖的还不仅于此。记得在解放前不久，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被一阵阵弃乎寻常的嘈杂声惊醒，随后又响起一阵阵枪声，在我家大门外就有来来回回的跑步声。大人不敢往外探头，我们吓得童颜变色。那一晚这些不寻常的举动持续了足足有两个时辰。一整晚我们全家人都在惶恐之中。第二天才从监仓里传出，说是昨夜有犯人企图越狱潜逃。监仓里的防范可谓水桶的四壁——滴水不漏，然而还有人铤而走险，真所谓“不自由毋宁死！”了。相信历史上绝非仅此一次，那些恐怖的喧嚣，那些不长眼的流弹，那些可能不期而破门入屋的逃犯，都是压在人们心头的大石。

“文化大革命”前我曾有机会进出北京的南城的一所监狱。一眼望去那真是很大很大，惠州监仓真是没法比，但就岗楼和外高墙风姿而论我觉得比惠州监仓逊色得多。监狱内有一些劳改工厂，我就是因这些工厂而前去恰谈业务的。犯人虽然没有自由，但可发挥自己一技之长，我与他谈技术问题的一位工程师就是犯人，内中一些工人也由原来外行蜕变成了内行，并以劳动和学习改造让自己获得新生。那时的惠州监仓似乎并没有劳动改造一说，大概在1947年曾在狱警人员押解下，犯人在西大门外，银岗山脚下，紧靠高墙外侧开荒种了点菜，旁边还有一口塘，条件非常好，但前后不到半年不知何故又扔荒了，还是我家一度接手种了薯藤（猪食）。当然，那些轻刑犯，即将释放犯也没闲着，烧饭提水替狱警们干些体力活。但似乎并没有劳动改造犯人的硬件条件，也没有一套劳动改造犯人的惯常机制，较重犯人除了每天短暂的放风，就是实打实的坐牢了。

岁月象流水湲湲流过，那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了。我无法迥避与监仓为邻的宿命；无邪的童年与监仓联系起来，也多少有点传奇色彩，因而也就造就了我挥之不去的记忆，其实与监仓有关的故事还远不止这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监仓的话题是令人厌恶的，免得大家不爽，我大概应该识相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