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州的景苏文化中，有一种非常奇特而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王朝云的崇拜，这种崇拜一点也不亚于对苏轼本人的崇拜，甚至几可喧宾夺主。宋淳熙年间由州守韩磊在白鹤峰所建的东坡祠，已荡然无存，而存于西湖孤山的朝云墓和六如亭，至今仍在。据苏轼《与李方叔书》记载：绍圣三年（1096）七月，朝云死于惠州，八月“葬之惠州栖禅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尔后，历代有人为其亭墓进行修葺。南宋嘉熙四年（1240）惠州郡守为其修墓立碑。到了清代，这种修葺工作更达高潮，先后修葺者：顺治则有尚之信，康熙则有连国柱，嘉庆则有伊秉绶、刘士棻，道光则有杨希铨，光绪则有彭瀚孙、郑敦善、陈维、徐琪等人，民国也有二十三年和三十五年的修葺。朝云甚至受到了盗寇和小民的尊崇，据《夷坚志》记载：“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1]又据《孝通集》记载：“元明时，传有梅松千株，守墓百家。”[2]（P194）自动去朝云墓吊唁她的市民更是络绎不绝，正如陈澧《八声甘州》词序中所描述的盛况一样，“惠阳朝云墓，每岁清明，倾城士女，酹酒罗拜。”清代宋湘《湖居十首》中也写到：“倾城人上冡，都在水西东。”人们对朝云的喜爱和尊崇历代不替。这种对朝云的崇拜，更表现在士林。自宋而降，凡是寓惠或倅惠的文人，致祭朝云成为他们寓惠的第一要务，因此在汗牛充栋的惠州西湖诗文中，歌咏朝云的诗文最多。在这些作品中，人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朝云的喜爱、崇拜和敬仰之情，清一色地表现出对朝云的正面歌颂，很少有传统文人的那种狐眉惑主、女色乱性的妖冶描述。在他们的心目中，朝云是天女维摩，是圣洁的化身。文人们不敢亵渎，不敢有轻薄的描述。即使写其鬼魂，也不阴森可怖，而是凄艳可悯，楚楚可人。朝云在惠州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斯可见。一个普普通通的本无地位的小妾，在文人的视野中竟是如此耀眼，这是景苏文化中的一种奇特现象，表现出惠州地区奇特的社会心理和文人心态。朝云崇拜有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是景苏文化的一部分。 一、“每从东水忆东坡”：朝云崇拜是崇苏情结之折射 朝云是苏轼晚年贬居惠州生活的一部分，她用自己的爱为苏轼提供了一个情感的避风港，让他安静地栖居在这里，助他躲过了政治上的风浪而有了一个暂时的风平浪静的环境。因此，苏轼与朝云是不可分割的。爱屋及乌，人们喜爱他们心目中的才子东坡，自然也就不会忘记他的患难与共的爱侣。从这个意义上说，朝云崇拜就是景苏文化的一部分。对朝云的崇拜正折射出人们对苏轼的景仰。我们不可以把朝云崇拜现象从苏轼崇拜文化中剥离出来作孤立的分析。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正确地认识到朝云崇拜现象后面所折射出来的本质。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从后人的大量的歌咏朝云的诗文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下面两首诗昭示出这一点。一首是清道光十九年的诗人喻福基的《小西湖棹歌》。诗云： 朝云墓碣四时青，墓碣重新太守铭。 知是坡公生日近，花香簇拥六如亭。 人们十分敬仰朝云，为朝云重新修葺墓，太守并亲自为之撰铭。人们捧着各种艳丽的鲜花去朝云墓吊祭这位异代美人。对朝云可说是优礼有加。之所以如此，原来，是坡公的生日临近。这不正足以说明人们的敬仰朝云不正是敬仰东坡吗？喻福基的这首小诗正透露出朝云崇拜与苏轼崇拜不可分割的个中信息。另一首是清康熙年间何絳的《前西湖曲》。诗是这样写的： 试上山头奠桂浆，朝云艳骨有余香。 宋朝陵墓皆零落，嫁得文人胜帝王。 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人们之所以“试上山头奠桂浆”，去祭奠朝云，一方面固然是钦羡于朝云的“艳骨”和“余香”，另一方面则更是钦羡于朝云不幸中之幸，那就是“嫁得文人胜帝王”。古来帝王陵寝皆已寂寞，无人凭吊，一个普通的小妾居然年年有香火，当然是沾了才人之光。这不正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人们的吊念朝云正是对苏轼的怀念么！不正足以说明朝云崇拜文化是东坡崇拜文化的一部分么！ 关于这个话题，在朝云诗咏和墓铭中还有很多，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一点。如喻福基有诗云：“花田寂寂草青青，麦饭谁来吊素馨。嫁得侬家夫婿好，至今人吊六如亭。”[2]（P198）认为朝云在惠州至今享祀，就是因为嫁得“夫婿好”。江逢辰《六如亭》诗也通过吊念朝云而回忆东坡公：“采菱拾翠骆同歌，侠气芳情蝎共磨。……漫拟西湖比西子，每从东水忆东坡。”[3]（P32）认为苏轼的“侠气”与朝云的“芳情”正相配，是天作之合，他们的爱情也是“蝎共磨”，即患难与共的爱情。因此，人们在悼念朝云的同时，自然而然地会悼念东坡。“每从东水忆东坡”一句道出了朝云崇拜现象的真谛，崇拜朝云、悼念朝云，即是人们间接地崇拜和悼念苏轼，朝云崇拜现象就是苏轼崇拜文化现象的折射。乐钧《朝云墓志铭》也强调了这一点：“夫其人称仙妾，墓号贤姬，允宜推爱屋乌，触悲愤燕；重镌山骨，式荐溪毛。”也就是说，既然在人们心目中，王朝云是苏轼的“仙妾”和“贤姬”，那么就应该爱屋及乌，把对苏轼的爱惠及到朝云身上，好好地修葺其墓，好好地祭奠她。总之，在人们心目中，苏轼和朝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融入惠州地方文化中，他们为惠州山川益色添彩，他们成为惠州地方文化的一张名片。凡是游览惠州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西湖，因为这里有浓缩惠州地方历史文化的两个符号——苏堤和朝云墓。正因如此，所以人们在悼念朝云墓的时候，自然想起苏轼，同样在悼念苏轼或瞻仰苏轼遗迹的时候有时也情不自禁地想起朝云来。如丘逢甲的“东坡到处有西湖，老尚湖堤遗姓苏。不是湖光胜杭颖，那教留冡葬名姝”[2]（P199）的诗就是如此，作者由游西湖而想到苏轼，天下西湖都因他得名，都随他姓苏，因为不但杭州西湖有苏堤，惠州西湖也有苏堤。自然诗人也由苏堤、苏公想到“名姝”朝云。韩荣光《白鹤峰谒东坡祠并礼朝云像》八首也是这样的作品。其一云：“柳绵陌上雪纷纷，荒草天涯断客魂。回首西湖堤上望，裙腰草绿忆朝云。”诗人在谒拜东坡祠时，自然而然地想起朝云来，不忘了礼拜这位佳人，这说明了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自觉地把苏轼崇拜与朝云崇拜融为一体。这首诗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在以往的白鹤峰东坡祠中，朝云是与苏轼一并享祀的。人们在祭祀苏轼的同时，也祭祀这位如夫人。这也见出，朝云崇拜已融入了惠州地方的苏轼崇拜文化之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对朝云的崇拜是发自内心的，陈澧《八声甘州词序》记载了清明时节惠州市民三五成群拜祭朝云的盛况：“惠阳朝云墓，每岁清明，倾城士女，酹酒罗拜。坡公诗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予谓朝云倘随坡公仙去，转不如死葬丰湖耳。”士女倾城，该是何等盛大的场面，怪不得陈澧感叹：与其随坡公仙去，“转不如死葬丰湖”！总而言之，朝云在惠州享受如此尊隆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她是苏轼的侍妾。也就是说，苏轼在人们心目中的尊崇的地位为她带来了光耀的光环，在妻以夫荣的封建社会，这也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因此，苏轼与朝云是一个整体，对朝云的尊崇也就是对苏轼的尊崇。 二、“只添红袖一声箫”：朝云崇拜与中国文化美女衬英雄情结 与世界其它文化一样，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一种膜拜英雄的意识。但中国文化里，英雄意识自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英雄总是和美女搅和在一起，如前所述，“侠气”总配有“芳情”。英雄须有美女相衬，美女也须有英雄相彰。无美女，英雄则失去其风流倜傥的光彩；反之，无英雄，美女也失去倾国倾城之身价。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英雄与文彩、风流总是纠合在一起的，而美女恰恰是文彩风流的载体。有佳人相伴，可弥补英雄的“略输文彩”。儿女情长，未必英雄气短，儿女情短，未必英雄气长。佳人可成为英雄立德、立功、立言的驱动力。历史上成功的男人，身后总有一位红粉知己。曹操可谓英雄，他不无风流韵事；刘备可谓英雄，他也深爱其天姿国色的甘、縻二夫人；孙策、周瑜可谓英雄，但不要忘了他们身边的帮衬者：大乔和小乔。所以，苏轼在其《赤壁怀古》词中，一方面赞叹周瑜的“羽扇綸巾，弹笑间、强虜灰飞烟灭”的功业和壮举，一方面又仰慕他的风流儒雅：“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小乔把周瑜衬得美轮美奂，英气无比，成为后代文人膜拜的偶像。这种美女衬英雄的情结已深入人心，深入中国文化的骨髓中，受到人们的追捧。明了这一点，后代的侠义小说和现代的武侠小说及影视文学中的美女伴侠士，为什么总是有卖点，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中国文化中的美女衬英雄情结，在文人中逐渐转化为佳人衬才子情结。是才子必有佳人，是佳人必遇才子，正如清程世爵在《双美奇缘序》中所言：“有奇才必有奇偶，有奇缘必有奇遇。盖遇不奇，不足以见其缘之奇；偶不奇，不足以显其才之奇也。”[4]（P1243）奇才子必有奇偶相配，这就是奇遇奇缘。正是这种佳人衬才子的文化氛围滋生了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并使它发展到高峰。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项羽的壮士悲歌，还是周瑜的英雄得意；也无论是写勇士的横刀立马，还是写诗人的江山风月情怀，佳丽的形象总不会缺失。不但挥戈的勇士总忘不了阿娜的佳丽，即使寄情山水的才子也总是着意聪敏的佳人。刘溎年的《丰湖杂咏》就代表了文人的这种情结：“青山叠叠水迢迢，闲倚蓬窗数六桥。好与扬州论明月，只添红袖一声箫。”作者一边陶醉于山水美酒之中，一边又不忘情于吹箫之“红袖”。在作者看来，没有这“红袖一声箫”，再美的江山也会瘖然失色。 为什么惠州“倾城士女，酹酒罗拜”朝云？我们只要把它置于佳丽衬英雄的中国文化大氛围中去考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在文人的眼里，美丽聪慧的朝云也是苏轼风流生活的一种点缀和衬托。清嘉庆六年吴锡麟所写的《重修朝云墓碑》有几句道得很明白：“寻活计于经卷药炉，赏珍滋于白梅卢桔。同拈吟管，小证情禅。良足以佐学士之风流，叙闺房之乐事焉。”[5]认为朝云在寓惠期间的“经卷药炉”、品梅赏桔、“同拈吟管”的生活“足以佐学士之风流”。正因为朝云帮衬了苏轼的风流，因此，人们一边津津乐道苏轼的风流倜傥，如郑修诗所言：“半角蛮烟宿莽分，六桥水阔见湘裙。千年梦寐空明月，一代风流属使君。”（《东莞诗录》）[2]（P197）一边又陶醉于朝云之美丽聪明，如如刘溎年诗所言：“天女维摩合一龛，肚皮中物旧曾谙。可儿更有多情处， 金莲烛里春风夜，白鹤峰前暮雨时。独有仙姬怜作伴，药炉经卷慰离思。（汪言臣诗） 扶筇初上六如亭，坡老风流往事听。一自玉人回驭后，独留芳冡草青青。（金湘帆《六如亭》） 美人古墓花常暗，学士新堤草自青。（任可蓉《雨后同戴参戎泛舟西湖，登超然亭，得亭字》） 人们在瞻仰苏迹、仰慕苏轼的风流倜傥的同时，对拥炉相伴、芳年早逝而独留青冢的朝云既表示了敬意，又一掬同情之泪。读了这些诗，使人强烈地感受到，在苏轼这个英雄或者说才子的风流形象后面，总有朝云的影子。是朝云衬托了他的豪迈英气，为他的风流增添了鲜活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清代惠州乡贤江逢辰看得最清楚。他在其所写的《水龙吟》词和序中就表达了这种看法。其序说：“思坡仙海山葱茏之咏，佳人斜倚之词，恍见坡仙于飘渺间也。”认为坡仙飘渺的形象就得力于苏轼自己笔下的海山葱茏配之以朝云之斜倚的描写，江山佳人共同塑造了苏轼的风流形象。其词下半阕道得更明白：“苦忆风流身世，对青春，白头年纪。恍然如昨，老人高卧，佳人斜倚。一任鸦啼，二江合处，古今如此。醉罗浮准合，一杯付与，三山归去。”一边是苍颜白发，一边是美艳青春；一边是高卧老人，一边是斜倚佳人；一边是鸦啼江浒，一边是醉酒罗浮。色彩是如此黑白分明，年龄如此相差巨大，情调是如此洒然超迈，而苏轼风流形象正在其中。特别是“佳人斜倚”把“老人高卧”衬得十分完美。他的《和东坡诗》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水眼山眉百态新，尚记风流斜倚人。谁知岭南万户色，并作东坡一段春。”诗化用了苏轼写朝云的《临江仙》词句：“佳人斜倚合江楼，水光都眼净，山色总眉愁。”以水以山喻佳人之眼之眉，正是佳人美景构成“东坡一段春”。 从上可见，在文人笔下，无论是写江山，还是写英雄、写才士，美人是不能缺位的，她的衬托和点缀作用是谁也不能取代的。没有美人，江山失色，英雄无托。梁佩兰的“香阁已闻弹宝瑟，明珠还欲唤佳人”[2]（P114）一语道破了文人的佳人助酒的生活情态和英雄还得美人衬的心态。纵观朝云诗咏，文人的美女衬英雄情结昭示无遗。 三、“人生何必慕五侯”：朝云崇拜与中国文人风流超迈个性 苏轼之所以受后人的尊崇，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的风流超迈的个性。这种个性典型地浸染了融儒释道于一炉的中国文化色彩。众所周知，在处世方面，儒释道三者势同水火，儒贵有，贵进取，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主张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正蒙》），人生最高理想就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而道贵无，贵自然，主张绝圣去智，返朴归真，无为不争。因为，无为终能成其所为；不争，终能使“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佛主空，认为“万法皆空”，主张超尘绝俗、泯灭七情而达“超人”之境。如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所言：“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尘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则生可灭；不以生累其神，则神可冥。冥神绝境，故谓泥垣（涅槃）”。三家虽异，但亦有相通处。儒虽贵进取，但也主张乐天知命、安贫乐道、顺应时势，“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命中时运相舛，则“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即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也要象颜回那样“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安贫乐道思想与佛家的无欲不争、随缘而安以及道家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德充符》）是何其相似。这种儒释道相互渗透的文化陶染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往往“得志于时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6]（P135）。苏轼就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文化个性，他一方面执着于儒家的“未成报国惭书剑”(《九月二十日微雪》)的济世报国之志，一方面在逆境中又从佛道思想中寻找精神力量来平衡自己。因此做到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以谪为游，随缘自喜。生死祸福，坦然面对，诚如他自己所言：“南方虽号为瘴疠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与吴秀才三首》其二） 这种源自于佛老的齐祸福、等生死、一荣辱的潇洒超迈的个性是苏轼风流的重要内涵。后人对他的这种风流个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许寿田《仿潘次耕惠州西湖十咏·永福寺》一诗称其风流垂范千载：“万山第一留遗墨，千载风流仰大苏。”一首佚名作者的《丰湖藤菜歌》写道：“和将玉糁共调羹，陶然一醉消清福。人生何必慕五侯，菜根香味逾珍羞。君不见，玉堂人云菜还留，长与湖山湖水同千秋。”认为玉糁调羹、陶然一醉的生活胜过五侯。此外如俞九成的《东坡亭》诗：“直教旷世风流在，莫为投荒叹寂寥。”严明翼的《白鹤峰苏公祠》诗：“放逐孤臣天地大，风流才子古今稀。”人们无不对苏轼的风流表示钦羡之情，这种风流并非男女风情的风流，而主要是指其倜傥、潇洒、超迈的风流个性。笔者曾论述过，与韩愈凭着道德文章享誉天下不同，苏轼正是凭着这种超迈倜傥的风流个性而饮誉天下。 朝云之所以受后人的青睐，也就是因为她是东坡风流生活的一部分，她映衬了苏轼的风流个性。不但她的善解人意的温情和善于调侃的智慧可以“佐学士之风流”，而且她的随谪寓惠生活中，看破红尘，参禅念佛，以如梦、如幻、如电、如雾、如影、如泡来参透人生，更是能“佐学士之风流”。这种勘破人生生死荣辱的大智慧，不仅使她解脱疾病缠身的苦恼，也和晚年贬 先生学仙兼学佛，有托而逃寓造物。成仙成佛两不居，空洞那复萦簪绂。 子霞忠敬侍先生，廿年解意差仿佛。多情不肯作神仙，但凭定慧除恼郁。 看破一切有为法，投荒万里亦暂屈。元符诸贤梦幻中，泡影露电长在不？ 当年诵偈不在偈，金刚大意都剖?。去来俱作如是观，先生何事长吁咈。 …… 诗首述苏轼学仙学佛，寄寓万物，继写朝云二十年如一日，不但“忠敬侍先生”，而且“解意差仿佛”，即十分了解东坡，有共同爱好，学仙学佛。但他们毕竟“不肯作神仙”，只是通过学佛念偈来看破红尘，“除恼郁”而已，因为，世间万物如泡如影如电如雾，因而，人生来去匆匆，亦当作如是观。诗概括了朝云寓惠期间经卷拥炉的生活情态和已空一切的心境。如前所述，据东坡《墓志铭》载，朝云“常从比丘尼义冲学佛法，亦粗识大意”。苏轼在“铭”中称赞她“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这也透露出朝云在逆境中有一种洒脱超迈的个性，怪不得苏轼在《西江月》一词中称她“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高度赞美她处瘴雾而自若，目万物而皆空的旷远心境和一尘不染的高洁品性。正是她的这种品性、“高情”、心境和个性，使她成为苏轼风流个性的补充。也正因如此，在崇拜文人风流个性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在悼念东坡时总是忘不了要悼念她，人们在赞美东坡风流个性时总是会把她连在一起。如下列这些诗就可见一斑。如张九钺《金缕曲》：“白鹤峰曾到，拜坡公，风流如在。书堂墨沼，更访贤姬埋玉地，亭满落梅芳草，大圣塔依然松杪。欲唱残红花褪曲，怕断肠惹得莺啼恼。”人们既拜坡公，又访贤姬；觉坡公风流如在，也觉贤姬当年吟唱“残红花褪”之音容犹在。再如陈寿祺《重修苏祠》诗：“漫说南迁感慨长，文星到处有辉光。偶同文惠留芳躅，却继昌黎下大荒。犵鸟蛮花供啸傲，佳儿爱妾亦馨香。知公睡起应微笑，一梦春婆付渺茫。” “犵鸟蛮花”助其旷达，“佳儿爱妾”亦佐其风流。南贬之文惠、昌黎亦无此心境。又如韩荣光《准提阁》诗：“东坡昔游历，踪迹周天涯。到处有遗爱，肖像图容仪。晚年寓此邦，杖履常在兹。至今七百年，风流犹可追。……咫尺朝云墓，环佩堪追随。从此苏堤边，鸳鸯比翼飞。”[3]（P55）东坡之风流犹可追，朝云之环佩犹可揽。无须再举，朝云之美丽之聪慧之旷远已融入东坡风流之中。很难想象，抽掉朝云之形象，东坡风流还会剩下些什么！从以上论述可见，把朝云崇拜置于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去部析，不难发现：朝云崇拜折射出文人的特殊心境，也折射出文人崇拜超迈风流的文化个性。 四、“芳英恋树，娇鸟随巢”：朝云崇拜折射出侍妾文化中的文人节操观 朝云崇拜现象还可以放到中国古代侍妾文化中去观照。在“夫为妻纲”的中国古代社会，女子具有人身的依附性，她们只不过是男性的性奴隶，是家族血缘社会中传宗接代的工具，地位低下，姬妾尤其如此。蓄姬养妾，出现很早，它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瓦解和父系社会的确立而产生，它开始在上层社会出现，随着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日趋丰富，奢靡之风日盛，蓄妾风气日浓，一般的文人士大夫也可以蓄妾。蓄妾至唐宋达到高峰，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文武百官甚至普通士人百姓都可养妾。多则数百，少则数十。如盛唐权相李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代宗时权相元载“婢仆绁罗绮者一百余人”（《旧唐书》卷118《元载传》）。普通士人和百姓蓄妾，史不乏记载。如《唐诗纪事》卷52就载有韦生和鲍生换马的故事：韦生下第东归途遇鲍生，鲍有美妾，韦有良马，韦爱鲍生之妾，鲍爱韦生之马，于是交换，韦生以良马换得鲍生四个美妾。另据《太平广记》载：兖州有一百姓，负担贩卖为生，家有妻室父母奉养，但他用“其所获利，蓄别妇于他所，不以一钱济家”[7]（P2355）。所谓蓄养“别妇”，即今所谓包养情妇。以上虽为文人目为风流韵事，但却反映了当时蓄妾之风是何其漫延。人们或游宴而拥妾，或歌舞而娱妾，或因功而得赐妾，或纳歌妓而为妾，或背妇私婢而收妾，或市井见色而买妾，或于别室而包养妾，或夺他之之爱而占妾。五花八门，形成一种独特的侍妾文化现象。 妾又称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在男权社会里，她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以贞节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象一条美丽而斑斓的绞索套在她们的脖了上。在中国文化里，对她们的规范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其一，通过礼制的规定和法律的惩戒来桎梏她们。如《礼记·郊特特性》就规定：“贞节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汉斑昭作《女诫》附和说：“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可见，“从一而终”的道德规范在汉开始形成。以后历代王朝不断地充实它，如据《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诏书要求“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新唐书·列女传》主张妇女“不贱二庭，妇人之常。”《唐律疏议》卷14《户婚》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宋《刑律·户婚律》也有同样的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三年，故而改嫁者，加工等。”宋代有过之而无及，至程颐的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下），遂成千古定谳，把贞节文化推向高峰。到明清，对妻妾贞节的要求更加具体。《明会典》中的《大明令·户令》载有：“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不但旌表且给予免差役之优惠。《大清宝典》也记载说：三十岁以前守寡至五十岁不改节者称节妇；殉家之难或拒奸致死者称烈妇、烈女；未婚而夫死，闻讯自尽或哭声往夫家守节者，称贞女。这些礼仪法律条文成为妇女们特别是妾妇们身上的枷锁。其二，树碑立传，编制美丽斑斓的花环，从精神上来窒息她们。西汉刘向《列女传》就是这样的作品，作者出于“女德善恶，系于家国治乱之效”[8]（P350）的理念，为124位女子作传，除卷七“孽嬖传”15人外，其余都是或“母仪”或“贤明”或“仁智”或“贞顺”或“节义”或“辩通”的女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忠于主子守义守节的姬妾，她们或忠心护主，宅心仁厚；或“专心养姑，一醮不改”[8]（162）；或“载不并乘，非礼不从”[8]（P141）；或“夫有恶疾，意犹一精”[8]（P137）。作者通过作传试图告诫人们，女子“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8]（P137）。刘向此传为历代史志《列女传》之祖，明以后，专从节烈载笔，将罗列之谓的“列女”变成“烈女”。人们不但为她们立传，且为之树碑：“明兴，著为条规，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女，亦能以贞白自砥。”[9]贞顺守一的名节绞索牢牢地套在广大女子的脖子上，人们认为“妇人以从为正，以顺为德，当终守于从一”（《伊州易传》三《恒封》），“女子名节在一身，稍有微瑕，万善不能相掩”[10]（P342）。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使广大妇女迷失了自己做人的本性，从一而终的道德标准已演变成为她们自觉的内在要求，人们自觉地认同它，在她们看来“丈夫死国，妇人死夫，义也”[11]（P4433）。她们完全忽视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完全成为男权社会下男人的附属品。因此，父母规劝女儿守节的现象时有发生，《明史·列女传一》记载了张氏劝女守节的故事：“张氏，政和游铨妻。倭寇将至，妇数语其女曰：‘妇道惟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汝谨识之。’铨闻，以为不祥。妇曰：‘使妇女与能如此，祥孰大焉。’未几，贼陷政和，张度不脱，连呼女曰：‘省前诲乎？’女颔之即赴井。张含笑随之，并死。”[12]荣誉高于一切，为免受战争之辱，母女从容就死。看了这个材料，《儒林外史》中那个劝女殉夫，在女儿守节死后连呼三声“死得好”的王玉辉就并非子虚乌有而属可信之事了。中国文化中的名节观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完全浸入到了人们的思想言行中，人们是那么心甘情愿地自觉地接受了这个美丽斑斓的绞索，虽然痛苦，但在她们看来似乎是一种享受。 明了这种文化背景和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文人畸型的节操观，朝云崇拜现象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诠释了。人们为什么那么喜爱她？为什么那么尊崇她?除了前面我们所谈到的几个方面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因为她是妾，而且是温柔可人的东坡之美妾。因此，就象历史上许多文人歌咏妾妇一样，人们喜欢歌咏她。诸如“烟含太保苑，花谢美人坟”（陈之璚《丰湖杂咏》）、“过客停桡访遗迹，六如亭畔吊婵娟”（石涛《舟过六如亭》）、“菩萨莲生无上品，美人芳草六如亭。子霞遗蜕空黄土，犹诵金刚吊墓田”（陈寿祺《栖禅寺》）、“万里从迁客，孤坟葬美人”（谭嘉谟《西湖风景》）之类的诗句，充塞于地方史志之中，人们的依恋美人情结于斯可见。在这些咏叹之中不无文人士大夫蓄妾风流习气之残存，如丘逢甲的“我亦乘时不合宜，此生未受美人知。绿衣千古公言在，黄土青山唤可儿”[2]（P199）诗，对苏轼有如此风流美妾，表现出无限的羡慕之情，同时，他也深悔自己不合时宜，无此艳福，缺少如此美妾相伴终身。羡妾、慕妾之情溢于言表。其二，朝云的忠心侍主，合乎文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这是朝云获得尊崇的最主要因素。东坡南迁，数妾离去，独朝云相从，因此她蠃得了人们的敬重。郑敦善《重修朝云墓六如亭碑记》有一段话是这样赞美她的： 朝云十一，即侍先生。诸姬皆辞去，独朝云从焉。其事先生也，忠而且敬，二十余年如一日。先生甚重之。……迄今八百年，重修者不乏人，最后则长洲彭南屏太守也。十余年来，渐就调零。丙戌（光绪十二年）冬，争捐鹤薪，从事更新，亦欲名人胜迹，相传勿替耳。嗟乎！古来忠臣志士，所以馨香万古，于大义何如耶？以寻常佳丽拟之，不大失乎朝云之所以为朝云哉。 正因朝云既忠且敬，二十余年如一日，且南迁独从，所以八百年来，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其墓之重新修葺历代相继。透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寻绎出历代文人士大夫们赞美朝云背后而潜藏的阴暗且畸型的心理：妇人，特别是妾妇应该象朝云那样忠心事主，不可背叛主人。因为，从古迄今“顺从“是作妇人的本分。朝云在南蛮之地的惠州，以微弱之躯相伴一个年龄比自己大几十岁的老头子，最后且抛骨他乡，这虽然有她的真爱，但对于道德 正因为文人们出自这种心态，所以在惠州历代咏叹朝云的诗文中，赞美朝云节操的最多。人们或拟之以松柏蕙兰，如韦之璚诗：“六如亭废草青青，万里从公一小星。谪从不移松柏操，追随应似蕙兰馨。”（《县志》）[2]（P196）或比之以小小，如清叶湄诗：“君本钱塘苏小邻，远从岭表侍迁臣。江楼残月甘同梦，野寺凄风不效颦。”（《县志》）[2]（P126）或方之以飘梗相随，如韩荣光诗：“东坡昔南迁，老逼困穷境。侍妾皆请去，朝云独与并。弱质委瘴乡，安心逐飘梗。”[2]（P127）甚或有反衬之以不忠不顺者。如乐钧《朝云墓志铭》：“姬乃芳英恋树，娇鸟随巢，井中之水无波，雪后之松益翠。嗟乎！昌黎北使，侍女潜逃；枚叔东归，小妾不往。彼何人哉，岂不以义非匹敌，身可去留，遂乃忍负前盟，甘为怨耦。若姬真情独挚，禅味同耽，伊可贵也。” 铭文以韩愈之妾和枚乘之妾反衬朝云。韩愈家有宠妾绛桃和柳枝，唐穆宗时，他奉命北使招抚叛藩王庭凑，家中小妾柳枝乘机逃走。西汉枚乘居梁时，娶小妾生枚皋，后枚乘东归淮阴，妾不愿相从，枚乘怒而归。前者为不忠，后者为不顺，都是“忍负前盟”之“怨耦”，不若朝云陪伴东坡时的“真情独挚，禅味同耽”，夫妇琴瑟调和。作者对朝云极其赞美之词，称之为“芳英恋树，娇鸟随巢”。但溢美之词中难免不无夫权观，即：男人是“大树”，是鸟巢，“芳英”、“娇鸟”理所当然相恋相随，断无背逆的道理。这其实不过就是传统文化中“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的更美妙说法而已，不过是为这杀人的绞练饰以美丽斑斓的光环而已。当然，文人士大夫的赞美也许是真情的，但这种真情后面不自觉地浸染了道德的捧杀，真情后面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文人们的狎妓心理和名节观念。众所周知，苏轼一生最垂爱的女人有三位：原配王弗，继配王闰之，小妾王朝云。王弗有识人之明，常弥补苏轼率直而产生的粗心，为其提供保护；王闰之胆小谨慎，忠顺和婉，谨守妇道，属典型贤妻良母之女性；朝云聪慧伶俐，温馨可人。从东坡为她们所写的怀念诗文看，东坡对她们情感都很深，评价都很高。然而，在后世文人的作品中，人们很少垂注苏轼的两位正妻王弗、王闰之，而对朝云的歌咏却是汗牛充栋。个中原因虽然很多，但朝云小妾的身份，从主于患难的节操，恐怕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人们更垂注“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13]式的才子与小妾的风流生活，更垂注朝云“廿年忠敬一生心”（陈寿祺《朝云墓》）忠心事主的品格。特别是朝云之节操，赢得世人之心：“至今八百年，贞操尚堪景。美人无量寿，岂与从生等。”（韩荣光诗）[2]（P128）正妻王弗、王闰之与苏轼的世俗夫妻生活引不起人们的垂青，因为它缺乏一种“风情”，而身为小妾且又忠心事主的朝云却能担当起满足文人风雅性情的重任，因为她既迎合了他们潜意识的蓄妾爱妾的心理，又符合积淀于他们身上的传统道德观念。从上分析可见，人们在真情地崇拜朝云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文人蓄妾慕妾的心态，折射出蓄妾文化中的文人的节操观。 综上所述，朝云崇拜现象，有深刻的文化意蕴，不但承载着景苏文化，是苏轼寓惠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折射出文人的美女衬英雄意识、超迈的文化个性以及纳妾风气下的伦理道德取向。尊崇的背后不无男权氛围中纳妾风流的遗存，真爱之中不无对“忠敬如一”的节操向往。朝云崇拜不但昭示出苏轼的影响，也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与韩愈影响在民间不同，苏轼影响主要在士林中。与韩愈以道德清声载誉青史不同，苏轼更以一个才子风流的形象影响后人。如果说，潮州民间更趋向一种建功立业的功利的世俗心态的话，那么，惠州士人却表现出更爱慕才子佳人风情的超旷心态，这是朝云崇拜昭示出的惠州社会心理。 参考文献： [1] 洪迈：夷坚志.甲志卷10“盗敬东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 [2] 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3] 邹永祥、吴定球:惠州志·艺文卷.中华书局，2004. [4] 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5] (光绪)惠州府志.卷二十四. [6] 诗广传·大雅四十八论.中华书局，1981. [7] (宋)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71“贺氏”，哈尔滨出版社，1995. [8] 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9] 明史·列女传序.中华书局，1984. [10] 吕坤:吕新吾闺范.中国历代家训大观.大连出版社，1997. [11] 柏帖穆尔传.元史·忠义传.卷四.中华书局，1976. [12] 明史·列女传一.中华书局，1984. [13] (清)墨浪子:西湖佳话.卷六“西冷韵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