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家占地主”释义
（一）“地主”指的是本地人
上了年纪的“老惠州”都不会忘记一句口头禅：“客家占地主”。如当你坐在凳子上，后来者硬挤进去，先坐者就会说：“真系客家占地主。”这里说的是后来者占了先来者的位置，引申为后来者侵占了先来者的利益。
“客家占地主”究竟起于何时，不得而知，笔者孩提时就经常听到，据祖母说（如健在也有134岁），她儿时就有此说法。
题中所说的客家并非定指今天的客家人，而是泛指后到来惠州的人群；而“地主”也并非指阶级斗争时所指的“地主”成分的人群，而是指早先居住惠州的人群，这些人群一般都有田地业产。广义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尽地主之谊的“地主”。
为什么惠州人会有此说法呢？究其原因是历史造成的。
根据考古得知，惠州潼湖镇蚬壳角新石器中期（距今65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春秋时期，这里属“百越”之地。又据《广东新语•楚庭》说：“周惠王（公元前676—前652年）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战国时，惠州地属缚娄国。《左氏春秋•恃君览》载：“杨汉之南、百越之际……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也就是说惠州最早的土人（“地主”）就是缚娄国人。
从考古发掘资料得知，其时，惠州地区以夔纹陶为代表的春秋文化和以米字纹为代表的战国文化发达。圆洲春秋龙窑和银岗春秋龙窑烧制的夔纹陶器精致、器型大，还烧制了温度近1200℃的釉陶器（原始瓷）。特别是银岗春秋战国窑，烧造时间延续数百年。在距窑址约1000米的黄沙河床上遗存了数量很大的陶瓷（原始瓷）器，这些陶瓷器应是航运外销时掉落于水中的，在惠州境内很多地方出土了该窑的产品，如梁化花树下水库出土了夔纹陶器残片和完好的战国时期的硬陶水盂（还出土了春秋时期具有楚国风格，岭南生产的铜鼎）；三栋镇瓦窑领遗址出土了数量不少的夔纹陶片；在周边的邻县，如河源县亦出土了不少的陶瓷器，这些陶器的纹饰器形与上述银岗窑的陶器纹饰、器形一样，应是当时从银岗窑沿东江或沿西枝江贸易而来，这证实了银岗窑产品大量通过河运外销，说明了当时缚娄国人口较多，贸易发达。
经秦平南越，越人多有死亡。为此秦（汉）朝廷实施了政策性移民，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谪有罪者五十万人徙居焉，使其与土人杂居”。当时所指岭南、南越实指今广东、广西两省，两省今面积约40多万平方公里，即使按50万人计算，也只能是每平方公里只分到一人。龙川县治仅有4户，而惠州的博罗县治估计也不会超过此数。但毕竟是中原人与本土人的初次融合。
还有就是因避难的被动性的。自西晋“八王之乱”，经南北朝，中原战乱不断，人们流离失所，逐步向岭南迁徙，至南朝末年，以致人口不断增多，广增县郡治，在惠州境内先后设安怀县、怀安县、欣乐县、归善县，在梁化设梁化郡治。数量较大的中原人不断迁徙，与惠州本土人杂居，经历代的融合，成了夹杂中原语言词汇的早期“本地人”。至唐代成为了操惠州话（循州话）的“本地人”。①
宋元两代动荡之际，又是一个人流迁徙高峰期。元灭宋，大量中原人南逃，部分人到达岭南；宋末文天祥勤王，主要战场在惠州境内（包括循州），又有部分人兵败后落籍惠州。
此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任官与流官的定居惠州。如北宋中期的惠州守钱酥留居惠州，其后代成了操“本地话”的沥林人。还有贬官陈鹏飞留居惠州，今铁炉湖（街）除了一户裘姓人家，其余全是操惠州话的陈鹏飞后人。苏东坡看到“北徙已绝望”，“作屋二十间，规作终老计”。后因再贬而不能遂意。
应该说从秦汉至宋元不断的人流迁徙，早期惠州人与后来的“中原人”不断融合，已经成了操惠州话（包括本土话）的本地人（“地主”）。
嘉靖版《惠州府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归善附城音近正，博罗、河源近归善。博罗谓饮酒为说酒，谓迂论为元朝，相乎曰若奚，唤人曰裹来。大都归善、河源其音轻以柔，博罗重以急……龙川稍同河源。”也就是说这些操与归善县城音相同或相近的人就是本地人（“地主”）。
在此之前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口增幅不大，在一定时期内本土人（包括早期融合的外地人）的数量总是相对较多。这里有个人口例子也许能说明。如《隋书•地理志》记载：其时循州辖归善、博罗、罗阳、河源、兴宁、海丰六县（基本上是后来明清两代的惠州府区域），有编民6420户；而《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年间也只有6891户，36436人。因而本土人与外来人很少隔阂争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大部分迁来人居住在东西（枝）江沿岸的城墟（镇）及近郊。笔者所掌握的惠州迁来户100户。其中33户为元代末年迁来的，他们居住在惠州城及近郊的马安、水口、水北、沥林、潼湖；还有就是博罗县城及沿江一带墟镇。其中有惠城区名门望族陈鹏飞家族；博罗城韩氏家族。而明代以后迁来户50户就分布离城镇较僻远的山区，如梁化、良井、多祝、淡水、稔山、三栋、大亚湾、永湖、福田、公庄、石坝、新墟、观音阁、横沥、平陵（在龙门县）。余下的迁住惠州城或博罗城，与早先移居东西（枝）江两岸的人，最后形成了操惠州话或本地话的本地人（“地主”）。
（二）“客家”的形成及“客家占地主”的最后形成年代
元代世乱，百姓不是死于战乱就是逃亡，元代归善县有9575户，人口45410，至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统计锐减至6458户，人口31009。经明初的休养生息，人口有所增加。自成化年起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官逼民反。从成化年至隆庆年间（1465—1572），惠州府发生大规模的“民乱”达13次之多，小的“贼乱”连绵不断，人口锐减。如《殷司马生祠记》载：“嘉靖甲寅以来岁扰于倭、彝。山海诸寇，奸宄陆梁，矫虔掠地，若归、丰、长、兴、川、源、永和邑里田庐莽为荒甸，四民流亡，十室而八者，可胜叹哉！潮民患害视若差等②” 归善县人口至万历10年户为6814户，口锐减至26878人③；博罗县人口明洪武24年户为7764，口42234，至明万历10年（1582）户增至10173，而口却锐减至29975④。
张友仁《博罗县志》记载：“嘉靖四十年，惠州起事，数十百群，大群数千人。而矿工伍端为著名。东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北至河源、龙川；南至归善、东莞；西至县境，无不有其党羽。两广都御史会同总兵调兵六千人，乡兵二千合力剿之。县中洪溪抚民叶潭聪以八百人参加，旋伍端就抚。驻惠州。
据《广东通志初稿》记载：“广东惠州、潮州有（铁场）四十三处。”又载：“广东之铁冶于利固肥，而于害亦烈，凡韶、惠等处系无主官山，产生铁矿，先年节被本土射利奸民号山主、矿主各色，招引福建上杭等县无籍流徒，每年于秋收之际，纠结凶徒，百万成群越境前来分布各处山洞，创寮驻扎。”43处铁炉总数便不下200座，矿工人数超过6万人。
此段文字后又沿引《府志》称：“伍端、龙迪、谢飞虎、肖兰馨、鲍时秀等皆矿徒。在海丰逃军坑、河源密坑开银矿。封穴时不足工食，遂折戟而起。其它乘衅具发，不可胜数。”“称为执官史，挖坟墓，掳人民，室妻女，焚庐舍，据土田，富者勒赎不如限，则杖背签甲钉手。甚至屠贫民。以婴儿饲马，使其母主薪，剖孕妇。”
这也许就是“客家占地主”之称的开始。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得知几个信息，其时“民乱”多，而且对待本土人手段残忍，杀人、占田、霸地、毁房。还有为平“民乱”征集很多兵。大凡战争都是杀人一千，自损三百，经多年的剿战，惠州本土人锐减。故此至隆庆万历年间惠州人户数虽增加，而人口总数却减少了。归善县减少了5022人，博罗县减少了12259人。
由于连年的“民乱”，征剿，惠州人口锐减。于是邻县人纷纷前来归善县界田。康熙十四年《归善县志》记载：“（明万历年约17年）异邑民入县界田。自山寇炽，民死于锋镝者贻尽。至是将二十，生齿犹未复也。田地荒莱，灌莽极目。于是异邑民入界田也，多长乐、兴宁□……斗狗之，又或有争论多□……骄狠。无严则亦何所不至。长塘客人至劫莀人家，与贼无异。土民畏懦不敢控诉。长此安穷哉！乡约虽似可行，而未必见重。徒令约正副等受累。故贤者避而不为。流移之党无所拘系，甚可忧也。”⑤
此后大量的异邑人入境界田，开始出现客强主弱的现象：“浸浸客强主弱”。外来人不受入住县的管辖，为取得生存空间，多有与本土人争田争物，或税田少纳，社会治安乱套，有不少甚至偷盗抢劫。山高皇帝远，官府其时也一筹莫展。为此，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两广都御使陈大科下檄令有司：
照得惠州府属如归善、永安、河源、海丰等县土矿人稀。近有隔府异省流离人等蓦入境内，佃田耕种。初亦少籍其输纳，乃久之，递相呼引，蚁聚蜂屯，藐兹土著之民，数翻不胜矣。浸浸客强主弱，目欺凌我众，甚至有夜聚晓散者，有格斗键讼者，有偷牛盗马者，有推埋探丸者。见谓不属本管，无如我何。而官府亦惮其管辖之难，莫之谁何矣。此廱终有一溃。殊属可忧。即就严督招主，一切驱逐出境，亦何难焉。但念流人即吾人。彼其悍然冥行不顾者，为其无以约束之荡，如不系之舟剽，如不羁之马，势则然也。兹思所以束约而整齐之，之要，莫若重乡约之法，以渐驯而忧之耳。拟合申饬遵行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查各属县客户繁夥之处，务令着实修举乡约之法，督各招主将各客户俱赴附近约正处报名编管。有如作奸犯科如前项者许约正据实开报到县，以凭拘审。事情小者许约正从公径自处分，行之既久，彼虽实繁有徒，将渐入吾条约准绳之中，自有以折其气而慑其党。此强干弱枝之道，遏乱杜衅之方，所当着实举行者也。再查约正之中，如果奉公守法众情遵服、官府不妨假之词色稍优接之，以明任使。如有因而恣肆生事扰众者，即随之以三尺之法，毋贷也。⑥
官府为了解客民来源，有效管理，令客民回原籍开具路引，同上书记载：“今令客民各赴领本县路引以来。引目内开原某都、某图、某约、某户长下丁。今移民某县、某村，佃耕某人田土，带妻子几名，既领引矣。诣所居县籍之署其引曰验讫，乃付约正收保，蓋纲在纲，则有条不乱也，当事者图之。”⑦
自明末的“入县界田”一直延续至清康熙初年。迁移者有赣南、闽西、潮州、海丰、兴宁、长乐（今五华）。
屈大均曾说“博罗象山、罗浮，多闽、潮流人，鲜土著”。
惠州人叶春及记载：“永安立县之初，编户仅7里，凡770户，其中‘寓籍居半’。所谓‘寓籍’者，主要也就是来自赣南和闽西的客家籍流民。”⑧
其中尤以兴宁、长乐流人为最。明末清初粤东北因人口发展而引起的人地矛盾，与日俱增。康熙《兴宁县志》对当时兴宁县的人地关系也有这样的描述：“民稠土瘠、家无隔夜之储”。⑨
“异邑民入县（归善县）界田……多兴宁、长乐□……”
史志记载康熙年间，已出现“客家”一词。
康熙《永安次志》载：“古名、宽得，俗本归善；琴江割自长乐，俗亦因之……琴江好虚礼。颇事文学。民多贫，散佚逋赋……县中雅多秀氓，其高祖多自闽、江、潮、惠迁徙而至者，名曰客家。”⑩
如果说，此前称流民为客人，而此时已正式称流民为“客家”，故此应将“客家占地主”的开始说法定于此时，即康熙年间为好。
二、“客家占地主”的影响
上述讲到所谓的客家，实质上是一个广义的客家，并一定是指操客家话的人群。上述讲到流民（客人）来自赣、闽、潮、海丰、兴宁、长乐（兴宁、长乐雍正九年前为惠州府辖，九年后归嘉应府辖）等县。这些流民有操赣南话、闽西话（似客家话），而漳州及海丰则讲闽南话，而兴宁、长乐则讲客家话。在离城墟镇较远的地方流民比较多，自然而然自形成了“浸浸客强主弱”的现象。而这些流民主要操客家话。故此自然而然本土人就会说“客家占地主”。
客家占地主是在一定历史状况下产生的社会现象。历经数百年，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和有积极意义的。
1、经衍化，产生了惠州人的“包融性”思想意识。
这应再次提自明万历二十二年两广都御使陈大科给惠州府下达的檄令。文中特别提出：“但今流人即吾民”的思想。此说与现在惠州市人民政府提出的“本地人、外地人，来到惠州工作就是惠州人”的提法如出一辙。
为达到安顿流民，檄令又提出地方官吏要出以公心，妥为安排：“拟合申饬遵行”，“仰本府官吏即查各属县客户繁夥之处、务令着实修举乡约之法”。特别是强调了奉公守法，致力此事者给予状励，而不守法者则给予处罚的措施：“约正之中如果奉公守法，众情遵服，官府不妨假之词色，稍优接之，以明任使。如有因而恣肆生事扰众者，三尺之法，毋贷也”。对于安抚流民起了很大作用。
正是由于官府提出的“流人即吾人”指导思想及奖罚措施，逐步解决了流民与本地人的关系，并且一直影响至清康熙年间。康熙十一年：“知府钟明进、归善县知县连国柱行乡约讲十六谕。每月朔望亲临府县坊厢祠庙闲处……力行至久，虽风雨不辍、父老之有泣下者”。
应该说官府提出的“流人即吾人”的思想影响了一代代的惠州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惠州人的包融性和不排外性正是源于此思想。
这里有例子也许能说明。据惠州沙坳《何氏族谱》载：“清康熙年间，沙坳何氏先祖从兴宁石马河畔迁来惠州，原先落籍于今三栋近山的何村（后称河村），以养鸭为生。而何村邬姓先祖是畲族，比何氏早迁来，原住西支江的沙坳，多以打铁为生。何氏先祖迁来后，与邬氏关系很好，又因两人同年，遂结为同庚兄弟。有一天何氏先祖见沙坳水草丰满，地势平坦，有利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遂对邬氏说：“你们打铁需木炭，我这里（指何村）近山，林山繁盛，取木烧炭容易，而你们这里（指沙坳）水草湖泊多，在这里放鸭也很方便。为此，我们能否将居住互相调换，这样对你烧炭，对我放鸭有利。”何氏先祖的提议，立即得到邬氏认可。这就是何氏落籍沙坳之始，也是何村村民不姓何而姓邬的历史原因。
从这段家谱记载我们看到，邬何两氏人家并没有因先后到来而闹纠纷，而是和谐相处，为各利之长，发展生产，互相交换土地房屋。
另一则例子则是这样：2009年8月底笔者参加惠州客家文化经济促进会举办的研讨会，期间就餐时笔者提及惠州人具有包融性、不排外思想时。席间有一原籍江西龙南县的与会人士（只可惜姓名忘记，只记得他说来惠州已有十多年，现老婆女儿都在惠州住，而他两边跑生意）说：“王先生所说我深有体会。惠州人的确无排外思想，我一家人生活在惠州十多年，就像居住在家乡一样感到和谐、亲切”。
2. 流民迁徙增加惠州人口，对于惠州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据《惠阳地区地名志》一书所记，上世纪八十年代惠阳地区二市（惠州、东莞）十县共有陆地面积32405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原惠州府（雍正九年前兴宁、长乐为惠州府，而不含东莞县），即原惠州府与原惠阳地区面积大致一样。明代崇祯十五年（1642）惠州府有63710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惠州府有123575人；康熙十一年（1672）139180人。归善县崇祯十五年有9509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有人口24745人，康熙十一年有人口32173人。
从以上数字看出，崇祯十五年至顺治十四年，时隔15年惠州府人口增加近一倍，归善县人口增加了1.5倍强。
纵观历史，凡移（流）民多是有一定开拓性，而且大都是壮劳力。惠州府（包括惠阳地区）历来是广东的大府（地大人少），按崇祯十五年人口算，每平方公里还不到2人，归善县5893.2平方公里，如加上坪山、横岗等地计有约6000平方公里面积，如按崇祯十五年人口算，每平方公里也只有1.5人。他们的到来为惠州的开发增添了活力。
3. 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
经历代流民（“客家”）与本地人交融，形成了惠州文化的多元性：其主要空间表现是以沿东西（枝）江两岸城镇的本土文化，以较偏远地区的客家文化，以及间杂之中的若干“福佬话”村庄的闽语系文化的多元性文化。惠州本土文化，其中的惠州话有的认为系属惠河话系列。笔者则认为是惠州话系列，但受粤（广州话）的影响较大，其民俗很多与广郡同。明末人王任仕在其《广志绎》一文中就曾说：“惠州诸邑皆于南支万山之中，其水而流入广城而出，则惠其广郡也”。而客家大量流入惠州山村，形成了山村主要是客家文化。张友仁《博罗县志》记载：“博罗立县甚古，民族当之广州，南海大同……”，“近山则为客家人语系”。
其文化交融的主要几个方面
（1）语言上的交融
上面讲过，沿东西（枝）江两岸讲惠州话，而惠州还有两个主要语系客家语系及博西以及龙门县部分操广府系方言，还有分散的福佬村的闽南语系。
嘉靖《惠州府志》卷十三《杂志》记载：“惠志方言……谓父为亚爸、母曰亚姐。亦或呼为爹，为奶，兄或曰亚哥，嫂或曰亚嫂，呼小厮曰孻（音赖），呼儿曰泰，谓何物事曰物子或曰罵介，何人曰罵鄞，向所往曰去那，谓午食曰宴（an213）昼，无曰冒，移迁曰埋，谓人不捡曰散子，呼溪曰开，岭曰两。”
即嘉靖时的惠州方言已开始出现了客方词汇：如小厮为孻（音赖），谓何物事曰物子（今紫金客家用词）或骂介，何人曰罵鄞。
随着时间的推移，客土（惠州方言）不断融合，出现了更多的互为通用的词汇，乾隆版《归善县志》，记载了嘉靖《惠州府志》所记录的词汇以外，还增加了很多，如“惠之方言……子曰崽（音宰）亦曰仔，称媳妇曰新婆（笔者按：转音为心布）子，初生曰翁哇仔，粉餜曰（pɔn35）（今写成粄），下雨曰落水，走曰行，读若杭，走拢曰走埋，立曰企住，看曰睇，游玩曰料。且曰扯，睡曰困，读若混。”文中还说：“大都归善、河源、龙川其音轻以柔，博罗重以急，海丰谓粥为糜，屋为厝，近潮，多潮音，与闽、漳、泉语相近。和平谓母为哀，谓父为亚公，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赣。”闽南语用词有的亦为惠州话所使用，不过数量很少，比较常用的如哜饭的哜等。
（2）民居建筑的多元性
由于历史原因，惠州移居大量的客民，他们入住惠州，将原居住地的建筑文化带来，建屋居住，形成了惠州形式多样的民居。主要有三大方言群的居住形式，就是门堂屋并由此主发展起来的三间两廊屋，围屋（包括围垅屋），四点金式。
三间两廊屋
这种三间两廊屋即是三开间的主座建筑，前带两廊和天井组成的四合院住宅，以这种类型发展起来的有两进一井两厅式（似广式上三下三，客式双堂屋）和三进二井三厅世（似客式三堂屋，潮式三座落）。这些形式，在城市乡村均见，而多数为城市所见。
这种类型建筑在城市多称为广式上三下三屋，如惠城区秀水湖21号郭屋，明末从永安县（紫金）迁来三栋镇，于清同治年间迁到惠州城兴建了带前庭左丛屋的上三下三屋。其在惠城区代表建筑为环城西路“黄氏书室”。该屋为广式带塾台的三进二井三厅十六房布局。此屋为归善县的操惠州话的黄姓后人与农村中操客家话的黄氏后人共同兴建。
此类建筑客家人则多称为双堂屋或三堂屋。现流传于东江流域的客家民歌《建屋歌》就是最好的证明：
新做大屋四四方，做了上廊做下廊。
做了下廊做横穿，问妹爱廊（郎）不爱廊（郎）。
此类建筑在惠城区还有都市巷裘屋，其先祖于康熙元年（1662）从兴宁县迁来后兴建了三堂屋。在农村的有下角罗屋，他们先祖于雍正年间亦是兴宁县迁来，而后兴建了三堂屋。
惠城区宾兴馆则是操惠州话与操客家话的客家归善县人（亦有少量操闽南语系的人家）于清道光八年（1828）共同兴建。是为客家风格的三堂四横布局。
鉴于历史原因，为了防御及生活方便需要，农村多兴建围屋。围屋则是由门堂屋发展而来。其中间主座建筑为双堂屋或三堂屋。
四角楼围屋是惠州地区围屋的主要表现形式。惠州围屋源于“围寨”。现存最早的围寨为永湖镇“富沙围寨”。年代约为明中后期，它四角建有角楼，围墙上设置射击孔，外面四周还挖有防御沟沥。这种建筑很适宜地形较为平缓的惠州地区人们所采用。所以我们的先人源袭了此种类型。
而围垅屋，前低后高，依山势而筑，则多为山区地方人们采用。惠州于明末清初有大量客家人迁居而来。他们把原居住地（兴宁、长乐）的围垅屋带到惠州。现在惠州所遗留的数量不多的马蹄形围垅屋人其先祖都是原籍兴宁县。他们是龙门县平陵镇白花塘村的刘氏于清康熙初年兴建双马蹄围垅屋。惠阳区秋长镇黄竹沥叶氏于清康熙元年从兴宁迁来时所兴建的单马蹄围垅屋。
马蹄型围垅屋在山区很适宜，但到了地势较为平缓的归善、博罗、龙门似为较难适应。究其原因：1、惠州地势平缓，有的是小盆地，很难找到适宜靠山。2、围垅屋后围均为斧头间房，不好使用。3、或许还会考虑到山体滑坡等原因。
迁来者，看到马蹄形围垅屋的弊端及四角楼的优点，所以后来者都纷纷采用四角楼围屋。这里有一个过渡形建筑。即周田村老围屋，咋一看，此屋很像四角楼围屋，细心察看，其后围是圆弧形，并不像黄竹沥的围垅屋是一个半圆形而且前面两角建有角楼。实质上这是从马蹄形围垅屋向方形四角楼围屋（习惯称四角楼围屋）的一个过渡形。
还有原先围垅屋很少有角楼（兴宁县至今有角楼很少）。如龙门县平陵镇白花塘刘氏围垅屋无角楼。除此之外，其它的围垅屋前面两角都有角楼，也就是移民者采取了惠州四角楼围屋防御措施的例子。
与黄竹沥叶氏为同宗的叶氏（惠阳区镇隆镇），其先祖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来到归善（今惠阳），到文昭公时，则于清嘉庆三年（1798）兴建了具有代表性的惠州客家四角楼围屋。其面积宏大，占地1.4万平方米，为三堂六横加枕四角楼围。
处于人数较少的闽南语系人群，他们一般都是同一语系的居住在一起。他们相对独立居住在一村、一围，讲原居地方言，至今惠州人都将这群人称为“福佬人”。在建筑也体现了其闽南系风格。如多祝黄狮村，该村人是从福建漳州和海丰县移来，如今保存的都是三座落和四点金建筑。
（3）节令风俗的融合
纵观一年的风俗。惠州的十月朝与冬至最具地方特色。
“十月朝，糍粑（一种以糯米粉制成内包油麻、花生碎、白糖扁圆形的食品）碌碌烧”，这是形容惠州人在阴历十月初一大家都喜食糍粑的热闹场面。时至现今，每年的十月朝，惠州城人都会赶早去市场买回糍粑给家人品尝，而且最好熟食才软，口感好，所以称为“糍粑碌碌烧”。农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这天做糍粑食），光绪《惠州府》记载：“十月朝，城中作粉食荐祖，乡落以粉食挂牛角以报其劳。”这里的粉食，即是惠州糍粑，惠州人话称为逆糍。此种食品无论是操惠州话的惠州城人或近郊（如水口墟，今水口办事处，又或操客家原籍兴宁）的平山大岭镇人亦如是。河源、博罗亦有此风俗。
据笔者所知，梅州、连平十月朝并无食糍粑的习俗，可见此习俗是惠州本土习俗。
冬至，是惠州人的一个大节，俗话讲“（过）冬大过年”。光绪《惠州府志》记载：“冬至日，具粉丸肴核荐祖”。粉丸，即惠州人说的粉餜（亦说艾粄或萝卜粄），以糯米粉加艾绒煮熟，内包裹萝卜丝，肉粒为陷。冬至日，惠州人以粉餜再配上三牲五菜，茶酒等拜先祖。还有最大的特点是这天要“还神”。多数家庭都是春节期间起愿，而到了冬至这一天就应还神。如大山下叶氏（原籍嘉应府）的还愿时颂词：“当天（上）起福当天（上）完，正月起福冬至完，三牲酒礼来敬奉，一生一世没老愿，一生一世得平安。”此风俗至今惠州境内大致一样。但据了解，梅县过冬并没食粉餜习俗。
（4）接受多种戏剧
由于惠州境内流行惠州语、客家语和闽南语，所以很多剧种在惠州都有观众。
早期惠州受广府影响较大，特别是沿东西（枝）江两岸人很多都听得懂，甚至会讲广府话（如博西、龙门县城），他们受粤剧影响较深。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惠阳、博罗、河源、龙门都有粤剧团。记得1957年著名粤剧表演家红线女随广东粤剧团来惠州城演出时，票价为2元钱，一些戏迷为购一票不惜俭衣节食；购票困难，有的戏迷甚至半夜三更起来站队购票。有的墟镇还有自己的粤剧团。如横沥镇，上世纪50年代就有粤剧团，除此之外，还经常邀请外来粤剧团。惠州城还有“粤曲茶座”。茶客一边喝茶一边欣赏粤剧（折子戏）。颇受欢迎，如今中山南门诊部对面就有一间。
汉剧亦是惠州人喜爱的剧种。原惠阳地区汉剧团经常深入惠阳地区城镇乡村演出，广受欢迎。记得1978年在人民会场（今城区影剧院）演出剧目《秦香莲》，场场爆棚，连演十几场。
客家山歌剧也是惠州人喜欢的剧种。1962年惠阳县成立了惠阳山歌剧团。1963年划归惠东县。山歌剧团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搜集，整理、改编，将山歌剧发展推上了一个高峰。1969年曾演过山歌剧《社长女儿》。在惠州西湖孤山前草坪演出时，正值寒冬，主角要穿短袖衫。但因观众多且热情高，演员演出也热情很高。其间剧团深入城镇乡村，深受惠州人的喜爱。
还有潮剧。由于惠东平海及沿海一带以及与海丰接壤地方的人不少讲福佬话，因此喜欢潮剧。特别是平海人观看戏剧的兴趣广泛，粤剧、正字、白字、西秦、汉剧、潮剧、京剧、花潮剧都喜欢看。
随着历史的发展，“客家占地主”一词已鲜为人知。这一现象只是历史长河的瞬间现象，而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流人即吾人”，“本地人、外地人、来到惠州工作就是惠州人”。四海皆兄弟，这个思想影响一代一代的惠州人。特别是现在它为引纳人才及劳动力，为惠州人的和谐社会建设，为推动惠州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 王宏宇：《惠州话的形成及辐射》，黄志忠、徐国安主编：《惠州地情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9月。
② 康熙十四年版《归善县志》卷二十《杂志•下》。
③ 乾隆版《归善县志》卷十一《赋役》127页。
④ 张友仁编《博罗县志》175页。
⑤ 康熙十四年版《归善县志》卷二《邑事记》。
⑥ 康熙十四年版《归善县志》卷二《邑纪事》。
⑦ 同[5]。
⑧ 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85页。
⑨ 同[8] 305页。
⑩ 同[8] 2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