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完文章的标题，不由感到一阵徨恐。内心在挣扎，笔尖在迟疑：我是否应该往下写，能不能往下写？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方惠成教学法”。在惠州的历史上，虽然不乏有讲课讲得好的老师，但从来没有授予“某某教学法”的殊荣。而“方惠成教学法”纯粹是我的杜撰。我是何许人也？也能随便给人“加冕”的吗？况且我一不是学生物的，二不是从事教学的，在孔子门前卖圣经，关公面前耍大刀，也太离谱了吧！但我沉思自问，在惠州读书十二年，经历了那么多老师，上了那么多课程，那能在脑子里没有一星半点痕迹和感受呢？趁记忆还没有随风逝去之前给旧事留下点痕迹，藉以寄托对老师的一段情思，不也是很正常的嘛！这就是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希望不要当真。杜撰只是标题内容并非虚构。

——题记

1953年我在广东惠阳高级中学读高中，那时主流口号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课本大多从苏联直译过来，其中有一门课叫“达尔文主义基础”，连课本的的名称都原封不动搬来了，大概是代替传统的“生物”课吧。有上下两册，教这门课的是方惠成老师。那时学生私下的口头禅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也就是说本来就非学生主观上属意的课程。况且凡是“主义”、“理论基础”、“原理”之类的课本和书籍通常都是纯理论性的，也就是较为晦涩乏味难懂的。要使学生对这门课有兴趣，学得进，理解得深，对老师无疑是一道难题。

那时候的教学条件很简单。大多数课程就只凭老师一张嘴和一本课本。说得极端点，讲课就是把课文口语化。如果老师口齿清晰，条理分明，轻重主次着力恰当，能让大多数同学听得明白就是一位讲课讲得好的老师。在学校中众口一词的好老师是胡永昌。胡老师是教化学的，不但课堂上讲得好，而且由于他长期经营和坚持有一个百多平方的实验室，还有助理。这无疑给这门课好马加了金鞍，这是其它任何课程所没有的条件。郑润君老师讲画法几何，讲相贯体时（如圆锥体和圆柱体相贯）相贯线是怎样的，如何准确绘成图，开始同学就是听不懂，缺乏空间概念嘛！郑老师很焦急。郑老师是炼举重的，浑身上下都是徤子肉，但就是使不上劲。后来在惠州找到一位手艺精湛的老木工，做了几个几何体相贯实体模型，这就直观了，易懂了。可见光凭课本，没有其他教材教具和其他教学条件配合，效果大不一样。

方惠成老师的达尔文主义基础课，这在学校完全是新开设的课程。课本也是苏译本的首次使用。标本、挂图、模型，幻灯片一概没有。如果方老师也只是照本宣科，学生也只能一桶浆糊，浆糊一桶，转腰子，赚吆喝，白费蜡。那么方老师又怎样解这道难题的呢？

与同学一起办了个展览会。展览会主题是生物的进化过程。生物不是固定不变的，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而改变着自己，这叫“变异”。每一种生物就是这样经过漫长历史过程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这就是进化。人也是进化的，俗语说人是马骝仔变来的。科学的说法是人由古猿，类人猿经过长期进化成为现代人。这就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精髓。方老师为了使同学明白这个道理，办了个简单的展览会。五班有个同学叫王佛印的（记不大清了）可能有家传技艺，就用惠州出产的红泥，经过筛选提炼，按当时已出土的头颅骨化石复原图泥塑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蓝田人等1:1半身头像。王佛印同学的泥塑具有很高水平，塑像维妙维肖，栩栩如生；红泥的颜色显得天然、野性而更加逼真。把资料和塑像按它存在的地质年代秩序排列，并比较它们的的异同，一条从类人猿到现代人的进化轨迹便跃然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种变异，或者叫进化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的依存关系，十分明显。这一展览不须老师口若悬河，长篇大论，同学们己经脑洞大开。同学们又是这一展览的亲身参与者，印象就更为深刻。

组织郊游观察、探索自然。年青人对野游有天生的热情。同时在紧张学习之余也要不可或缺的放松。在一个星期天，方老师便配合课程内容组织了一次野游。但可惜惠州己经没有不为人类干扰破坏过的原始森林和荒野了！于是方老师带领同学涉足西湖和它周围的群山林莽湿地之间。万物竞生、繁茂的自然令人心旷神怡。大自然真是一本详尽的教科书，我们看到了不同环境的多种多样不同的生存形态；看到了毛虫结茧，破茧化蝶；看到了竹丛中的蛇一身绿的保护色迷惑了我们的眼睛；看到了水蛇扑食青蛙，青蛙逃避、拼博、绝望、被呑没血淋淋的残酷场景，看到在密林中有的树鹤立鸡群，厐大的树冠抢夺着阳光雨露，使其周围的其他树木委靡凋残，难以生存；可在它的庇护下树根周围菌类植物却又茂盛生长……方老师现场作了分析和归纳。第一，生物的多样性和同一性。之前老师已要求我们在同一棵树中釆集三十多片叶子进行细心量度观察。即使同一棵树上每片叶子都差不多，但细加观察比对，确实没有完全相同两片叶子；人也一样，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人，即使双胞胎。第二，种间斗争和种间互助。如今时常有所闻所谓“森林法则”，就是你死我活，弱肉强食血淋淋的生存法则，或者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我们面对的并非原始森林，但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每个生物都是食物链中的一环，每一生物都得有保护自己攫取食物使生命延续的本能。但老师根据达尔文观点说：不能只看到生物生存竞争的残酷，也有相互帮助共同繁荣温馨的一面。如啄木鸟啄食树上的害虫助树健康成长，蜜蜂传花授粉等，这就是种间互助。三，生物与环境的依存关系。不同环境生长着不同的生物，同一生物置于不同环境就可能死掉，或者为了适应新环境而变异，在较长地质年代就会由量变到质变，形成新物种……

同学们都说“口讲不如身逢，耳闻不如目見。”这一堂野外课收获颇丰。

带领同学种番薯，探索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方老师为了证明土，肥、水、空气、阳光、温度、管理对植物成长的影响，除了在大自然中指证我们认识不同环境中的生物的不同，还在学校厕所旁边的一块空地上种了几畦番薯，其中一颗嫁接了月光花。番薯是大家熟悉的农作物，似乎没有什么奥祕，到了收获季节，虽然那里的土壤并不那么适合番薯生长，收成并不算好。但其中嫁接了月光花的那一棵，一棵就收获红薯二三十斤（方老师说他曾试验过收获达三十公斤），这让大家大吃一惊。方老师说，月光花是藤蔓植物，由于叶蔓非常茂盛，光合作用非常充分，从而积聚了较多太阳能量，所以与其他植株比较，虽然其他环境条件相同，但效果却完全不同。这不但使同学们充分认识到栽培条件（环境）对作物成长的巨大影响，也认识到杂交可以改变对环境的适应，优化种苗，从而改变性状。方老师说如果我们进一步改善环境条件，合理地选择父本和母本进行杂交，使优势更为突出，产量肯定还能提高。

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杂交和遗传。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两大论点。现在自然界中所有物种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米丘林因其在人工选择和杂交、遗传的贡献以及育种的成就，被誉为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方老师带领同学在课余时间，在学校大门外的池塘边开几畦地，种了番茄和马铃薯。并动手教我们嫁接，把番茄嫁接在马铃薯的植株上，于是就形成一种上面是番茄下面是马铃薯的神奇植物。收获时，枝头上挂满红宝石般晶莹剔透的番茄；而一刨土下去是累累一堆金子般的马铃薯。其时惊讶、兴奋堆满了同学们的脸上，这种印象伴我一生都难以忘怀。当然我们记得的不止是表象，而更是理论含义。方老师说，如果经过长期选育把遗传固定下来，说不定真的能人工创造出一种自然界没有的上面的人造植物。

我们的先人在这方面也有所创造，例如金鱼就是自然界所没有，纯粹是人工创造的绚丽多彩的物种，这也是除了自然选择以外人工选择成功的范例。

学习苏联在生物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和经验。达尔文主义基础课本下册主要是苏联的科学工作者在生物科学及农业技术上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是米丘林和李森科，在水果杂交育种上的成就，被称之为继承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还有如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轮耕种植（与豆类作物轮作让土壤固氮增肥）、团粒结构土壤理论、用进废退理论等等，方老师都一一从理论和实例方面加以诠释和演示。方老师还专程组织我们到马鞍奶牛示范场参观，观看奶牛准时自觉有秩序地去挤奶，这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的具体应用。让我们用皮尺去量度奶牛的乳房，——原来乳牛比起普通牛有如此巨大的乳房（据说苏联有的乳牛乳房周长近两米）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无论是否挤乳每天都要对乳房定时人工按摩，使其保护最好状态，不至于退化。这就是用进废退理论和实践，也是生物进化动因和结果。

那时，我们经常下乡劳动，有时方老师也去。看到一些能结合课文内容的生物现象，方老师也会叫停手中的活，向大家讲解。

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是改变我国落后农业面貌的希望，在当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向苏联学习的意义。

方老师难道就不在课堂上讲课？讲的。我还模糊记得达尔文主义基础第一堂课。他不像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一站上讲台就滔滔不绝；也不像刚毕业的年青教师怯生生不自信地老望着课本。方老师虽是青年教师但己盛年，已有多年教学经验。他站在讲台上微笑着环顾一周，在每一个同学脸上稍停数秒，似乎熟记每一张新面孔并向同学一一问好。然后转过身来在黑板上写了方惠成三个大字自我介绍。方老师说今天先不讲课，讲古（讲故事）。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得到飞快的发展，科学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但精神世界还是神权统治着的社会，上帝创造一切，创造人类，成了不可逾越的教条。在现实的社会中又是疯狂追逐利益的社会，大家都讲发财，英国政府派出许多船舰到世界各地霸占殖民地，抢掠财富。但有一位年青的科学家借官方的船到世界各地的机会，不是去殖民去发财，而是进行生物考察和研究。遇到许多艰难险恶，却矢志不移，攻坚克难终于写成《物种起源》这部巨著。奠定了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他的观点与世俗和宗教神学针锋相对，受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他坚持真理，立场鲜明地证明一切生物包括人类本身並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自然进化而来……这就是达尔文。方老师的故事在同学心中树立了达尔文伟大形象，给这门课打了底。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底说了什么？这时倒成了同学们深深的期待，激发了同学探索自然奥秘，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和向往。这似乎是劝学，但并不觉得是“讲耶稣”（广东人的俗语，意思是说教）倒觉得是春风化雨的浸润。

也许有人会问，怎么就没有提到“基因”呢？基因属于分子生物学的范畴，今天己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暁。的确，讲生物，讲变异，讲遗传，讲物种的改造就不能不讲基因。那么方老师当年又如何讲述的呢？——如果谁有机会找到当年课本，你可以翻开来看看，通篇是没有“基因”两字的。方老师也没有讲基因。其实当时分子生物学还没有提到日程上，但摩尔根的基因理论是有的，而且当时在西方世界流传很广。苏联认为基因理论是唯心论，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在生物学上的反映，是反达尔文主义的，也是反马列主义的，因而在苏联是受到彻底否定和批判，在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基因理论也就不可能进入我们的课本和我们神圣的课堂。这大概就是时代的不同了。

方惠成老师教“达尔文主义基础”课和别的老师、别的课程的教学不同，是较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课内和课外结合，书本知识与现实农业知识的结合，老师与同学结合。特别是在课外能开展一些活动，与同学一道，没有条件而创造条件，让同学直接观察事物，理解理论，认识理论。使局限于课堂教学而变成灵活的场景教学，使枯燥乏味的理论变得趣味和简单。这场景教学往往爆出惊喜，增加了这门课的磁力，也引发同学探究自然奥秘的乐趣。我们高中的学习任务比较重，压力比较大，当学习生活比较沉闷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到这门课给我们增加了负担，而方老师的课外活动反倒活跃了我们的生活。方老师的课外安排较多，但安排恰当，像弹钢琴一样从而弹出动听的交响乐章。我对教学是门外汉，我也从未从事生物和教学，不可能有专业的，切中肯綮的评判，我的看法也可能偏颇甚至错误的，希望阅者指教。但数十年后，我觉得在高中所学的课程中，仍然在我脑袋中留有较深刻印象的是方老师，是方老师这一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