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古谁无死”。死，作为人生的一种自然归宿或终结，是人类无法回避，无法解脱，无法超越的现实问题。古人对这一自然现象无法解释，认为人有灵魂，并且不会消失，人死亡，不过是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

上古之世，人类穴居野林，生活十分艰难，自然对遗体的处理也极为草率，或抛尸于野外，或埋于土中，无衣衾棺椁可言。这便是《周易•系辞下》所说的“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到这种作法与禽兽无异，认为死亡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而送死，乃是为人子应尽的孝道。《诗经•蓼莪》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牯，无母何恃”！又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历代统治者还抓住丧葬社会功能，极力推崇以孝为本，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基础。

埋葬有多种式样，有土葬、火葬、水葬、天葬、野葬、瓮葬、衣冠葬等。自从私有制产生以后，丧葬的等级性也产生了，统治者推崇厚葬，不论何种葬法，都大肆奢侈铺张。尤其是土葬，儒家认为人死后应“入土为安”，占用大片土地营生墓冢，使用大量的陪葬品，礼仪十分繁杂。

火葬，又称“熟葬”，是我国古代比较流行的葬法，历史悠久。考古发现，我国在史前已有火葬。如1945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临兆寺洼山史前文化遗址，发现一座墓中有3个灰色大陶罐，其中有一个盛有人体火化的骨灰，它有力证明，火葬在中国自古就有，并非印度传人。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佛家葬俗开始在佛教徒中迅速流行起来，并对中国传统的儒教丧礼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火葬（荼毗火葬，又称闍维），对于佛家来说，死后经火化可升天，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正果。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就是死尸经火化不会污染环境。唐代永昌元年（689），虎丘山寺僧瑗病终前谓弟子曰：“吾闻尸所到处，便为秽恶，出就别方，乃称离罪尔”。要求死后“依外国法”（指火葬）。

五代时期，荼毗火葬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因而由佛家向俗家扩散。宋元时期，是历史上火葬最为流行时期。统治者虽申令禁止，但由于火葬具有方便节俭好处；还有火葬后骨灰容易处理，或只需陶罐盛装埋于地下，或干脆将骨灰撒向江河，因此广为当时百姓采用。政府的禁令也只是空文。南宋的户部侍郎荣薿说：“臣闻吴越之俗，葬送费广，必积累而后办。至于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其实，不仅贫下之家率以火化为便，就是富人家也是如此。

惠州近年出土了数量不少的唐宋两代火葬后盛放骨灰的葬具——陶魂罈。这些魂罈都是埋于距地表1米处，一般是两个放在一起（很可能是夫妇罈）。罈的样式大小：通高40至60厘米不等；腹径30至40厘米不等；罈腹饰手捏火焰纹；盖捏塔式火焰纹或在盖外围环塑数个佛教菩萨。

明代初年，承宋元遗习，各地仍盛火葬。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令天下郡县设义冢，禁止浙西等处火葬、水葬，凡民贫无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立义冢，敢有徇习元人焚弃尸骸者，坐以重罪，命部著之律”。此后，在明清统治者的多次严令禁止下，火葬风气逐渐趋弱，几乎绝迹。

火葬，因其有方便节俭，不占地或少占地，不使环境污染等好处，现代又受到人们的推崇。

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试按13亿人口，死亡率为5‰计算，一年全国要死6500000人，如果土葬，平均每人占用4平方米土地，一年折合要占地39039亩，我国人口基数大，如果任土葬延续下去，不用很久，我国将无地可耕。如今政府提倡火葬，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城市明令火葬，的确是利国利民的举措。现在又提倡树葬、水葬、海葬，更能节省用地，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积极响应，模范执行，为子孙后代多留下一份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