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书香门第、小康之家，曾经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先父杨固初终生从事桑梓教育事业，先后在惠州城内的两等小学、昌明小学、区二小学及“大中”初级小学等校任教师、校长等职，后来被推荐负责筹办惠州城内第一所半工半读的职读学校（相当现在职业中学），建成后被委任为该校首任校长；最后他于1929年11月间与叶史材先生一起筹备创办了惠阳县立第一中学（即现在惠州市一中）。叶先生任该校校长，他任总务主任。与此同时，他还被推荐担任惠阳县教育会副会长。在我们家庭中，我共有兄姐九人（其中四个哥哥不幸早年病故），我排行第九，因年纪最小，父母特别疼爱，兄姐们亦关怀备至、呵护有加，因此在孩童时代生活非常幸福。6岁那年我进了幼稚园，7岁开始念小学。在全班同学中，我年龄最小，个子不高，人品淳厚，有点小聪明，学习成绩较好，同学们都喜欢与我为伴，非常友好。但他们却不喜欢叫我姓名，大家都叫我为“俭仔”。反正称呼一句，叫什么都无所谓，听惯了反而觉得亲切。那时候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幸福童年，我自己亦感到心满意足。

孰料风云突变，好景不长。自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节节败退，局势急转直下，1938年秋广东告急。同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从惠阳大亚湾登陆，并派出飞机轮番空袭惠州，进行狂轰滥炸，情况危急。时国民党驻惠151师师长莫希德贪生怕死，不战而逃。惠城老百姓闻讯奔走相告，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当时，父亲预感到惠州即将沦陷，便当机立断，吩咐家人立即收拾细软和被盖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准备疏散；同时跑到北门街去帮助我外婆雇只小船返回其原籍水口镇红藤乡严福地村避难。然后又匆忙赶回学校去做好撤退善后工作。父亲安置完毕回到自己家中时，已是深更半夜。第二天凌晨，我们全家十口，老的老，少的少（老祖母高龄七十一，小侄儿只有六岁）在父亲率领下，扶老携幼，母亲和大哥、大嫂等人均挑着一担衣物，而我和七哥八哥等虽然年龄只有十至十四岁，但每人亦背上一个小包袱，离开家园艰难地匆忙逃难而去。

当日，我们先雇了一艘小船逃到水北望江村一亲戚家暂住，过了几天，见日军并无退意，父亲又率领全家转移到老祖母娘家原籍万年乡去避难。离家出走后，父亲重任在肩，一路上扶老携幼，担惊受吓，乡间水土不服，加上那时候我的六姐——父亲唯一的掌上明珠正在惠阳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与全班同学一起到广州集训，惠州及广州先后沦陷，彼此失去联系，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他老人家因而更忧心忡忡，终日寝食不安。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抵达万年乡不久，父亲便不幸染上恶性虐疾，卧床不起。自父亲病倒后，我家生活便开始蒙上阴影，全家老少不得安宁，愁眉不展。当时，我年纪尚小，看见父亲重病在身，心里非常难过，但却无能为力。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就是终日守候在父亲病床前倒茶递水，听从使唤。但日子长了，整天困守家中闷闷不乐，有时亦会偷偷地溜到屋外去玩耍一会。事有凑巧，有一天下午，我走到附近农田看见一群小孩正在田间用稻草烤甘薯。我自小生活在城市，第一次碰见此事，感到很新奇，全神贯注地看他们操作，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便拔腿奔跑回家。跑到一个下坡路时，突然遇上一头水牛犊从左边横冲过来，我躲避不及，被牛头撞中左手手肘，当场倒地，几乎晕过去。待我爬起来时，左手肘已经浮肿成小腿模样，内心非常惊恐，哭哭啼啼地一步一拐走回往处。父亲当时正重病在身，见我遭到意外之灾，立即叫大哥请个农村跌打土医生诊治。初步确定我是手肘脱臼，按摩了一会，便用青草药煮烧酒，冷却后包扎在患处。据他说这种脱臼消肿后，只要接回原来位置，很快便会复原痊愈。那时候，全家人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给父亲治病，对我的手伤未引起足够重视，以为敷了药就会好转，孰料一时疏忽大意，竟铸成大错，这是后话。

我们全家在万年乡住了20多天，闻悉日军拟长期占驻惠州，成立了一个敌伪“维持会”机构，动员逃难四乡群众回城定居，可发给“良民证”，保护人身及财产安全云云。当时父亲有个同事刘××（系惠阳县一中美术教师，曾留学日本攻读美术专科，谙日语），已返回惠州并在敌伪“维持会”里任翻译官。他听闻父亲在乡间患上重病，曾派专人到万年乡动员我们返惠定居，并答应设法请日本军医与之治病，大肆宣扬日本军医如何医术高明，保证药到病除。当时父亲虽重病在身，但神智非常清醒，对日寇在惠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恨之入骨。如果自己返惠投敌求医，就算把病治愈，势必被日寇牵着鼻子走，当上汉奸走狗，迫害自己的同胞，出卖自己的灵魂，将来决不会有好下场。纵使自己客死他乡，亦光明磊落，问心无愧。于是便断然拒绝返惠求医。父亲这种深明大义、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永远铭记在我们家人的心中。

在那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由于条件限制，农村缺医短药，父亲的病情日趋严重。当时，我们的老外婆闻讯非常焦急，便叫我表兄赶来万年乡，动员我们迁往红藤乡去，那里环境比较安静，亲戚较多，便于照顾及养病，且离惠州城较远，相对安全一些，不受日军干扰。于是我们全家又雇了只木船迁往外婆家去。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老外婆在逃离惠州城时，因担惊受吓，亦卧病在床，这一来更增加了父亲的思想负担。父亲自逃难离家出走后，仅一个月时间，三迁住地，舟车劳碌，忧国忧家，自己与老岳母重病在身，女儿失散，生死未卜，幼子跌伤左手，尚未痊愈，逃难时随身携带的钱财亦花去大半，正是贫病交迫，四面楚歌，困难重重。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父亲病况急剧恶化，全家老少都很焦急，但却无能为力。记得父亲在临终前一天，他已经不大会讲话了，双目望着我招手示意，我迅速移步走到他的床前，他艰难地伸出右手示意叫我坐下来，用嘶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询问我左手伤势情况，足见他爱子心切，真是天下父母心啊！为了不让他老人家担忧，我强忍着疼痛，若无其事地把左手高高举起，并前后左右摆动，表示基本“痊愈”。他看见后面露笑容，频频点头。这是我力所能及地在父亲弥留人世的最后日子里带给他精神上的最大安慰。但是厄运终于降临，第二天凌晨他老人家便含恨而终，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三岁。他正当年富力强、事业有成的时候，便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父亲临终前，双目怒视，表情愤慨，伸出六个指头。据我们理解：他是在控诉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极大灾难和痛苦，以致流离失所、家散人亡。他伸出六个指头，就是惦念我的六姐不知流落何方？！而双目怒视则表示死不瞑目，做鬼亦要找日本法西斯分子清算他们在中国大陆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

我们全家在哭声喧天中万分悲痛地送别了我们最最敬爱的父亲，由于当时种种条件所限，只能因陋就简料理好他的丧事。但伤心泪水尚未流尽，孰料祸不单行，翌日中午我们的老外婆也因病撒手尘寰；接着我们那双目失明的大妗母又不幸摔死家中。在短短的三天时间内，我们竟先后痛失三位亲人。这些血泪斑斑的人间惨剧，就是日寇入侵惠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同时，更激起我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正是国仇家恨，没齿难忘。

同年十二月初日寇撤离惠州，闻讯后我们全家走到父亲坟前拜祭告别，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红藤乡，便雇船返惠。在县城包公巷码头上岸后，途经水东街时，只见到处断壁残垣，满目凄凉，令人触目惊心。行到东新桥头，才发现这座大桥在日军撤退前夕已被炸毁。于是只得绕道到晒布场走木桥回家。刚踏进六角巷故居家门，即发现大厅内堆满了一大堆已经烧焦的木柴及木制家具，地下四周都是木炭灰烬。估计是日军撤退前点火焚烧民房遗留下的现场。幸得天公庇佑，尚未酿成火灾，总算保留了一个栖身之所。但家中所有值钱的衣物，已被掠夺一空，损失惨重。此外，父亲生前在我家祖屋右侧购置的另一幢房屋，则被烧毁了三分之一。一个大好家庭，从此便一落千丈，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

父亲在生时，他是家中的顶梁柱，家庭生活主要靠他维持。他去世后，千斤重担落在大哥一人身上。虽然过去有点积蓄，但全家九口嗷嗷待哺，借贷无门，坐食山空，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当时政府在中山公园内设救济点，每天两餐发放饥民粥救济难民。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迫于无奈，全家六口（母亲、大嫂、三个小兄弟及小侄儿）每天早晚两餐均前往中山公园排队候派饥民粥，赖以为生。但由于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加上我当时手伤未愈，怕招人碰撞，处处提防，不敢往人群中挤迫。往往在饥民粥派发将完时，候派队伍秩序大乱，人群一拥而上，我只能退出重围，饿着肚子空手而归。这种艰苦日子过了约一个月，惠州成立了一所“难童教养所”，于是我和八哥，以难童身份报名申请，获准入读该所五、六年级。在所内每天除了上学念书外，还供应两餐稀饭，家中总算解决了两个人的吃饭难题。那时候，我的左手肘伤虽然有所好转，但已变形，只能垂直摆动，不能弯曲。母亲与大哥发现此一情况，更痛在心头。为了我终生幸福，再次请来惠州跌打医生为我重新做手术。经过一段时期的敷药治疗，已可以随意伸曲，不再疼痛，情况比以前好转。但因当时医疗设备落后，医师技术有所局限，结果始终无法完全恢复原状，手肘不能全部伸直，有些变型，以致造成终生遗憾。

我们返家定居两个多月后，突然收到六姐来信，欣悉她在广州沦陷前两天已安全转移到曲江县，并且已安排了工作。这真是喜从天降！与此同时，大哥在父亲生前亲友的大力支持下，与人合伙经商，家境亦逐渐好转。1939年秋，城内各小学恢复上课，我们三个小兄弟亦有幸返回原来的学校去继续升学念书。至此，我的苦难童年亦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