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采访郑伯是最有趣的事情。别看他近90岁高龄，一口假牙。一说话，时不时要用手扶一扶牙腔，但一点也不影响他的自嘲水平。他指着假牙说，全是假的，说话不能大力，一不小心，牙齿就会掉出来。说完自已先笑得嘎嘎声。笑完又继续拿自己开心：我这人啊，就是老鼠上称钩——喜欢自己称自己。哈哈哈。

生于1927年的郑伯，记忆力好得连我这个60后都自愧不如。他记得1945年那年在乳源当小学教师时，写在黑板上的打油诗——五月五日端阳节，师生揖别各回乡。有钱人家鱼和肉，没钱人家食粥汤。哎呀哉，哎呀哉，哎呀哉，冤枉……结果就是这首忘记抹掉的打油诗，暴露了自己积极靠近共产党的进步青年身份。当他节后从家乡赶回学校上课时，隔壁一个以打竹笠为生的老伯告诉他，前几天有国民党联防队的人来你宿舍搜查，还问，教书先生怎么样？我说人好得很。那个人还把你厨房的柴木都翻起来查看。那一年，郑伯17岁，没什么战斗经验。一听，心里慌了神，因为一些地下党的宣传标语和文件，就藏在柴木下面的地洞里。于是，上课时，郑伯佯装镇定地对学生们说，家里有事，放假一天。然后连夜逃回家乡，随同另三位爱国青年翻山越岭，投奔东纵游击队去了。从此，郑伯随着东纵游击队在佛岗、新丰、英德交界处的深山密林里，与国民党打拉锯战，兜兜转转，转眼就是4年。

他依然记得，1949年8月1日，北江司令部在江下村开大会。司令员上台宣布，从此，我们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大家都上台表演节目。有表演白毛女的，还有一些村民把被子披在身上，扎两个角当牛角，就跳起了舞春牛。正玩得兴高采烈，突然有哨兵来报，有2000多名国民党从广州出发，围剿北江司令部，现在已到离此不到十华里的姚田村了。我插话问道，司令部当时有多少人？郑伯伸出两根手指，200多人，包括香港、新丰、英德等周边的战士。一听说敌人来了这么多人，大家都有些慌了。司令员却镇定自若，叫大家不要慌。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成几个队，分批撤退。我们同来的四个人，另两个被分到电台组，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张哥分到北江司令部革命干部学校去学习。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到一个女声喊我们集合。听声音，知道是一位年轻女战士。当时我还在想，哦，这女的好厉害啊。后来才知道，她叫戴敏，中山大学高才生。

他清楚地记得，他们20多名学员跟着黄敏往茶园方向走去。山高林密，又不敢点火照明。他就紧紧拉住张哥的衣襟，亦步亦趋地往前摸着走。队伍拉得很长，为保证不要掉队，就从前往后一个一个地传口令。结果因为各地方言不同，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快到茶园司令部时，前方说，不要怕，不要怕，到了自己人的地盘。结果，传到后面，就变成了——敌人！敌人！——就像炸了马蜂窝，他们这些新兵心想，黑灯瞎火地走了一晚上，却走进敌人窝里了，那还不赶快逃命啊！大家四散开来，不辩东西南北。有的踩进水田里，拔出脚，鞋却不见了。哈哈哈。他跑着跑着，一脚踏空，原来掉进河岸下了。好彩被树藤网住。正懵懂着，噼里啪啦，继续有人掉下来砸到他的身上。没有光，看不清是敌人还是同志啊。他们就互相摸索。因为游击队装备简陋，战士穿的是对襟衣。而国民党穿的是有铜扣的制服。因此，如果摸到是对襟衫，他们就拥抱着互相安慰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是自己人。如果摸到是铜钮扣的，他们就把人往旁边一掀，拚命跑开。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些穿铜钮扣的是香港游击队员。

他居然还记得，当年香港游击队员唱的流行歌。郑伯说到这里，仰首向天大笑起来。然后双手在全身比划，说，第二天早上天亮了一看，我的全身上下，全是伤全是血，衣服也是东一个洞西一条布的，又冷又饿。到晚上，政治部林主任出来说，不要怕，粮食马上就来了，国民党已经回广州去了，我们今晚继续召开庆祝大会。然后，香港的游击队员又唱又跳：“太白山的石头硬又平啊，如果你要嫁我就跟着我马车来”——郑伯的广东普通话本来就不标准，加上又漏风，我费力地听了半天。总觉得这首歌，曲调好熟悉啊，可就想不起是什么歌。我就说，这歌怎么这么熟悉，好像“大坂城的姑娘”。郑伯在一旁肯定地点了点头，就是这首“太白山的石头”啊。我掐指一算，王洛宾的这首“大坂城的姑娘”成名于1938年，而郑伯听到时已经是1949年。恍然大悟，香港果然不愧是“东方明珠”，一直是流行最前线。

他还记得……如果不是时间太晚了，我还真想听他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战斗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