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坤延（1925～2006年）是我的老领导。他1940年入党，1945年参加东江纵队。一个青年战士在党的培养下，到广州解放时已成长为营级干部。解放后参加土改运动，然后转业到地方，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1965年秋，从和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岗位，调来惠阳专区气象局任副局长。

2006年他因病逝世，如今他离开我们八年了，他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和平年代对人亲和的事迹，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浮显。他的音容笑貌似乎仍时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教悔永远记我心中。

东纵原司令员郑群说：“曾坤延是东纵二支队的一名战将，他率领的连队英雄善战，能攻能守，是一支信得过、靠得住、打得赢的队伍”^[1]。

他调来专区气象局时，全党正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气象局设立政治处，由他兼任主任。此时，我也从技术岗位上调到他身边任宣传干事。在与曾老相处的过程中，深感他是一位好长者、好领导。现将感受最深的几件事记述如下。

做官一时  做人一世

1981年，他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惠州后，按常规经过省党校培训的人，都是提拔重用的。组织上有意安排他到盐务局任正局长，但他觉得在副局长岗位上已干了二十余年，做官一时，做人一世。不管组织上怎么做思想工作，他都坚决要求组织按党的政策给他离休。那时，他距花甲之年还有好几年。这种不为官、不为权、不为利的高尚风格，比之于一些年过花甲，仍赖在官位上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反差啊！

其实，他离而未休，一直在做不在官位不挂官衔的实际工作。经常深入革命老区，调查了解那里的生产、生活和当年战死沙场战友们亲人们的情况。他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广大群众尤其是烈士亲人的呼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纸写回忆录、游记，既对英烈们寄托哀思，又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另一方面，他用脚当笔，广大革命老区当纸，走访曾经战斗过的老区基层干部、群众。他的笔耕生涯颇有成效。国内十几家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感染力很强的各类文章。当年他的上级、同级或下级阅读到他的文章时，都觉得当年他枪杆子耍得很出色，如今笔杆子又成了他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原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在《硝烟里的回忆》中的题词：“戎马生涯英勇善战，能武能文难能可贵。”

许多读过他的文章的人，都劝他把文章汇集成册，作为精神财富传给后代。初时他并无这种想法，他觉得书是给人看的，读者看了必然有赞扬、批评甚至漫骂，踌躇了多年之后，2002年底，才由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汇编成书，由原中国人民政协副主席、广东省省长叶选平题写书名正式出版。该书除收集了他43篇文章约12万余字外，还附有大小照片95张，18位当年他的上级、同级或下级后来成为国家或省级党、政军领导人的题词。

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对其个人英勇作战的事迹几乎没有几句话。回忆当年战斗都是记述上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同级基层领导如何贯彻上级的作战意图，下级战士如何英勇善战等情况。其实，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比其他战友更加英勇善战。1948年11月的狮子脑山激战，就是其中的缩影。他的连队担负诱敌任务，把全副日式装备的广东保安一团的一个加强连，诱入严尚民、郑群事前布防好的“口袋”。执行任务时，他带领连队边打边退，以诱惑敌人，到后来敌人越追越快，他看到敌人进入早就布防好的伏击圈时，快速爬上狮子脑山，向指挥首长报告。爬上山时他已累得筋疲力尽，见到首长那一刹那，已无力支撑身驱而躺在地上，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郑群见状，关切地问：“是否负伤啦？”他摇头指向山下，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支队领导明白了诱敌成功。敌人中计，进了早已布防好的阵地，便组织火力歼灭敌人。这一仗击毙敌70余人，活捉50多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60多支等一大批战利品。

曾坤延离休后，在深入老区调查的基础上，与老区人民共同商量筹建革命烈士墓园。他把《硝烟里的回忆》在社会上出售的书款，扣除成本后，全部捐给塔岭革命烈士墓园。后因经费不足，他又将自己微薄的离休费积蓄的6万余元，也捐赠去建烈士墓园。该墓园成为河源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这位不贪恋权势的离休干部，离休20多年来，为党为人民，尤其为革命老区人民做的好事，从数量、效果来看，都比他当几年正局长要多、要好。25年的离休生活实践，使他深深体会到党的群众观点、群众立场和群众路线，是党安身立命的根本路线。

当官牢记民间苦  为民解忧心则安

1958年是中华大地掀起“大跃进”运动的第一年。新闻媒体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新高，随后，浮夸风席卷全国各行各业。紧接着天灾、人祸影响下，我国出现了1959～1961年严重经济困难。此时，曾坤延在韶关专区机电局任副局长兼粤北农机厂党委书记。

瞎指挥的1959年，在“一大二公”的情况下，广东多个地方出现了并县风，连平、和平两县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有差异，决策者们未认真考虑，更无听取两县的人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并县后，经过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整风整社，使原和平县公社副社长以上，县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情绪非常低落。90%以上干部严重挫伤。极大地影响了两县干部的团结，致使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难以恢复。当时，无计可施的县委书记肖平同志向韶关地委请求，从地委机关抽调一位在连平、和平都有威望的处级干部回和平工作。使大伤元气的干部，通过调整、落实、团结稳定下来，扭转干部队伍中“一筹莫展”的精神状态。

韶关地委觉得肖平的请求符合毛主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的指示。于是，地委常委经过研究、讨论和挑选，最后选中了曾坤延同志，并寄予厚望。地委领导找他谈话时，还把和平县党代会上，他是唯一全票通过的县常委信息透露给他。和平是他第二个故乡，但“大跃进”带来山河破烂，问题多多，积重难返。他犹豫了几个月，从个人愿望来说，实在不太愿意再回到原来熟悉的地方工作，在政治运动多过吃饭的年代，带来许多消极因素，使他“听而却步”从而未及时前去就任。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学习之后，念着老区人民的热切期望，特别是政治学习中，读到焦裕禄“共产党员应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2]这时，他回想起战争年代，那一次自己不是接受最危险、最艰巨的战斗任务？他觉得为官应牢记民间苦，过去拼死是为老区人民翻身解放而英勇战斗，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有视国家困难为已任的舍生取义的精神。最后，他想通了，按党组织的要求，带上妻儿子女，重返曾经流过血汗的旧战场，决心与老区人民共闯难关，去努力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面貌。

他到和平县后，首先深入干部、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呼声和意见，然后与县常委们一起认真研究连平、和平分县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讨论之后。向省委反映，说明当初并县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合广大民众的民意。后来的实践证明连和不分县，不可能解决该地的生产问题，更难以解决和平县挨批、受整的干部问题。直至1962年8月，一直不同意分县的广东省委，最后批准了连和分县，折腾了三年多的劳民伤财、干部裂痕很深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分县后，曾坤延仍留在问题多，难题成堆的和平县任县常委、组织部长。他从心底里明白；在和平县工作要比韶关艰苦得多，怕艰苦就不能革命；越艰苦越能锻炼人。过去在这个地方连死都不怕，今天的艰苦还怕什么。于是他一干就是五个春秋，直至老区人民生活确有改善，广大群众和各级干部积极性调动起来的1965年，才调到惠阳专区气象局任副局长。此时，他从内心感到为民解忧心才安的快慰。

坚信乌云难遮日  严冬过后绽春蕾

1966年～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3]。事后，中国人民认为这十年“浩劫”是无限上纲，黑白颠倒的年代。曾坤延的遭遇是千千万万老干部中的一个。

1968年春，一次地专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一个专区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仅凭和平县一群众组织的一份传单，就在大会上点名原东江纵队领导成员中的陈（景文）、罗（南星）、曾（坤延）、钟（振常）为叛徒集团，同时，批评专区气象局的革命群众嗅觉不灵。并马上派人到气象局把曾坤延监护起来，以后关进看守所。

其实，传单上写的4人，都是当年和平县委常委。其主要依据，对已有6年党龄的曾坤延来说，是1946年6月东纵北撤后，他按组织布置暂时隐蔽下来，到汕头商船学校读书。当时该校与其他中等学校一样，不少青年学生被拉入三青团，为国民党以后反共开展内战作准备。在文革这个人妖颠倒的岁月，占据一定领导地位的人，不顾事实，既不调查又不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就把不少人参加三青团，推论曾坤延也一定参加的“结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亲自参与了曾坤延有关政历问题的调查、审案工作。找过许多他当年汕头商船学校的同学，无一认为曾有参加三青团组织，也反复查阅过敌伪档案中该校三青团员的花名册，并未见到曾坤延的名字。从而否定了他参加过三青团的“结论”。

曾坤延从1968年受审至重新安排工作的几年间，蹲过看守所，关过“牛栏”，挨过大会批判，小会斗争，还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漫长的日子里，他保持冷静的态度，不怕苦不怕累，不讲假话，坚信真理会战胜邪恶，坚信乌云难遮日，严冬过后绽春蕾。

历史正像曾老坚信的那样，“四人帮”倒后，祖国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时，他成为我党喜爱、人民尊重的革命老干部，成为我们晚辈们学习的榜样。

参考资料：

《硝烟时的回忆》，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曾坤延著，2002年12月出版。

1996年11月，曾坤延（右）与郑群（左）重上大湖狮子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