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8月 24日，在一个叫钟宣的老人逝世两周年之际，市作家协会、市中华文化促进会和广东百业投资集团，在富丽堂皇的凯宾斯基酒店举行“纪念钟宣暨《文化的精灵——— 纪念钟宣》首发式”。

下午三点左右，华丽的大堂入口签字处，便陆续出现一些衣着得体、气质不凡的男男女女。从年龄上看，跨度较大，有老中青各不同年龄段的人，让人不难猜出，这是一个较高规格的宴会。从签名处得知，老人生前的文朋好友和市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就来了100余人。钟宣是何人？又何以在他生前逝后，有五、六十位文朋诗友和外地作家自发地撰写文章，学习他、凭吊他、怀念他？《读钟宣》和《再读钟宣》曾在惠州先后出版，惠州日报、东江时报、惠州文艺、东江文学也曾编撰专栏、专版文章怀念钟宣，形成惠州作家群中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它被惠州资深作家、报人钟逸人先生归结为——钟宣现象。

钟宣只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文人。但在惠州文化圈里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非他的作品有多么厚重、多么深刻，而是他那种超乎寻常的文化自觉性，和穷尽一生对文学的痴情追求的精神，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激励并影响着他周围的一帮文友，为当地文学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斯人已去，精神常留。更可贵的是，钟宣先生的儿子钟期——广东百业投资集团董事长、中国小小说“双刊奖”理事会理事长、惠州市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秉承父志，在10多年的岁月里，始终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自觉地行文化之大义，延续着父亲的文化血脉，默默地为文明惠州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出钱出力。他每年都把企业40%的利润回报给社会，其中相当数目用于发展惠州的文化事业，为文化惠州书写华章。钟宣、钟期父子俩人将自己的幸福与文化惠州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惠州文化的名片上铭刻下爷俩深深的印记。

真可谓：钟氏两父子，深结文化缘，振兴为己任，代代勤耕耘。挥洒满腔情，栽柳荫后人。

上  篇

叶对根的依恋

1952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的时候，一个英俊潇洒，穿着一身雪白笔挺的沙土绢西装的年青人，经过十几天海上的艰苦航程，辗转回到祖国的怀抱。当他一踏上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时，热泪止不住地涌出眼眶：“祖国，我回来了！你是我的根啊……”

他就是自小就有狂热爱国激情的钟宣。在他身后，站着母亲、弟弟和妹妹；站着姑妈和她的两个女儿；还有二十多个被他和发小、挚友罗国良动员、劝说回国的华人眷属，多数是参加过马来西亚游击队活动的热血青年及家属。

童年时光

沙巴州即北婆罗洲，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北加里曼丹，现属马来西亚。它靠近赤道、终年炎热多雨。1874年沦为英属殖民地。殖民者在当地推行优待马人、排斥华人的政策，认为华人会对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构成挑战，于是享有与华族不同的待遇和特殊地位。华人始终处在被动受控的地位，长期不被接受为合法公民，后来，为了独立的需要，才在公民权问题上让步。但马来社会的让步是以马来人须继续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继续享有特权为先决条件的。抗战时期，为抗击外来入侵、争取国家独立，本地共产党和进步华人做了大量艰苦而英勇的斗争。钟宣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成长并早熟的。

在马来西亚有个叫新巴岸的地方，因热带雨林气候的优势，形成了许多小庄园。其中有两个相邻的华人庄园，距离仅有两三里地远。庄园里各有一个小少爷，他们从5、6岁起就成为很要好的玩伴，几乎天天泡在一起。一个叫钟宣，一个叫罗国良（现已退休的惠州学院副教授）。

罗国良教授对他们父辈创业经历的回忆是这样写的:“为了创建家业，我们父辈到了南洋首要的任务就是开荒。但我们父辈开的这个‘荒’却是原始森林。丹南的原始森林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树叶茂盛，遮天盖日，地面空阔，没有小树，落叶足有五六十公分厚；树干笔直，一般的树干直径都有五六十公分，高七八十米，大的树直径有一、二米，个别粗壮的直径有四、五米，高百米以上，远看过去，高耸入云。这些树，都是板根，直径四、五米的大树，其板根就占地三、四亩。所谓开荒，就是先把这些大大小小的树砍倒、晒干，然后轮番放火，直至全部烧掉，然后部分开垦成良田，部分开成旱地。我们开的荒都有一二百英亩或二三百英亩，宣哥的父亲侧重种橡胶，咖啡、柑桔；我父亲侧重种烟草、水稻。一二百英亩的田地，橡胶成行，稻田成片，房前屋后种上香蕉、水果，这就是诗中提到的‘业宏开’了。从热带雨林到‘业宏开’，至少要经历十年的时间。十年！我们的父辈们流淌了多少汗水和泪水啊！”

早期的革命影响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生长在马来西亚的钟宣曾是当地一个小庄园主的儿子。原本不愁吃不愁穿，怎么会闹起革命呢？这还缘于其父。钟宣的父亲钟观乔，在抗战时期曾是马来西亚共产党在丹南埠的一个地下交通员

三十年代他飘洋过海，到南洋后先与舅父张米升合伙到丹南埠乌累（地名）开垦种植一个橡胶园，5年后当橡胶可以收割时，他却把自己的那一份委托给舅父经营，自己又举家迁到新巴岸，在此购置了一块土地，建造房屋，修筑道路，种植了橡胶、咖啡豆和各种水果。不久便成为一个小小的庄园主。想不到的是，1945年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日本人打伤了腿部，后来又合并感染上肺病，经过近一年的治疗终未能挽留住他年仅54岁的生命，于1946年冬去世。父亲去世前，把全家人叫到病榻前，用骨瘦如柴的手抚摸着钟宣的脸说：“沐仙（钟宣的乳名），爸我走的太早，没能把你和弟妹抚养成人，把一家老小的重担过早托付给你。你可以投亲靠友，也可独自把家担负起来，毕竟我已给你们留下一份家业。你要记住我们是客家人的后代，迁徙漂泊别忘了我们的血脉，不要对我们过番创业感到后悔，人生永远不吃后悔药。将来条件允许，你也可以带全家重回祖国，去过新的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坚强，要自强不息，切不可忘掉我们的根……”

其父的猝然离去，让年仅13岁的钟宣一夜间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他不仅要照顾因过度悲伤哭瞎了双眼的母亲，还要考虑8岁弟弟和5岁妹妹的生计。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经营打理庄园，一个13岁的少年过早地担负起了生活的重任。每天他一早起床，割橡胶、收咖啡、种水果，承担起所有成人们所做的一切……

钟宣从小时就有极好的人缘。每到收获的季节，他常常是一呼百应，一大帮小伙伴常常来到他家的庄园里，义务帮帮他采摘果实，割胶，还帮着运到火车上卖给收购商。那段时间，辍学在家的钟宣一边管理庄园，一边刻苦自学文化，并每天坚持习武。他性格活跃、早熟、聪明淘气，而且还是一个有思想、有志向、敢想、敢为，有着很强号召力的孩子头。

罗国良哥哥在一家小学任教，那家学校的校长邱新谋是“微星社”（马来西亚共产党外围组织）的创办人，他哥哥也成为该组织的成员。钟宣和罗国良这两个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很早便受到革命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少年时期就开始参加“微星社”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基本半公开化了。在“微星社”组织参加的示威游行队伍里，常常可以看到两个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身影。他们也模仿着大人挥臂大声呼喊口号：打倒殖民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两个小家伙年纪虽小，但革命热情很高，天不怕地不怕，勇敢地参加了马共外围组织的许多活动，这就是年少有志的钟宣和罗国良。

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令，马共随即被宣布为非法。英军的迫害行动使之转入地下，走入森林武装抗英；华人在紧急法令下备受苦难，凡刚直方正的抗暴者多被驱逐出境，大多数勤劳俭朴的老百姓则陷入水深火热境地。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目的是争取华人利益，但也表明反共立场，不与马共同流。罗国良的哥哥不久便被学校开除了。“微星社”的人之后也走的走跑的跑。在危难之时，年纪不大的钟宣和罗国良却接手了“微星社”的工作。他们把活动重点放在了宣传革命思想上，与香港一个叫章明珠的人取得联系，几个人凑钱寄到香港皇后大道41号明珠书店，购买了许多进步书籍。当时买回的有马列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新观察、论国民政府和文汇报等进步刊物，也有一些中国古典名著。买回来的进步书籍都藏在罗国良家里，他们私底下借给邻居和青年人看。向他们传递祖国的信息、传播革命思想，扩大祖国在海外华人心中的影响。钟宣当时分工为组织部长，罗国良是宣传部长。他们经常在劳动之余，与一些年轻人悄悄地聚在一起，交流进步思想，讲述彼此的看书心得，出色地在异地他乡传播红色火种。他们还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都是当地政府明令禁止的。通过“微星社”星星之火的燃烧，一批进步的青年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在钟宣和罗国良的带动下，冲破了重重阻碍，先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艰难的回国之路

1951年冬天，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无疑是灾难来临前的寒冬。他们心头如同乌云密布的天空一样阴沉，马来西亚当局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排华浪潮。不少马来西亚共产党员被捕，华人社区人心惶惶，大批未暴露身份的马共人员、游击队员和爱国侨生被迫放弃侨居的家园，纷纷踏上回归祖国的道路。被当局审查未果的微星社头头钟宣也在劫难逃。这个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青年人，毅然卖掉了半壁庄园，携家人，同罗国良等20余人，偷偷带着简单的行囊，躲在一艘货船的底仓里，踏上了艰难的回国之路。

据钟宣先生生前在回忆当时的经历中所述：“记得那天，亚庇港码头上人头涌动，送行者特多，在与送行的华人同胞、马族友人挥泪握别后，我站在甲板上徘徊了许久，心中就像一个打碎的五味瓶子，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纷乱的思绪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在广阔的橡胶园椰树林里骋驰。在回眸的瞬间，一种走了神的幻觉浮出在眼前，我似乎听到了父辈艰苦开拓的庄园的呼喊，看到了华族同胞和马族友人的招手，看到了怒吼的巴达斯河和巍巍神山在哭泣。多想从甲板上跳下去呵！跳下去与残暴的殖民主义者一绝高低，跳下去保住自己的祖业庄园，保护受苦难的同胞……恰在这时，海轮启航的汽笛一声撕心裂肺的嘶鸣，才使自己从失态中回过神来，于是目光移向了前面的茫茫海空，重新振作抖擞起一个战士的精神，用信念和微笑去迎接新的人生征途。”

在海上漂泊那段非常难捱的日子，伙食差得难以下咽，一周没见过一片肉；英籍便衣还始终尾随和监督着他们，生怕他们是去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者……可再苦也阻挡不了他们回家的热情。在钟宣与他们巧妙地周旋下，经过两昼夜的颠簸，终于抵达了新加坡港。新加坡当时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是英属殖民地。大家想不到，当局竟不让这一船人上岸，先把钟宣和罗国良两人叫到移民局去审讯，没找到任何证据后又将两人关押了整整一天。其他人也被像对待偷渡者一样关押在码头一个被铁丝网牢牢围着的大仓库里。经过反复审查及询问不算，还将20余人的随身物品查了个底朝天之后才允许大家上岸。他们在新加坡住了13天后，才登上了荷兰籍“芝万谊”号远洋客轮，远渡太平洋。经五、六天的艰苦航程终于到达香港，由英属香港回到日思夜念的祖国。

踏上祖国土地那一刻的情景令钟宣先生终生难忘，他是这样记述下了当时的情景：“除了中途在菲律宾的吕宋港作短暂停泊补给淡水与食品外，一路顺风抵达香港。香港当时是个小城市，还没有今日惠州大，小住数天，我们便乘火车到达祖国南大门——罗湖桥。罗湖海关当时极其简陋，列车不能过桥，乘客要下车步行从桥上过关。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催人泪下、终生难忘的景象，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高挂的国徽一派庄严，高音喇叭播放着嘹亮的《国歌》、《解放区的天》、《我们工人有力量》等震撼人心的歌曲。此时此刻呵，我们满腔沸腾的血，一把喜悦的泪，万语千言化作一句话：祖国呵！亲爱的母亲！你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你温暖的怀抱。”（原载《大亚湾之声报1994年3月》）

从此，钟宣便将一腔忠诚和热情全部投入到祖国建设的洪流之中。

化不开的文化情缘

得益于儿时良好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华美德的熏陶外，钟宣先生还多了一些革命家庭的滋养，因此“奠定了他后来作为文化人的思想根基；而对祖国、对人民、对故土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锤炼了他不屈不挠、积极向上、坚忍不拔、豪爽正直的性格，使他在人生曲折多舛的磨难中有所寄托；给了他自省和反思的力量，使他信念坚定、执着努力，逐步成长为具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和生命自觉的一代新时期的文化人。”这是资深报人和知名作家钟逸人先生对老友钟宣一生最生动、最贴切的评价。

中华文化的浸润

腹有诗书气自华。从16岁在异国他乡加入星星诗社开始，直到归国后的漫长岁月里，文学一直是钟宣的精神支柱。追根溯源，都归结于他的文学梦，进而演变为一脉悠长绵绵的文化情缘。

他自幼喜欢读书，据相关记载说：钟宣先生“从六岁起就在马来西亚北婆罗洲丹南埠入读华人私塾学堂，读的是《三字经》、《朱氏家训》、《增广贤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诗经》等等。九岁上了华文小学三年级，课程不多，仅国语、英文、尺牍、公民、图画、劳作等几门，因他有些‘老书’底子，这点白话文课本不够他啃，时间又很充裕，便‘偷看’冰心的《寄小读者》、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以及茅盾、老舍、鲁迅、梁实秋等名家著作，不仅大开眼界，而且入了迷。升入初中，参加学运，看书得到了彻底解放。于是大啃中国和世界名著，读得津津有味，废寝忘餐，如他自己在《我惹上了‘妖怪’》所述：像喝了加入‘知己’的雀巢咖啡，成了看书的瘾君子。从此也就爱上了文学艺术女神，爱得痴痴呆呆，恋得疯疯癫癫，终于与‘妖怪’结下了不解之缘，甩也甩不掉，摆也摆不脱。”这便是一个陶醉在书中忘我汲取养分的幼年钟宣。

书籍既赋予了他聪明的才智，又赋予他如泉喷涌的创作灵感，还赋予了他后来扶持本地文化的满腔热情。

两次焚稿实无奈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生活在异国他乡的英属北加里曼丹的钟宣，十五岁时就开始写诗；归国后参加家乡土改运动时他仍在写。不久，他成为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在纷飞的战火中，他还在写。那整整两大本日记里写满了激情盎然的诗句，他取名为《沙巴情怀》。“沙巴情怀”的组诗里，充满了一个阳光、健康的年轻诗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第二故乡美丽的自然环境及儿时生活片段的回顾。可惜，这两本宝贵的集子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遭遇了时代命运的捉弄，钟宣老人回忆时不免心痛地说：“这组诗也在劫难逃，被抄去严格审查达半年之久，并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情调’。我不得不忍痛付之一炬。”她们成为他后半生的遗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组诗的大部分内容在海外时曾被英殖民主义当局扣上过‘左倾、激进、赤化’等罪名，一转眼在祖国竟成了‘资产阶级’的了。“真有点草菅‘诗’命的味道”。

在钟宣此后的25年军旅生涯中，他仍继续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对此他写下这段文字：“在缪斯女神的诱惑下，我又自觉按照当时‘突出’、‘紧跟’的要求，写下了一百多首诗，还经常以‘海波’的笔名发表在《战士报》等军、地报刊上。收集抄正后又题为《军旅情怀》，准备伺机出版。但到了‘四人帮’倒台、改革开放以后，回头一看，又让人觉得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已不合时宜，于是又用‘一把火’的办法处理掉。”

因为出身，钟宣先生一生中遭受了许多磨难和不公平的待遇，如知他的老友在文中所述：“钟宣当了二十五年兵仍然是个师后勤部的助理员，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新兵一个个都成了他的上司，而才华横溢、能力过人的钟宣却永远止步在上尉协理员的军衔上。漫长而艰苦的军旅生涯，只有锻炼没有成长，只有奉献没有回报，这让钟宣离开部队转业时，不禁仰天长叹，感慨万千。”尽管如此，始终未泯的文学梦，一直是历经沧桑的钟宣先生执着、倔强的追求。

三“拾”解读人生

1976年钟宣先生转业回到了惠州。随着自觉文化观的形成和对文学的痴迷，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的创作激情便一发不可收。当别人沉醉于牌桌、酒桌和娱乐场所时，他却伏案疾书，陶醉在多情的文字里，利用业余时间相继写出了“拾情”、“拾梦”、“拾韵”三本诗集，成为当地知名诗人和作家。惠州学院王启鹏教授对此有精辟的评价：“三本以‘拾’字开头的诗集表达出一个老人对人生的思考、追问和总结。实际上，钟宣晚年三‘拾’情趣，是他不断追求的人生三个境界，也是他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人生劫难的精神支柱。显然，他的三“拾”情趣同样也道出了人类生命价值的三种境界。”

钟宣对文学的痴迷程度，不亚于一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对心仪姑娘的狂热追求，致使他在惠州生活的30多年里，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著名作家苏方桂曾专门为钟宣先生写过一首题为“青鸟精神”的诗称赞他：“你为什么这样不顾疲倦？你又为什么如此匆匆忙忙？在鹅岭飞绕，在西湖翱翔，在大亚湾反复冲刺，在南粤大地寻寻觅觅。你已经不复年轻，毛羽减退了绚丽的光芒；你的翅膀是否永远铁硬？你的心脏是否永远健壮？

箭雨打湿了你的羽翼，你背负着沉重的冠裳；风暴时而向你猛袭，你却没有迷失航向。知否，树丛中藏有暗箭和猎枪，你却无所畏惧，展翅急翔。你也曾数次倾跌，你也曾数次受伤，你又顽强地站起来，舐了舐伤口，冲天而上。“不公正”的乌云，“误解”的雨雾，“流言”的恶风，都没有使你犹豫彷徨。

你贪图什么呢？金钱还是名位？在你的事业中只有付出而不希望补偿。有人说你是‘惠州一怪’，比精卫还要傻气，比愚公还要呆，而世界却离不开这一类‘呆子’，这一类怪杰，有了他们，世界才多彩闪光！”（原载《大亚湾之声报》1991年7月）

这也是最令笔者感动的钟宣精神。我曾以“聚也潇洒，散也从容” 为题，在钟宣《拾韵》读后感中感慨地写道：钟宣老先生除了他的散文、小说之外，已出版了三本诗集。如果说《拾梦》集是老人在经历了人生劫难之后，重新焕发出对文学执着追求的澎湃激情的话，《拾情》集则抒发了他几十年人生旅途中，无论命运如何，胸中却始终不变的对故乡、对祖国的深情。今天当细细读完了《拾韵》之后，从中品出的是可敬的老诗人对人生富含哲理的深刻感悟和对人生价值韵味的品读……

在老诗人激情四溢的诗作里，他常常把视角放在对人类生存，祖国的繁荣和民族的强盛上，并一一将之付诸笔端，浸满忧患。当时节临近秋旱时，他在《灌溉》里提醒人们要“珍惜生命资源/要懂得封山育林/并做到惜水如金”；在《慰怀》里有这样的诗句“少壮寻根报国来/爱情生命两抛开/征途漫漫多磨难，还暖孜孜爱国怀……”今天当细细读完了《拾韵》之后，从中品出的是这位可敬的老诗人对人生富含哲理的深刻感悟。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抛却浮躁和平庸，方沉淀出一个文学痴迷者醉人的感动。诗人在70多岁高龄时，仍用他热爱了一生的笔，描画出一抹艳丽动人的夕阳红。因之，感动了上天，让他一次次微笑着与死神擦肩而过，用激昂的诗句弹奏出强劲的生命乐章……

爱国情怀不渝

罗国良先生在他撰写的《海外赤子 归侨保尔》回忆录中，自豪地说出他和钟宣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的由来：“从1946年至1952年间，丹南、拉骨、根地傲等地上百青年回归祖国，投奔革命，他们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经我们组织鼓励后回来的。这六年间，也是我们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形成马列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时期，是我们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主要时段。为祖国献青春，洒热血，百折不挠，永不回头，这就是我们在回归祖国时立下的誓言。我们始终坚守了这一誓言。这就是我们五十多年来历尽万千困难险阻，受尽各种打击迫害，最终经受了严酷考验，从不动摇的根本原因。”

著名作家苏方桂老师如是评价钟宣诗歌中的爱国情怀：钟宣在晚年出版了多部诗集。“当代许多新诗晦涩难懂、追求朦胧、故作高深、满足于自我陶醉，而钟宣的诗来自生活，诗如人生，折射出诗人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高尚情操。钟宣的诗大都写得很精短，简洁鲜明，有感而发，直面人生，好读易懂。读他洋溢爱国情怀的豪情诗，读他托物言志的哲理诗，常常会感受到有一股火样的激情向你逼来，诗行间蕴含着一种掷地有声的风骨。钟宣诗作的最大特点，或者说钟宣写诗的文化自觉性，最集中、最鲜明地表现在他的爱国爱乡的游子情怀上，这是钟宣从马来西亚涉洋归来半个多世纪赖以生存、激励发展、兴创伟业的精神支柱。如同钟宣在《拾梦》后记中所言，‘在国人十二生肖中我肖鸡，性格也颇像只大公鸡，爱唱喜鸣，遇到欢欣事则引颈高歌，唱东方日出，唱巨龙腾跃，唱美好生活；遇到不平事则鸣，呼唤正义，鞭笞丑恶，嘲讽腐朽；对真理则求索，追求真善美，寻觅人生真谛，绝不愿意凭搜刮枯肠，无病呻吟，故我的诗作也是一部感时伤事的鸣唱曲。’这种鲜明的文化自觉，爱憎分明、扬善惩恶、刚直不阿的秉性，构成了钟宣诗作热情向上、乐观豁达的基调。”

钟宣爱国爱乡的游子情怀成为他的诗作追求的最高境界。钟宣的忘年交、市知名作家吴振尧在长诗《爱的光环》中对钟宣的游子情怀做了生动形象的概括：“似一束燃烧的火焰／似一根拨响的琴弦／似一股淼淼的暖流／似一颗闪烁的星星∥他曾走进扑朔迷离的红尘／他曾走进花红酒绿的染缸／他曾走进滔滔奔腾的海潮／呵，他从忧郁的低谷走来／他从坎坷的歧路过来／他从触礁的沧海飘来／他从沙巴州的庄园归来／一腔热血，一片诚心／把希望绾结在／报国的梦丝之上∥他曾是一个炎黄的子孙啊／风尘仆仆从马六甲海峡／扑向共和国初升的朝阳／他曾低吟着“知识建国”之歌／冒着生命危险，奔向枪林弹雨／置身于“保家卫国”的战场／他曾是一个“关系复杂”的军人啊／然而他对祖国的忠诚赢得了信任／他曾是组织部里新来的“军代表”啊／然而他用刚直换来张张笑脸和赞许／一腔沸血，一片希冀／伴着祖国前进的脚步／锻铸他铮铮的人生∥正是他——钟宣／用情感和智慧／编织着爱的花环／谱写着诗的人生／如今我的诗魂正追踪着他的身影／记录下他腾动奉献的人生。”

当神舟载人航天火箭发射成功的消息传来，躺在病榻上的他，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兴奋地写下“看神舟火箭航天发射成功新闻即兴诗《堪慰毛翁国力雄》”：“神箭载人上太空，炎黄豪气五洲崇。三强定位航天榜，堪慰毛翁国力雄。”钟宣的梦，就是寄托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爱国爱乡的游子情怀成为他的诗作追求的最高境界。

知名作家华珍在广东退役军人创业实录《激情如歌》一书中也如是评述钟宣：作为中国人，钟宣曾有过出生地的麻烦；作为军人，钟宣肩上却没有显赫的闪光军衔；作为商人，他又是半路出家问津甚晚。甚至作为文人，也是业余爱好晒网多过打鱼，只是在晚年，才抱着病痛奋笔疾书。钟宣啊，你为什么这样不顾疲倦？你像一匹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骆驼，你走过一道道山梁，走过一座座沙丘，而泉水和绿洲却总是那么遥远，你是勇者的呼唤，你是信念的旗帜，你是昂扬奋发的战歌。你在《叹红枫》一诗中写道：你的一生匆匆忙忙／走过了明媚的春天／熬过了炎酷的夏天／当你刚刚开始走向／发红发福的季节／却已进入孤独的晚年。这是你浸着泪水的呐喊，这是你曲折人生的真实写照。终于我们读懂了你的《慰怀》诗篇：少壮寻根报国来／爱情生命两抛开／征途漫漫多磨难／还暖孜孜爱国怀／耄耋自劳勤奋笔／无荒天命尚雄才／老夫有日天邀去／敢约梅花为我栽。”

尽管他这一生经历坎坷，可对祖国的爱和报国的情却从未改变过。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国门，社会上出现一股出国热时，钟宣完全可以理所当然地回马来西亚继承祖业，当一个庄园主，可他放弃了，依然选择留下。随着改革步伐地加快，国内许多达官、显贵纷纷将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定居时，他和事业有成的儿女们都坚定地留在祖国，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发光、发热。当他走后，儿女们按他生前的遗愿，让他长眠在一生挚爱不渝的国度——中国，生前死后永不离弃。

痴情文学梦难醒

钟宣是归国华侨，他从马来西来热带雨林的游击队员到朝鲜战场硝烟滚滚中的志愿军人；从异域他邦的进步青年到建国初期的爱国归侨；从沙巴州庄园的大公子到改革潮头侨资企业的董事长；从热血沸腾的中年诗人到受人尊敬的知名作家，他经历了数十年的艰辛跋涉，数十年的漂泊浮沉，依然充满激情，充满执着。他承受了战争残酷，病魔纠缠，死神威胁等等生命之重，依然侠肝义胆，依然守望心灵净土，依然爱国爱乡忠贞不二。

钟宣先生回首自己的文学生涯时，用聊以自慰的幽默言语说出一段自谦的话：不知是由于我的人生之路曲折多舛，耕耘欠功，还是老天有意辜负苦心人，遂使我这个有情人与文学难成眷属，以致到了花甲之年仍是一盒“文学万金油”，只能凭着爱好在业余时间写点咏花叹草歌山颂水之类的小诗和短文，自知是成不了“气候”圆不了梦的。值得聊以自慰的是，当祖国再度阳光灿烂的时候，走过漫漫风雨人生一个个艰辛苦涩驿站的我，恍如一个在奥林匹克绿茵场上屡战屡败的运动员以其终生锲而不舍的追求，才争得了一份“安慰奖”那样，她偿还了我平生喜好文学爱恋缪斯的夙愿，给了我一份耕耘收获的喜悦。“妖怪”啊！能惹上你，能爱上你，我今生无悔！

曾记得，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饭局上，钟宣老人都掏出一张纸，举着自己刚写下不久的新诗高声吟颂，心态完全像个年轻人。他洪亮的声音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读罢便引来大家热情的掌声。那情景，至今仍清晰地萦绕在眼前，忆起仍无限感动。他爱诗如命的创作精神一直感染着笔者，激励着自己的创作热情。

1994年钟宣离休后身体一直不好，因类风湿和肺气肿长期卧床休息，晚年生活更是难以自理。可他用那只五指弯曲、僵直的手，艰难地攥着笔写作。每个字一笔一画的起落，都如同篆刻般费力。几年的光影里，他硬是将散文旧作一篇篇整理出来，汇集成《爱的光环》，于1997年出版。

与文学的不了情不仅仅在于他永不息止的文学创作上，还体现在他对作协工作的支持和惦念。惠州市文联调研员、国家一级作家申平曾在《与钟宣交往二三事》中写道：“钟宣的身体越来越差。先前他还能强撑病体，参加作协班子会议，后来他就来不成了。虽然来不成，但是他仍然惦记着市作协的工作，经常打电话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市作协领导改选时他又特意写信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后来他的病越来越重，有一天市文联全体同志到他家里去看望他，钟宣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拿出自己新出的一本诗集，郑重其事地赠给我们每一个人，又嘱咐我带几本给他的一些老朋友。他用颤抖的手为我们签名，我当时真的热泪盈眶。一个久卧病床的老人，仍然念念不忘文学。他的文学情结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对文学尤其是对缪斯女神诗歌的热爱与追求，钟宣先生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在人生之路曲折多舛中有所寄托，给了他自省和反思的力量，使他信念坚定，执着努力，逐步成长为具有文化自觉、民族自觉和生命自觉的一代新时期的文化人。

精力充沛的文化精灵

时任惠州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团长、惠州市社科联秘书长，现为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蒋勤国先生曾在“诗歌的老树精灵”一文中呈现出一段精彩的描述：“诗歌滋养了中华民族的心灵，拓展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空间，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也为世界文学增添了无穷的风采和魅力。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诗歌这棵长青的文学老树上，不断生出崭新的花朵，不断结出崭新的果实。老诗人钟宣即是诗歌这棵老树上一个具有青春活力和创造力的诗的精灵。有人说他是一个精深博大永不腐朽的精灵。”

文化圈里的钟宣现象

曾担任过惠州市作协副主席的他，无愧于文化精灵的雅号，自他来到惠州那天就有了神圣的使命。虽说他只是个小人物，“但小人物却奏出了人生的大乐章。”当代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小小说事业的倡导者、文化产业经营者、小小说文体理论奠基人杨晓敏先生曾经说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话：理想是宏阔博大的无限度境界，文化人的理想就是“用一种现代文明的尺度，来提升全民族的国民素质、审美水平以及认知世界的能力”。钟宣对地域文化独到的见解和哲人般深刻的反思，吸引、凝聚了一批文化人，从他的身上能得到启示，激发创作灵感。于是钟宣现象不知不觉中在惠州文化圈里形成。资深网络作家武生志对钟宣入木三分的评价，得到了文化圈的一致认可：“钟宣的心态异常阳光，从不为自己设置逃逸塔，因此，他的诗歌像历史那样真实，他的文章像真实那样历史。不少人背得出钟宣写出的那些句子。那都是一些很好的哲理诗句，像真理一样朴实。与钟宣交往，见面的印象是强烈的，读过他的诗文之后，会加深这种印象，这时你会感到真善美离我们并不遥远，你会产生向他敞开心扉的冲动，就像青山绿水总是希望向蓝天白云敞开心扉一样。这既构筑了‘钟宣现象’的基础，也使‘钟宣现象’具有了崇高意味。钟宣正是用他自己的文化良知在惠州营造一方明朗的天空。”

凡是认识钟宣先生的人，很少不为他爽朗的笑声、宏亮高亢的声线和颇有思想的谈话所吸引。他不仅喜欢写，更注重对文化和社会现象进行反思。

文化自觉性的提升

武生智还曾用极其生动的称得上精彩绝伦的文字诠释了钟宣老人的智慧和思想：“跋涉在钟宣关于自己以及别人关于钟宣的苍山洱海里，我感到钟宣的人生意象远比他诗文的意象丰富，更比关于他的文学批评的意象丰富。

我因此而看到了一种忽略，一种令人惋惜的忽略。人们忽略了钟宣的生命自觉性，忽略了钟宣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寻。而钟宣，最货真价实的拥有就是文化的觉醒。我遗憾他的文字无法消化他的思想，我遗憾他的形体无法消化他的意识。他的思想太丰富了，丰富得几近铺张，以至于忽略了记录；他的形体太深邃了，深邃得几乎神圣，以至于耗损了体质。”

钟宣人生意象远比诗文丰富而深刻，他一往情深对客家文化哲人般的思考、对东坡文化精辟、独到的论述、对地方文化深刻的反思，形成他自己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的确，身为客家人的钟宣，首先对客家文化自是一往情深。他曾带着久藏的愿望，在治疗刺骨的风湿疼痛期间，到过被称为“世界客都”的梅州去寻根。当他了解到客家文化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载，而且浑沌不清，但它又同整个中华民族一道经历了盘古开天地的历史时，非要追根刨底弄个明白不可。跟随他多年的忘年交吴振尧深谙老师的品性，专门为他找来的一本《客家圣典》。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钟宣孜孜不倦地翻阅着，思考着，用他哲人般的脑子思量、考证书中的每段文字。学者谭元亨在《客家圣典》中说：“这个历史长焦省却了、也用不着种种繁琐的历史考证，却清晰地、高度清晰地描绘了这个民系诞生的历史——在永恒的迁徙中所诞生！”“客家人是拥有一亿多人口的中国汉族最大的民系。客家先民原为中原人氏，以贵族望族义民为主体，因战乱等原因南迁，从中原文明沃土到南方的蛮荒深山，经千年迁徙，繁衍生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独特人生观、价值观和独特汉民系文化。”

带着病痛的钟宣先生，为了探寻这一独特汉的民系文化内涵，还在吴振尧的陪同下走进了中国客家博物馆。这是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展馆。展馆分为主馆和分馆，由黄遵宪纪念馆、大学校长馆、将军馆组成。主馆主题展览分“客从何来”、“客家风情”、“地标围屋”、“人文秀区”、“客家腾飞”五个部分，多角度地全面展示梅州乃至全球客家历史文化。“客家盛产名人，其中有文人，也有军事家，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黄遵宪是梅州人崇尚有加的爱国诗人和外交家，这位曾出使海外、参与戊戌变法的名人，在专题纪念馆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大学馆里可以看到晚清以来梅州籍的海内外大学校长的生平事迹，人数竟有228位之多！而将军馆展示从辛亥革命先躯、长征英杰、抗日名将、开国功臣、当代骄子的将军，数风流人物竟有473位！身为客家人的钟宣，为自己感到自豪。客家人重伦理、重传统、重教化的因子一直在他血脉里流淌着，使他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坚持着客家人崇文厚德、包容兼容、奋发进取的品格，勇于面对坎坷人生的挑战。”（钟逸人、吴振尧）

参观了中国客家博物馆并观赏了中国第一台以汉族民系生活为题材的大型民系风情歌舞《客家意象》后，钟宣先生的眼睛里绽放出感人的光彩，他的心情激动得如同孩子，许久都放不下。如果仅仅限于激动和震撼，这绝不是钟宣。他更多的反思和追问：我的家乡惠州同为客家人居住的地区，为什么惠州的客家文化不像梅州那么凸显，那么振奋人心，那么形成规模？他的心情很沉重、很沉，陷入了无限的思考之中，久久不能释怀。回到惠州，钟宣、吴振尧同作家群中不少文化人谈及自己的观后感。他们的共识是：梅州、惠州都是客家人集中的地区，但两地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却有很大的差距。梅州着力打造了客家文化产业城，开发了众多客家文化的品牌产品，客家文化氛围非常浓郁。而惠州对客家文化的探讨仍处于朦胧的初始阶段，不仅氛围不足，成效也不是很大，而且呈零星状态。但从整体上看，惠州客家文化的研讨和客家文化产业及产品的开发，仍未能形成气候。也谈不上对惠州客家文化有系统的研究。经过饶有兴致的探讨，在一帮民间文化人中形成了共识：“客家文化要把散落的珍珠拾串起来”。

之后不久的一天，钟宣先生看到客家文化经济促进会邹永祥主编的《惠州客家》创刊号时，眼前一亮，备受鼓舞。书中收集了谭元亨、李立德、成晓军、何焕昌、陈雪、袁治平、牟建新、林丽华、叶洪添等人的论著，对惠州客家源流、围屋民居、风情习俗、语言特点等提出分析意见。他对该书的编撰出版击节称快，认为此举对研究和弘扬惠州地区的客家文化开了个好头

找寻本土文化的根

《南方日报》和市委市政府在组办的文化惠州高峰论坛上，曾十分鲜明地提及文化建设包括文化特质、文化产业、文化惠民三个层面，把思考文化特质摆在第一位，并著文提出《惠州的“城市之魂”是什么？》。惠州文化界认为钟宣就是最早思考惠州文化特质与局限性中的一个文化人。可从他下面这段话中窥见一斑：“这么多这么好的文化资源可视之为优质矿藏，关键看我们怎么加工和提炼，搞好了就能成为建设文化强市的巨大驱动力，如果被忽视了这项基础性的工作，那才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悲哀。”他还认为惠州地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在岭南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惠州有以葛洪为代表的罗浮山道教文化；有‘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的东坡寓惠文化；有包容特色鲜明的客家文化；有东征东纵为代表的革命历史文化；有改革开放培育和发展的重商文化；有多姿多彩的民间民俗文化。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多元化、兼容性在全省位居前列。这些资源性的文化优势，为建设文化惠州和推进文化惠民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条件。而要把握好文化发展的主动权，就必须切实做好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掘、整合和提升，认清惠州文化的血脉，寻找惠州文化的根底，认同惠州文化的属性，定位惠州文化的特质，进而形成惠州地域文化的比较优势。”

寻找惠州文化的根底，发掘本地文化，在后来的岁月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钟宣先生执着的目标。一个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更与专家学者无缘的老人，却习惯于用哲人般的脑袋思考问题。他常常语出惊人，尤其对东坡文化的研究，愣是说出分量不轻的话。他曾用三句话精辟地评价东坡寓惠文化的内蕴：“东坡的豪放大气之作不在惠州，东坡的爱国情怀也主要不在惠州，东坡的治国变革方略更不在惠州。”钟逸人先生对这段话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对我们跳出习惯性名人文化的定义，正确而全面评价东坡寓惠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具有十分重大而鲜明的指导意义与启迪作用。”

的确，苏东坡贬谪寓居惠州三年期间，先后写下诗文200多篇，遗留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但惠州人对苏东坡的崇尚和爱载并不仅仅在于他是大诗人、大文豪，而在于苏东坡寓惠后通过为惠州人民做善事的方式，不断地把中原的灿烂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推介给惠州百姓，促进了惠州文化的发展和加快了惠州人与外来人的融合，与惠州百姓之间的建立起的一种浓厚的骨肉情怀。钟宣先生眼光独到，他看到的是苏东坡的诗文作品、人格魅力、亲民悯民、为民办事早已融为一体、无可分割的文化内涵。

钟宣先生还颇有见地的对与专家学者探讨说：“光是以名人文化来表述东坡寓惠文化，其实没有太多太大的意义。”钟逸人先生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感慨地说：“钟宣这些前瞻性的观点，对推动当前惠州地域文化建设起了开创性的作用。我们研究东坡寓惠文化，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其地域特色和精神特质，正是通过苏东坡这位出色的‘形象大使’的推介，极大地激发起长期被封建统治者视作‘蛮貊之邦’、‘瘴疠之地’的惠州百姓的文化自信。惠州人由此增添了底气和进取心，激发出改变现状的自强不息、奋力进取、不甘人后的精神。而这正是惠州开埠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特质，是惠州传统文化品格的最主要的体现和精神支柱。‘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经过穿越历史时空的广泛传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惠州人，它已经不只是一句诗，而是一种力量、勇气、品格和进取心的象征，已成长为提升惠州城市形象与魅力的文化软实力。”

传播文化的光明使者

笔者认识钟宣先生是在九十年代末。因了他的侠气、热情、坦诚和正直的人格魅力，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朋诗友，无论年龄、也无论男女，他乐观豁达的精神始终感染者身边的所有人，令人无比敬佩。因之我们也成为忘年交。他被我们一帮年轻的文友们亲切地称为老爷子！他的确是一位让文友们敬重和佩服的老爷子！

资助文化人出书

认识钟宣先生的十多年里，笔者以为，他一生最值得赞誉的成就不在于他从农从军从政和从商方面，而在于他对惠州文化的特殊贡献。他既然被誉为文化精灵，自然就有他神圣的使命。于是便有了他在惠州生活的30多余年里，直到生命走到尽头，在辛勤笔耕的同时，为自己并为更多人的文学梦，倾注了半生的心血，毕生的真情；还把辛苦赚到的钱大部分用在了作协运转、培养新人、文学交流方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惠州文化圈里流传着一句“有困难，找钟宣”顺口溜。像这样为文朋诗友及困难群众排忧解难的事还很多，90年代有个外省诗人在惠州遇到困难，食宿无着落，走投无路时找到了钟宣，他二话没说，爽快地打开钱包，把里面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位诗人。他前前后后帮助业余作者出版了十多本书。1996年帮助当时的打工女孩彭琼香修改《青春的脚步》诗稿，并出资帮她圆了出书梦，后又推荐她进了博罗文化馆。如今彭琼香已是惠州市文化局创作室的一位专职创作员，戏剧、小品在省、市乃至全国屡屡获奖。

以至于钟宣当时被称作惠州的孟尝君(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贤臣，是齐国宗室大臣，曾因广招宾客、食客达三千而闻名。据说，他宁肯舍弃家业也给宾客丰厚的待遇，因此天下的贤士无不倾心向往之)。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那么多文人写钟宣、赞钟宣，相继写出了《读钟宣》、《再读钟宣》两本集子……

1993年这一年之于惠州是不平凡的，在钟宣他们的企业文化编辑部的鼎力扶持下，出版了黄唐进的《潮涌大亚湾》、杨成的《我有一段情》、王国旺的《啊！龙的故乡》、吴振尧的《宝林之歌》、李勤的诗集《无缘的爱》、曹青的长篇小说《永远错过的爱》、杨怀宇的诗文集《神仙洞府罗浮山》、魏福茂的纪实文学《风雨故人情》等8部文学作品。这8部文学作品的诞生，对宣传、歌颂惠州，提升惠州对外的知名度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宝林之歌》，作者吴振尧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记录、讴歌了惠州公安英烈彭宝林，真实记录了了惠阳民警彭宝林成长的经历，再现了与香港黑社会团伙成员廖煌玉在一次持枪抢劫中殊死搏斗的壮烈场景。生动的描写，感人肺腑。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关注，为弘扬社会正义，歌颂英雄提供了正能量。这些作品的问世，都得益于钟宣老人的倾情赞助。

2001年，担任惠州市作协副主席的钟宣，先后策划、参与主编了《百草传奇》和《惠州作家文选》两本书。值得一提的是《惠州作家文选》一书收录了35位作家67篇小说、散文的创作成果。通过40万字的集子，集中展示了当时部分惠州作家的风采，受到广泛好评。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掀起了惠州文化的出书热潮，短短几年里，惠州作家出版了50多本文学作品，其中10多本书是钟宣直接或间接资助出版的。

时任惠州市委副书记汤聘辉对钟宣给予了高度的称赞，他称钟宣是“惠州企业文化的一盏灯”。评价如此之高，令人感动，也名至实归，非他莫属。

的确，他对许多文朋诗友而言，就是一盏照亮他们追求文学，继续前行的明灯。不是吗？当落魄文人衣食无着时，他慷慨相助，义不容辞；当文友遇到困难时，他挺身而出，侠骨柔情；当文学爱好者迷茫无助时，他像师长、父兄一样开导劝慰，语重心长；当文友结伴去探望他时，病榻上已经骨瘦如柴的他，依然温文尔雅，谈笑风生。洪钟般的声音，仿佛发自于一个健硕的年轻人之肺腑。

他不仅是一个有着哲人思想的奇人，更是一位长期自觉推动当地文化发展的光明使者。为探索和传承惠州地域文化、以自己的能力和魅力发现和扶持了一批文化新人，繁荣了一片文化热土。“钟宣正是用自己的文化良知在惠州营造了一方明朗的天空。”

自费办报纸、杂志

钟宣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一位颇具才气大器晚成的作家和诗人，在惠州还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报人。他经常进行思想切换和跨越时空的思考，检视着自己的文化良知。转业到惠州后，敢为人先的他，在地方政府和侨务部门的支持下，在惠州成立了首家股份制企业——广东省惠州市华侨企业发展总公司，从此为侨乡建设、为联手海内外侨胞、为归侨和侨属子女的就业，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这在改革开放之初，钟宣可谓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这家公司是一个以投资形式集资创办起来的公司，国家没有一分钱投资。在他的苦心经营和经心运作下，5年就拥有了5个下属的分公司，固定资产达100万。八年就为国家提供了各种税金200多万元，分红60多万元，支付员工工资70多万元。上缴侨联和各种费用十余万元。还给主管部门上交管理费、支援灾区、支持办企业文化事业等数十万元。为此，1991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电台在“今日侨乡节目”中，播发了一篇《记马来西亚归侨钟宣》的通讯。热情赞扬了这家华侨企业为侨乡两个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同时认为“这个公司为企业内部改革提供了经验，值得推广”。《人民日报》海外版早在1992年8月28日刊发了《一个老归侨的心愿——记惠州归侨企业家钟宣》的专访文章，还配发了钟宣的照片。

 1993年，他创办的广东省惠州市华侨企业发展总公司就被授予“广东省侨联系统先进集体”。钟宣的第一次尝试取得了成功。令人赞叹的不是他能赚钱，而是把赚的一部分钱慷慨地投到发展当地文化之中。

在当时夸赞钟宣先生成功办企业的一串串数据报道中，吸引笔者眼球的是：“数十万元支持办企业文化事业等”文字，笔者从许多文字资料中了解到那段令人感动的历史。

1988年，惠州东江写作学会成立，钟宣以企业代表的身份参加，在“携手笔耕90年代”主题会上，他对文学学会工作和当时惠州文化现状况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首次提出了企业扶持文化发展的思路。学会成立后，创办了一份叫“东江写作”的小报。不久却因经费不足难以为继。钟宣听到这一消息后情绪十分激动，怎么能让一份文学刊物断粮夭折呢？他想都没想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将这一刊物接了过来，亲自担任主编，百忙中还亲自提笔撰写重要文稿，在他的精心扶持下，这个脆弱的生命继续延续下去，并健康成长起来，它就是后来的《大亚湾之声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惠州这片沸腾了的土地上，《大亚湾之声报》培养了一大批青年作者，也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文学爱好者和读者，为活跃当地文化开了个好头。钟宣也为之结交了众多文友。

在《大亚湾之声报》的编辑部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充满欢声笑语。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文化人，在他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子。随着《大亚湾之声报》的发展、成熟，钟宣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邀请国内知名作家来惠州采风，邀请他们为报纸撰写文稿，提高报纸的质量和知名度。报纸正如大家所望，一天天声名鹊起。当时名家纷纷称赞《大亚湾之声报》办得有特色，广东人民出版社编审、《岭南文库主编》、著名作家岑桑给该报题词：“《大亚湾之声报》是歌颂开放与改革之声，呼唤希望与未来之声。”公刘则称赞它为：“是一份雅俗共赏、品位较高的报纸。”1991年，在惠州首届好新闻评选活动中，该报选送7篇稿件中，有6篇获奖.有的文章还被《南方日报》、广东《党风》杂志和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转载。

1993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又在《茶余饭后》节目中播发了《商海文化情——记马来西亚归侨钟宣》，以近两千字的篇幅详细报道了钟宣办侨资企业、办《大亚湾之声报》和《惠州企业文化丛书》等发展企业文化的壮举。

可自费办报哪里是件容易的事？钟宣先生苦苦地支撑着、支撑着。期间由于他独资办《大亚湾之声报》和出版《惠州企业文化丛书》，还主动出资帮助作者出书，自己还要医治“不死的癌症”类风湿病，耗去了太多积蓄，已出现囊中羞涩状况，一直坚持到1996年实在撑不下去时，才带着万般无奈和不舍停了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钟宣先生还同吴振尧、王启鹏等人创办了一个《企业文化丛书》编辑部，专为业余作者出书牵线搭桥，联系出版社，使惠州文化圈受惠者达二十人之多。在他不仅从中分文不取、毫厘不拿，甚至贴钱助人。这种亏本的买卖，也许只有他才肯干。侠肝义胆地爱护文友办好文学刊物，是他生活中的常事，当听说家乡紫金县的《紫金文艺》出版经费出现困难时，钟宣立即把《紫金文艺》的总编辑请到惠州，一边热情为之写稿，一边出钱资助《紫金文艺》，还慷慨资助《九连风》、《阮啸仙传》的出版。据王启鹏教授回忆：有一年，紫金县文联为培养挖掘文学新人，准备编一本《出谷新莺——校园文学优秀作品选》，稿件征集了一大堆，其中不乏佳作，但出书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对于贫困山区的紫金县来说，因经费问题，书稿搁浅。钟宣听说后，不仅出钱资助，还热心为之联系书号，并将书名改为《出谷新鹰》，他认为“莺”与“鹰”虽同音，但气势却迥然不同。这其中蓄满了他对文学的挚爱和真情。展现出他不遗余力地为惠州和家乡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发出的光和热。

“在商品大潮中，文人已一再贬值，试曾想又有几人还梦想着当作家？偏偏钟宣却爱上了文学，就是想当一名作家！1988年，钟宣出版了处女作《干部的误区》，这还不是文学作品，而是他对干部工作的探索。但这本书的出版告诉了世人，钟宣这个‘老顽童’与文学搞‘黄昏恋’了。他从此对文学爱得痴痴迷迷。他的案头和床头，总是放有几本名著和纸笔，不管什么时候，他想看就看，想写就写。有时在睡梦中想到了佳句，醒来后也立即把它录下来。开始，他沿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写了成百首诗，倾吐了自己爱国爱乡之情。1993年出版了诗集《拾梦》，此后又相继出版了《拾爱》和《爱的收获》等三本诗作。在惠州以至全省的文坛上引起了反响，钟宣被一致推选为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在，他仍抱病整理出版新的诗集《拾韵》。钟宣苦恋文学，这位半路出家的文人，相继出版了5部著作，笔耕了近二百万字，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摘自惠州市知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协会会员李华生的“心泉”）

钟宣生前不仅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在担任作协副主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把辛苦赚到钱大部分毫不足惜地用在了作协的运转、培养新人和文学交流方面。这绝不是他一时兴起、心血来潮之举，它浸满了钟宣对文学的痴情和追求，也反映出他对祖国文化的尊重和自觉传承。从来没有哪一级组织要求过他，更没谁强迫过他，完全是发乎于情的一厢情愿之举。对于老先生多年来始终不改的做法，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说长道短。对此，笔者在创作中也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却未找到言之有理的满意答案。后来，在吊钟宣《文化精灵》的首发式上，我终于找到了悬而未解的答案，那便是：钟宣就是上苍派到惠州来的一个文化精灵。

觅东坡寓惠文化的内涵

许多人还不知晓，钟宣先生还是苏东坡的崇拜者。他平生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鼓励支持惠州学院学刊主编和当时《大亚湾之声报》副总编的王启鹏教授，写出了一本20多万字的专著《苏东坡寓惠探幽》。该书于1999年正式出版发行，填补了惠州市系统研究苏东坡论著的空白。

“1984年，王启鹏的第一篇论文《试论苏东坡的寓惠思想》问世了，应邀参加了在惠州召开的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因受到了较高层次的学术熏陶，他打算写作一部苏东坡寓惠期间相关历史研究的书，又怕自己学识不足，解读不准，犹豫时得到钟宣先生的鼓励：“舍你其谁？惠州九百多年来都沾了苏东坡的光，现在黄州有饶学刚等人的苏东坡贬寓专著，儋州有《苏东坡在海南》一书问世，三州中唯独惠州是个系统论著的空白，你是惠州最高学府惠州学院的一名教师，自己不来完成这个任务还等谁呀？”钟宣先生言之凿凿，善善诱导。在与王启鹏促膝而谈中，钟宣再次鼓励他说：“只要有决心，铁棍磨成针”。关键是要下决心，有困难可以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还可请教北京和全国的专家学者。”从此，“钟宣和吴振尧这些同为当过兵的战友加文友，经常在《大亚湾之声报》一块啃从图书馆搬来的《辞海》、《汉语大辞典》和台湾出版的《大辞典》等工具书。几人常常会为一个生僻词的解读而争论到三更半夜。钟宣提醒王启鹏和吴振尧说：研究苏东坡，不能就诗文论诗文，要把他的诗文放在惠州特定的历史人文环境中，探寻他的思想转变，要把他的人格魅力与亲民悯民、为民办事结合起来思考，才能读懂苏东坡，也才能弄清他的文字精髓与内蕴，找到东坡寓惠文化的价值所在。

钟宣后来还说，我认为你在写书的时候，应该明确一个指导思想，苏东坡不是神，不能把对他的崇拜变成了膜拜，更不能把他偶像化，用烧得过旺的香火来扑灭他与惠州黎民百姓真情坦然的联系。记得有位文学大师说过这么句话：伟人之所以显得高大，是因为我们跪着去仰视他。钟宣认为，光是以名人文化来表述东坡寓惠文化，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东坡的豪放大气之作不在惠州，东坡的爱国情怀也主要不在惠州，东坡的治国变革方略更不在惠州。请记住我这三句话吧。还有一点，不要忘记苏东坡是宣传惠州最早的形象大使。这个形象大使有两个深层含义，一个是惠州的人文山水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使他对宣传惠州有比常人更真切的感受，也更有说服力；他一个是朝廷贬谪的命官，又是大文豪，影响面十分深广，宣传惠州效果更加显现。抓住了这个主旨，写作就不会走偏方向。”

钟宣先生俨然一个哲人，对东坡寓惠这段经历，做了深刻反思和细心研讨，他非常精准地为王启鹏老师将撰写的这本书的定位把脉：“如果我们是站在惠州文化史的长河中来考察，就不能不研究苏东坡；找寻惠州文化的源头，也不能不找到苏东坡。苏东坡，是惠州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于是，王启鹏老师在《苏东坡寓惠探幽》总论第二篇文章《苏东坡：惠州文化的特殊现象》中，一落笔就旗帜鲜明写下他与钟宣、吴振尧讨论时得出的明确结论。他在文章中层层论证了这一主题：“苏东坡寓惠后，就通过为惠州人民做善事的方式，不断地把中原的灿烂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惠州百姓，从而促进了惠州文化的发展和加快了惠州人与外来人的融合。可以说，贬谪惠州是苏东坡人生态度的一大转折点。正是惠州四季如春的自然风貌和淳朴亲和的人文生态环境，改变了苏东坡的人生态度，而他热心为民办善事，想方设法传入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又使他同惠州人民紧密打成一片，使他重负的心灵因此获得超脱和释放。可见，江逢辰的诗句‘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不是随便乱说的，是对苏东坡贬居惠州所作奉献的高度概括。”

钟宣先生的一生恰如一本书,一本有厚度、内容丰富多彩的文学读物。钟逸人先生在《文化的精灵———纪念钟宣》序中对他的评价非常准确、精彩：“这本书对这位有着深切爱国情怀的归国华侨，率先在惠州探索和践行企业文化，带动了一大批文化人，写了多部有影响的诗文集和论著，对惠州文艺圈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原惠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终身顾问——钟宣，进行了详尽、生动地叙述。钟宣，一个丰满鲜活的形象已跃然纸上。而重要的是，这本书既不同于人物传记，也区别于报告文学，它把写钟宣的人生经历与剖析惠州文化现象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以钟宣为代表的作家群中一批文化人的思考，对惠州文化的属性、地位和特质等重大扎根性问题，做了比较透彻的阐析，将人物放在文化惠州建设的大背景下去展现，把探讨文化问题同表现钟宣的文化觉醒结合起来，加深读者对文化寻根性和惠州文化精神的理解。他留给我们的印象愈来愈深刻，愈来愈鲜明，愈来愈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