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主原名廖尚果（1893—1959），惠州市城区人。由于社会的影响先后不同，现在知道青主这个名字的是比知道廖尚果这个名字的要多得多。大概只有上了年纪的与德意志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人才对廖尚果有所了解。1956年，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便利参加代表大会的各国代表团的阅读，大会特设翻译处，将大会文件泽成许多种外文，其中德文部的一些同志谈到笔译要求高的时候，就曾指出当年留德同学中问的廖尚果是能够用德文写作的首屈一指的人物。不过这究竟是属于小范围之内的事情，真正在社会上达到相当知名度的名字却是青主，而且是在音乐界。因为记在青主名下的，在数十年来音乐会上传唱不衰的保留节目就有《大江东去》和《我住长江头》。除此之外，他的音乐美学著作《乐话》，提出音乐是“上界语言”的唯心主义论点，曾受到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因此更加出名。

他从小跟父亲读书，就显示出特异的天禀。在他十岁的时候，清朝还未废科举，他去参加童子试，考了个第一名。兴办新式学堂之后，他直接考入惠州中学，成为惠州最早的中学生之一。后来父亲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送他去广州工业学校上学，不久又转学黄埔陆军小学堂。当时陆军小学堂的教师已经有许多加入了同盟会，邓铿是主要的负责人，非常器重廖尚果，鼓励他争取考个第一名。他却俏皮地答复他的老师，第一名已经有邓演达，不用再麻烦我了。他平时作文，想什么敢说什么。有一次作文题是“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我国应如何自救”，他竞洋洋洒洒，写了十多张作文格纸，结论是“救国之道云何？破坏是已！”当时革命这个词还未十分流行，破坏即如现在说的打碎国家机器，亦即等于造反，这是“大逆不道”的话，要诛九族的，幸亏那位老师没有为了保全自己，跑去向督办告状。要是跑去告状的话，他就没有命了。

武昌起义的枪打响了。这个要求破坏的热血青年自然不甘落后，于是与一些同学取道香港转赴潮汕，参加攻打潮州府衙门的战役。潮州知府陈绍棠是从惠州知府任内调来的，双手早已沾满了惠州人民的鲜血。现在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攻进府衙门之后，青主亲手开枪击毙了他。这一仗使他获得“革命军功牌”。我小时候还把它拿来当玩具。

民国成立，他以“民国功臣”考取留学官费，远航德国。他原先的志愿是学习陆军，黄埔毕业生［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8月19日），青主当时距离毕业还差一个学期差一点。民国成立之后，这批学生一律取得毕业资格。］学陆军是顺理成章的。可是当时中国的驻德公使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所派遣。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支配下的广东政府是敌对的。而学陆军按规定必须有公使馆的介绍，不难了解，公使馆是不会给他写介绍信的。青主的志愿落了空，只好改习法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年青的廖尚果还不认识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本质，为此赋诗表示他对现代战争的惊叹：“斗智争奇会战忙，飞船巨炮破天荒……少年当此宁非福，吞吐风云入绣肠。”在坦能堡战役中。德国司令兴登堡痛歼沙俄军队。他更由此联想到祖国的危难，希望能像兴登堡那样痛歼强敌。“……君不见鸦片之恨犹未平，满蒙烽火又相告……斩尽楼兰报国仇，琼筵虏肉餐个饱。吁！兴登堡，天长地久，范勖吾曹。”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他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情况的文章，投到德国报刊那里去。那些报刊的编辑因此约他撰写特稿。他德文写作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水平，正得力于这一时期的大量投稿。那时他已经认识他未来的德籍夫人亨利希氏。她开初为他文章的修改也出了不少力。他俩同时又开始了唐诗的翻译，主要是高适、卢纶等人的边塞诗，在德国杂志上发表。1919年，梁启超出访欧洲，旅游德国时，留德学生为梁开了欢迎会。青主还选李白的《清平调》请她谱曲，在欢迎会上用中文演唱。这是他俩采用古诗作曲的开始。

他在柏林大学学的是法律，兼听哲学、社会学的课。德国是军国主义国家，是以纪律严格著称的，可是大学却相当的自由，听不听课，学校是不管的，只要你每学期依时交费注册，满了三年即可报考博士试。青主有时就干脆不上课，跟私人学音乐。教师就是后来的夫人，在中国她以“华丽丝”的名字发表了不少采用唐宋诗词谱写的歌曲，同时又是上海音专的教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威廉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中国则以对德宣战，派出过一些华工为战争胜利出过力，俨然也是战胜国之一。然而事实很惨。本来德国从前以暴力从中国夺去的胶州湾、青岛等地理应归还中国的，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与日本的勾结统统转到了日本手上去了！青主别的事便不上劲，只为争回北京观象台的一部分天文仪器出过一把力。那些天文仪器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被德国侵略军抢走的。他联合留德学生制造舆论，要求德国政府把这些天文仪器归还中国。依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这套国宝是由中国收回了。

青主留德十年，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当时所艳称的“洋翰林”。又附带学了一整套的音乐本领，光是乐器他就学会了弹钢琴、拉小提琴、吹长笛。他学了的确不少，然而正如梁启超题他的女儿令娴《艺蘅馆日记》所说的那样：“吾病在爱博，是用浅且芜；又患在无恒，有获旋失诸”。他对每一种乐器都没有达到独奏音乐会的水平。他晚年回顾起来，自己也不免后悔，那可是“悔之晚矣”。

1923年，孙中山在广东组织大元帅府。他曾一度任大理院推事。这是他作为法学博士学用一致的一次。可是时间并不长。他到底是洋翰林，又不熟习那老一套公文格式。邓演达在黄埔军校当上了教育长之后，他跟邓进了黄埔军校，做了校长办公厅的秘书。邓演达从德国带回来的德文马克思主义书籍让他饱览一顿。有什么心得就写成文章在黄埔军校所办的刊物上发表。1926年7月，邓演达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也调去当总政治部秘书。总政治部随军向北推进，他因为德籍夫人刚从德国回到厂州，语言不通，需要他就近照料，因此留在广州总攻治部后方留守处。留守处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留守机关，它管辖广东、广西、云南的政治工作，广州更是到处都可以看到总政治部的宣传品。恽代英、熊雄、萧楚女等人的文章都被印成小册子。每逢革命纪念日，广州都有热火朝天的群众大会。留守处主任孙炳文经常出现在群众大会上。廖尚果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讲起话来，写起文章来，总是非常激烈。有的老同学曾经劝他讲话稳重一点，他的答复则是引用《共产党宣言》的那句话：“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节节胜利，革命形势迅速发展，青主于是奉命访问日本，开展国际的宣传工作，争取国际的支持。在日本革命组织的支持下，他阐述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澄清了一些人对中国革命的误解，反击了反动派对中国革命的中伤和污蔑。他的演讲有的是在日本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署名还标明是“独逸法学博士”（日本译德意志为“独逸”）。

既然“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总政治部宣传品所包含的革命纪念日，除了武昌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陈其美、朱执信、廖仲恺的殉难纪念日等等之外，“三·八”妇女节、巴黎公社、劳动节、十月革命甚至于李卜克内西及卢难森堡殉纪念日都要开会纪念，发表纪念文章。他写的文章得到群众的欢迎，有人想转载他的文章，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欣然同意。他还念念不忘他是黄埔军校出身，喜欢说自己是军人。有一次，林楚君听过他的演讲之后对我说，“你的‘大佬’真滑稽，他总喜欢说自己是军人，谁不知道他是法学博士呀！”有时他忙得抽不出时间，文章又要赶着交卷，那只好由他口授，我笔录，然后加以整理抄写。他有些话的确是共产党都不一定说得那么彻底的。这正是当时常说的“感情革命”，不免是过于偏激的。

他讲话念念不忘自己是军人，做起事来又常常露出他音乐家的面目。当时他的德籍夫人也在总政治部参加国际宣传工作，他把孙中山的黄埔军校四言训词译成德文，由她谱成歌曲发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请孙炳文讲他出国后的政治形势。他说，浙江佬（蒋介石的嫡系人物）的反共活动渐渐猖狂起来了。他随即译了一首德文歌曲《四面敌人》，再把五线谱译成简谱，发表在他编的刊物上，作为对右派猖狂活动的回答：“四面敌人，四面敌人。对这些封豕长蛇，用不着我们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什么！”为了纪念十月革命，他要大家学唱《国际歌》。当时《国际歌》还没普及到群众中去，他于是亲自教唱。没有钢琴，他吹起他的长笛，起调领唱。劲头来了，他又挥动他的长笛，权当指挥棒。气氛的热烈，可想而知。

大革命期间广州还兴起过一件新鲜事，称为“择师运动”。学生认为某些教师在政治上或业务上不能胜任，可以要求学校辞退他们，也可以向学校提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广东法官学校正是这样引起领导班子的改组的。广东法官学校原是孙中山生前为了提高法官素质而创立的，但是领导权却一直掌握在右派手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法官学校的学生闹起来了。由于当时的司法部长是徐谦，所以很顺利地得到了改组。改组后的广东法官学校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廖尚果法学博士的资格又一次发挥作用，当上了副主席，而且负实际的责任。在改组法官学校的同时，还开办了一个法官训练班，照样由他负责。新设的课目公然写明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主讲的教师则是共产党员张秋人、熊锐以及苏联顾问米仁等。暮气沉沉的法官学校从此面目一新。逢到纪念日的游行，他亲自领队出发。游行是要沿途散发宣传品或告民众书的。有时别人起了草稿请他审阅，他认为不够理想，不惜放弃睡眠，连夜赶写一份，交给群众讨论通过。法官学校一下子变成了朝气蓬勃、誉满全市的学校。可是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东也紧紧跟上。青主总算是死里逃生，躲了起来。到了张发奎、黄琪翔回师广东，他因邓演达的关系就任黄琪翔统率的第四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邓演达的旧部，其中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主编的刊物《灯塔》发表了一些直截了当的革命言论，讲三民主义离不开三大政策。因而招来汪精卫、陈公博一伙的忌恨，向黄琪翔提出了警告，而且准备采取行动。可是他们的计划还来不及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已经打响了。汪、陈一伙除了血腥屠杀共产党之外，还指责黄琪翔包庇共产党，给共产党提供了暴动的机会。具体的证据则是任用“著名共党”廖尚果做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尚果被列入了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名单。于是隐姓埋名，开始了署名青主的自称“亡命乐坛”的生活。

亡命乐坛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在上海有一位同学萧友梅任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在他来沪之前，萧先生早在报上看到了廖尚果“被捕”的消息。一些留德同学还试图营救。大家认为最具备营救条件的是朱家骅。但是朱家骅却说是证据确凿，无能为力。大家只好干着急。现在见面了，萧先生简单一句话充分表露出他惊喜之情：“你是人还是鬼？！”新学年开始，他的德籍夫人接到了音乐院的聘书。对青主还一时无法可想，等到《乐艺》发刊才能开始工作。家用不足还得由一些老同学分头接济。后来，一位慷慨的同学给他开办书店的本钱，让他迈开了“亡命乐坛”的脚步。

书店的名称有点怪：“X书店”。出版物以乐谱为主。创作的是他的德籍夫人华丽丝和他署名青主的为唐宋诗词谱曲的单张艺术歌曲及一本《清歌集》。翻译的则是舒伯特、舒曼、贝多芬、燕生、格力格等人的作品。说来可笑，有一个从新加坡回国的华侨，简单地以为单张歌曲即等于《毛毛雨》。《毛毛雨》当时正在风行。于是同X书店订立合同，要X书店出版乐谱一律由他包销，不得批发给别的书店。X书店满以为销路有了保证，于是大量刊印，不幸的是那些单张歌曲运到新加坡之后，买者寥寥。于是那个老板指名要X书店印行《毛毛雨》一类的歌曲，否则取销合同。X书店当然坚决不向《毛毛雨》看齐。新加坡那家书店于是也不履行合同的义务。打官司吗？鞭长莫及，只好自认晦气。X书店从此陷入周转不灵的窘境；接着又因为代售革命刊物，被国民党政府公安局捉人罚款，最后是关门大吉。幸亏萧友梅在这期间替青主打通了商务印书馆接受书稿的渠道。《乐艺》季刊也定期书版。更进一步，又得蔡元培先生出面疏通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撤消了对廖尚果的通缉令。青主可以自由行动了。

综计他“亡命乐坛”这一段时间（1928至1931）在X书店出版了单张歌曲《大江东去》，民歌体的歌曲集《清歌集》（所选歌词有《水浒》里面的《赤日炎炎似火烧》，《红楼梦》里面的《好了歌》及刘禹锡的《望江南、江南好》等等，都是比较通俗的作品），翻译出版了海涅的《抒情插曲》。那部音乐美学的著作《乐话》，本来是预备在X书店出版的，X书店关了门，改列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样一来，发行量自然比X书店出版大得多，推销的范围也大得多，因而也受到了更多的批评，甚至定为唯心主义的音乐美学的标本。只是到了近几年才有了实事求是的、全面的、公允的评论。此外他还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乐理类写了一本《音乐通论》。是一本比《乐话》较为系统的乐理著作。歌曲方面则有他夫妇联合署名的专集《音境》以及在《乐艺》季刊及音专校刊上发表的论乐文章数十篇。除此之外还有一本诗集《诗琴响了》，一本为《万有文库》特约写作的外国文学家评传《歌德》以及一部《豪福童话》的译稿。

短短四年间译著如此之多，不能不说是丰收的年份。如果这样写下去，将来编印全集真不知会有多少卷。但是从他少年开始，他的志愿是在于经邦济世，顶多是像古人所说的“余事作诗人”。即使不能旋乾转坤，做点实际工作也是好的。他的一些老同学也这样看他。所以在他可以自由行动之后，就不安心于音专的工作。恰巧他的一个留德同学正在筹办欧亚航空公司，邀他前去襄助。他去了。邓演达游欧归来，他又立刻与他秘密会见。邓演达被捕的消息最先是在英文《大陆报》登载的。我看了告诉他，他显得非常着急。到了邓被杀害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他翻译了海涅的诗篇《国王与刽子手》寄托他的哀思。抗战开始，他有一个时期离开航空公司，参加抗日工作，做了李济深的幕客，与邓演达创立的第三党常有联系。在他担任第七战区长官部编篡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的时候，就曾经引用一些与第三党有关系的人士。他断断续续地挂着国民党政府的职衔做一些“策反”工作。收到过特务组织“杀狗团”的警告，他可不在乎，照旧和南社老诗人柳亚子叠韵唱和。柳老是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元老，赠廖诗有云：“……吾曹未合老诗人，要共斯罗斗身手。天将以余为木铎，险阻艰难意良厚。廖生廖生定我从，平生怀抱体孤负。……”

日本投降之后，他回到上海，出任同济大学教授。为了让学生多认识新兴的德国文学，他要我把历年收存的苏联刊行的《国际文学》德文版交给他，他要多介绍德国的反法西斯文学。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件旧事：1944年，桂林文艺界为柳亚子诞辰举行庆祝会，他起立发言，引用了贝希尔的十四行诗《摩拉将军》，以这个西班牙的法西斯将军为标本来影射蒋介石。当时桂林报纸报道祝寿消息的记者特别提到这件事，大概也是会心不远的吧。

解放之后，院系调整，他转到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没有德文专业，又转到南京大学。课余翻译计有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说《一个人和他的名字》，迈耶尔的《德国音乐与民歌》及波兰女音乐美学家莉莎的《音乐美学问题》。落叶归根，他终于回到本业上来了。

他1956年退休后定居苏州。1959年因患癌症，去沪就医，终因发现太晚，不幸逝世。溯生于1893年，享寿66岁。

他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稍能独立思考，即对老庄思想极感兴趣。在文学上他特别喜欢陶渊明、王维、苏东坡，养成了旷达的胸怀。逢到戚友有丧，他常引庄子“大块赋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那段话作为慰问的依据。对于死生之际的道理可谓具有深彻的领悟。直到重病在身，辗转床褥的时候，他仍能吟出这样的诗句：“难得晴明难得暖，不求名位不逃禅。半窗红日多情甚，照我虚堂自在眠。”

现在他是永远地安息了。青主这个名字却依然会继续流传，因为音乐会上不断有人爱唱《大江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