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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与惠州
作者:蔡楚标(惠州民协会员)    来源:惠州民协    日期:2012-06-04 09:52:07

 

潮汕地区与惠州,同属粤东,海陆相连,史上多次被划为同一行政区域。潮人莅惠,由来已久。自宋开始,已有潮人到惠州。明清时期,潮汕地区的许多渔民,乘朝廷开放海禁,先后到红海湾、大亚湾一带捕鱼,并陆续在沿海乡村如稔山、吉隆、黄埠、港口、盐洲、澳头等地定居,晒网结网,捕鱼贩卖,逐步融入当地社会。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潮汕老农和农业技术员,响应政府号召,移民惠州,从事农业。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潮人看中惠州这片热土,纷纷前来打工、创业,许多成为名闻遐迩的企业家。大量潮人到惠州,或务农行医,或传文兴学,或从军政,或事工商,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为惠州社会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一、古代潮人与惠州

据史书记载,自宋开始,已有一些潮籍名人到惠州,尤其是西湖,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开发、建设和宣传,作出应有的贡献。宋咸平二年(999)春,陈尧佐从潮州到祯州(今惠州)履新职时,带领许申同往。许申,字维之,海阳人,出身望门名族,潮州“前八贤”之一。早在他青年时期,就因“识见通敏”而为州通判陈尧佐所赏识。许申随陈尧佐到惠后,积极协助陈尧佐开发西湖,修堤围、种荔枝。正是这个缘由,宋淳佑四年(1244),惠州人在西湖银岗建“聚贤堂(后改为丰湖书院)”纪念“开湖功臣”的“十二先生”,许申名居其中,与陈尧佐、苏东坡等齐名。许申之八世孙,著名学者许骞,绍熙二年(1191)进士,任惠推,称有守,祀名宦。著有《西新桥记》等名文,其精采文字,为西湖增色生辉。

说到对惠州西湖的开发和建设,还有另一位潮籍名人吴复古,也是“开湖功臣”之一。关于吴复古,《惠州府志·吴子野传》有专门记载。吴复古,字子野,揭阳人,宋代隐逸高士。他与苏东坡是好友,“与游二十余年”。苏东坡在山东登州时,吴复古专程赴登州拜访他,还运回十二块巨石在家乡建“十二石堂”。苏东坡贬惠后,吴复古也跟着到惠州,“南归见坡于惠,子由于循。坡徙儋耳,子野从之,坡为作《远游庵铭》”,足见两人关系甚密。在惠州时,他出谋献策,协助苏东坡营建西湖。其热情相助之精神,使苏东坡深为感动,并预言他“会与江山成故事”。后来,惠州人出于“江山也要文人扶”之需要,对吴加以宣传,使苏东坡的预言成为事实。

对惠州西湖贡献最大的潮籍名人,应推明正德十二年进士、揭阳龙溪都(今潮安县庵埠镇薛陇村)人薛侃。薛侃,字尚谦,号中离,性至孝。师王阳明于赣州,信道最笃,依师门4年,归而讲学,“自是王学盛行于岭南”。嘉靖二十二年(1543)到罗浮山,应惠州学者谢宪、叶时等人邀请,又到丰山永福寺讲学。“薛侃讲学丰山,四方名人接踵,相与拥翠凌波,胜游相望……湖由是为郡之胜,昔人比之杭、颖云。”(叶萼《全湖大势论》)按叶所说,惠州西湖成为国内名胜,与杭州西湖、颖州西湖并称于世,始自薛侃。薛侃“在惠州前后四年,接引不倦。客或久坐当食,进瓠菽对啖,直率如此。……从游数十或百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归善县名士李鹏举、叶萼等日侍讲席。薛侃特别授予叶萼以《孝经》心得,他还与谢宪、程明道等“群与辩”析王阳明“良知”之说,从而培养了李鹏举、叶萼、周坦均等一大批在岭南有相当地位的学者,使惠州西湖成为岭南继揭阳中离山后又一理学传播中心。薛侃还为孤山命名,并倡议筑湖堤蓄水以保西湖之美。他孜孜授业,潜心著述,著有《图书质疑》、《经传谕义中说》、《西湖记》等。并写下《题半径》、《水帘洞》、《丰山步周狮峰韵》等诗文,为西湖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直至晚清,还有不少游湖诗人热情地赞美他的这一历史贡献。

与薛侃差不多同时期的潮籍名人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明嘉靖十一年(1532)状元林大钦,一个是嘉靖十九年(1540)进士林大春。林大钦,字敬夫,也是明海阳县东莆都(今潮安县金石镇上官路村)人,上官路村与薛陇村相距不远。薛侃虽比林大钦稍大些,但两人心志相同,是朝夕相处的好友。薛在惠讲学时,林到惠拜访他,并题诗《孤忠祠》。因林是粤东唯一的文状元,名声大,也就成了西湖的一份光荣。林大春,字井丹,潮阳人。严嵩知他有才能,曾欲引荐他,他却不理会。他到过西湖瞻仰苏东坡故居,写下五律一首《东坡故居》。因其人格高尚,历代西湖史人便刮目相看,每每提及。两林的题诗,无疑提高了西湖的知名度。

明崇祯岁贡,海丰人叶维阳情系西湖。其父叶高标(明崇祯进士)死后,叶维阳将他安葬于黄塘小榜山,立石马,碣石碑。他还倡议“用石灰沙泥筑平湖堤,捐费之半三百两”。并著有《水晶鱼》、《窦祠》诸作。其时,从红花嶂出黄峒、榜山间,过朱史洞、半径,有玉潭,在半径桥西。叶维阳游经此处,诗兴大发,赋七言律诗《横槎溪》,为西湖的建设和宣传作出贡献。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4),澄海人许贞到惠州任提督时,发觉“兵居民房,恻然悯之”,于是,“借知府吕应奎建兵房。严惩军人不法者,禁赌,戢匪,闾里帖然”。他还在“湖上修栖霞庵。三十三年(1694)众请准立生祠,敬如父母”(《惠州西湖志》)。

清光绪五年(1879年),广东水师提督、普宁人方耀看中惠州西湖的佳景,遂与惠州知府张桂一起,于明月湾前同建湖光亭,因其形状似船,又称船亭。章炳麟为之题“红棉水榭”。水榭以红棉苍古胜。当春临大地,在西湖的万绿丛中,红棉团团,簇拥湖亭,十分瞩目,令人陶醉,故有“红棉春醉”之称,成为西湖的一处引人景点。

历代潮籍名人对惠州西湖加以宣传的还有:明崇祯十一年(1638)举人,海丰人黄德爆作七律诗《准提阁》;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任检讨、户部主事的海丰人洪晨孚,著有《西湖书院记》等诗文;清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任中书的海丰人陈芳胄,在西湖上写下《上已湖上》、《合江楼》等诗;清雍正乙巳岁贡、陆丰人彭上拔,著有《祗今集》、《白鹤峰东坡祠》等诗文。他们的诗文,无疑扩大了西湖的知名度。

历代到过惠州的海丰名人还有:郭安仁(宋庆元二年进士、知循州龙川县)、李实(明嘉靖乙丑进士,任江南御史)、黄守谦(明万历庚辰进士,任户部主事)、林铭球(明万历进士,任御史)、姚恭(明天启壬戍进士,任归安县令)、黄易(清顺治已亥进士、任福建归化县令)、洪宸(清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江首辟(清康熙丙戍进士)。

 

二、近代潮汕名人与惠州

近代,潮人与惠州关系最为密切的,首推陈炯明。尽管今人对陈炯明的功过是非有争议,但应肯定的是,陈在推翻清廷对惠州的统治、光复惠州、改归善县名为惠阳及对惠州社会的关心和建设上实有贡献。

陈炯明,字竞存,海丰人,先后毕业于海丰师范学堂、广东政法学堂,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参加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与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1911年10月,“为响应武昌起义,陈在香港召集东江同志准备东江起义,陈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11月1,陈与邓铿、马育航等领导淡水起义,随后率师向惠州进发,由于清巡营管带洪兆麟投诚,迫使驻守惠州的陆路提督秦炳直投降。起义军迅速扩展到七个旅,陈自任为‘循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汕尾市人物研究史料编纂委员会《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第一册),“革命军遂入惠州城。惠州光复后,归善县改名惠阳”(《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

陈炯明十分重视交通建设,早在1909年任广东咨议局议员时,就提议建设惠潮铁路。辛亥革命后,他又和詹天佑、高绳文等人提议建立惠潮铁路公司,认为“国计民生悉赖于此”。提出惠潮铁路自惠州博罗县属石湾筑至潮州饶平县属黄岗止,总长275英里1913年1月5日《申报》:《惠潮铁路公司成立》)。1921年,陈任省长时拟统一全省铁路,并开筑樟惠公路、罗浮山公路等,还制订《罗浮公路局组织章程》。他还主持协调劳资关系,改善管理制度,赔偿因筑路而造成民众土地、财产、人员损失,加强路警建设,围剿路匪,减轻或免除水陆交通税收,规定车价等,使铁路、公路、水运在非戒严时期,有一个安定环境。他关心水利建设和林业。1921年3月,惠阳江防垂危。由于广东财政困难,陈着令惠阳保卫局绅张允升召集各乡绅商自行筹款修筑江防,还特令行治河处派员测勘妥核筑堤计划。翌年3月,陈以“粤省各属,每年春夏间,洪水发涨,地方受灾,所有各处围堤,前有被冲激损坏者,亟宜趁此春晴及时修筑,以免临时张皇”,特制定各种调查表,令各县长赶速调查围堤情况。1921年3月,黄强、邓铿、熊略同游罗浮山,发现不少古木苍松被砍伐,于是联名条陈,陈下令派员保护罗浮山森林。(《陈炯明与粤军研究史料》第一册)

陈炯明发迹于惠州,生前对惠州西湖情有独钟,死后也葬于西湖。1922年3月14日,陈炯明“目睹西湖名胜,多就颓废”,遂与汪兆铭、伍庭芳、林森共同发起募捐修理西湖。数日后,即3月20日,他又在倡议书中道:“自与二三同志讲议重修,亭之颓败者葺之,嘉植之摧残者补之,庶凡西湖重复旧观。惟区域既广,土木甚巨,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任。”倡议“邦人君子”捐款修西湖,并送上捐册一本,惠州西湖图一张。1922年5月中旬,陈又到惠州,“饬杨县长着该区警察督促工人开浚。一时锄锹交加,全湖已澄清深漾”。(同上书第五册)

由于与孙中山政见有分歧,陈辞去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职务,到惠州西湖百花洲居住。“室中挂惠州西湖地图一幅”。许多国民党要员和陈的部属拜访他,陈与他们谈话时,“则从勤俭与生产两事勉之”。他关心惠州工人的生活,谈话中“便顾念到工人苦况,说是现在的物价样样都贵,屋租也是加倍,那工人的生活,怎么得了呢?听说是工人中最苦的还是煤炭工人,他们天天捱那煤炭的生活,连眼都盲了,实在是苦吧。他说至此便要下泪”(同上书5之P460)。为了与家乡联系方便,他还架设了惠州至海丰的第一条电话线。

1925年底,陈炯明失败之后定居香港,潜心著作,著有《中国统一刍议》、《法制生产》等书。陈“一面劳于著作,一面感于国伤,而又家贫无隔宿之粮,度日生活至苦”(香港《工商日报》1933年9月23日),以致患下严重的肠炎,于1933年9月22日夜不治而逝。死时留下老母、妻子及三子五女。其灵柩暂寄香港华东义庄,1934年农历三月初一移葬惠州西湖紫薇山。其长子陈定夏同埋山上。吴佩孚、尤烈、黄绍雄、居正、陈真如、邹鲁、徐傅霖、钟秀南等名人为其写下挽联。蒋介石、汪精卫也分别送赙金三千元、五百元(香港《循环报》1934年4月4日)。如今的紫薇山,也成为游览西湖的一个景点。

近代潮人与惠州关系密切的另一位人物是陈炯明的同乡、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彭湃对于惠州的革命事业,特别是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着十分重要的领导和推动作用。1922年10月,彭湃成立了海丰县赤山约农会之后,“就往高潭进行宣传发动。水口、黄沙乡的农民黄显南、黄子琦、钟金凤、张招等积极响应,到处串连。1923年3月,在彭湃的指导下,建立高潭区水口乡农会……接着,各乡农会纷纷成立”(《中国共产党东江地方史》P29)。在彭湃的指导下,高潭、秋长、平山、白芒花、梁化一带积极开展农民运动。1923年5月以后,“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的农民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海丰总农会扩大改称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在海、陆、惠三个县分别设立分会。”“同年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扩大改称为‘广东省农会’…… 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彭湃起草了《广东农会章程》。”(同上书P31)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共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为使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能实行统一指挥,广东区委决定成立东江特别委员会,由彭湃、郭广真、杨石魂、林甦、张善铭、何友逖等七人为委员,负责全东江党务、政治、军事,领导东江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1927年9月,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成功后,彭湃指示海陆丰地委将在两县没收的粮食物资运往高潭中洞及海丰朝面山,将中洞作为革命的后方。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东江特委“有计划地从海丰、陆丰、紫金、惠阳等苏维埃政权控制区域内,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布匹、药品等战略物资送到四县边界的中洞、朝面山、激石溪一带,充实后方游击基地。同时,在中洞建立枪械修造厂、被服厂、印刷厂和红军医院等……为长期斗争做好了准备”(同上书P127)。如今,中洞的十三处革命遗址经过修建后,已成为惠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点。彭湃对惠州,乃至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可谓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与惠州人民有血肉关系的潮人还很多,如林道文、彭桂等。林道文,海丰人,读初中时就跟彭湃一起干革命。1927年12月调惠阳县委工作。1928年1月,与省巡视员黄钊往白芒花、惠州、横沥、四大半围乡等地巡视工作。2月2日,惠阳县委在四大半围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决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26日,惠阳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四大半围岗头村杨氏宗祠召开,大会成立惠阳县苏维埃政府,林道文被选为执行委员。3月初,中共中央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恽代英等人,到惠阳召开惠阳县党、团委联席会议,林道文也参加。会议决定组织第三次平山起义。林道文带领赤卫队40多人奔赴平山。由于敌我悬殊,各路农军奉命撤回原地。4月中旬,国民党黄旭初师2个团分兵进犯淡水、镇隆、潼湖等地。因敌众我寡,为避敌锋芒,林道文率领农民赤卫队转移到深山密林,坚持游击战。5月4日,惠阳县委常委进行了改组和调整,林道文等5人为常委。同时派出林道文、余子光到平潭、稔山巡视工作,协助两个区委整顿党组织。6月8日,广东省委对东江地区的党组织进行重大调整,成立新的东江特委,林道文为15个委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惠阳地方史》P119~139)林道文后来牺牲了,但他对惠阳革命工作的贡献,一直为后人所缅怀。

抗日战争时期,在惠阳东部(今惠东县)多祝宝口一带,流传着潮人后裔陈鼎光爱国抗日的事迹。陈鼎光的祖父陈丁,原是潮阳县铜盂镇岐美村的一个农民。清光绪初年到多祝一带当货郎,并在当地娶妻生子。其子陈银生下八子一女,还收养一子,共10个子女。陈鼎光居第九。陈鼎光与二哥鼎强、小弟鼎洪共进黄埔军校学习。由于陈鼎光英勇善战,很快成为粤海军的一名主要将领。1932年5月,他不满陈济棠的领导,辞职回宝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重新复出,担任海(丰)惠(阳)紫(金)抗日联防主任,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7月,中共东江地方组织在高潭召开海陆惠紫五边区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五县边区抗日民主联合政府。陈鼎光应邀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表示与共产党精诚合作,一致抗日,并捐献一批长短枪。抗战胜利后,他主动脱离国民党军政系统,出任梌山中学校长,教育学生爱国爱家乡,在惠东一带颇有名望。

 

三、当代潮人与惠州

新中国成立后,到惠州的潮人越来越多,其中,有的是大中专院校毕业后由组织部门分配而来;有的是由上级组织部门派遣到惠任职的;有的是从部队复员转业而来的;有的是响应政府“上山下乡”号召到惠插队落户的;也有一些是自己到惠谋生创业的。人员最多的两次,一次是建国初期的澄海赴惠青年农民垦荒队,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潮阳赴龙门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1955年冬,广东省委提出移民垦荒、推广农业生产技术,达到增产增收、改善农民生活,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号召。

1956年2月,由96名澄海青年农民组成的垦荒队,响应党的号召,移民到惠阳县潼湖区东楼乡(今仲恺高新技术开发区陈江街道办事处澄海村),安家立业。这近百名来自潮汕平原的青年,不怕苦、不怕累,以惠阳为第二家乡,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科学种田,勇夺粮食高产。

澄海青年农民在贫瘠田里夺高产的经验,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区、县、专区的领导先后到现场考察后大加肯定,大力推广。1960年9月20日,惠阳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学先进运动,号召全县各社队党组织要向澄海农场党支部学习。1961年4月初,广东省委书记李坚真到惠阳县检查工作时,特地来到澄海农场,对他们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澄海农场在农业技术创新中总结的甘薯垄栽技术、花生密植栽培技术、稻种催芽技术,特别是水稻、花生、甘薯、蔬菜轮作技术,都在县里组织的现场推广会和全县干部大会上进行介绍,在当地得到很好推广,还有优质甘茨品种和狮头鹅苗等的推广,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立了功。1964年,澄海农场被惠阳专区评为“农业生产红旗单位”。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澄海农民也坚持科学种田夺高产。1970年11月,广东省第三次农业科学实验经验交流大会在广州召开,澄海大队农科实验小组也应邀参加大会。1976年,惠阳县委推广了陈江公社澄海大队澄海生产队甘薯高产栽技术,并组织全县生产队长到现场参观学习。

进入20世纪80年代,澄海农民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一手办农业,一手办工业,促使经济大发展。199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特地到澄海管理区进行考察,对该管理区积极筹资建厂房,招商引资,壮大集体经济的做法和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2006年6月,澄海村民小组被惠城区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2007年4月,澄海村被惠州市政府定为村企合作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

50多年过去了,原澄海青年垦荒队只有109人(其中小孩13人),发展到今天的澄海村1200多人(其中澄海村民小组570多人)。他们既弘扬潮汕文化,又主动融入本土文化,通过两次并村,潮汕与客家联姻结缘,谱写潮汕人与客家人共建美好家园的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潮汕人看中惠州这片热土,如潮涌东江,纷纷到惠州定居创业。党政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各领域,不无潮人的身影。特别是在惠州的经济建设中,涌现了一支实力较强的潮商劲旅。2005年1月,在惠潮商成立了“惠州市潮人文化经济促进会”,也称“潮汕总商会”,成员1500多人,其中相当部分潮商已成为名闻遐迩的民营企业家。“潮人会”成立五年多,已成为惠州社团的一面旗帜。在惠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潮人会正为建设科学发展的惠民之州作出应有的贡献。几十万在惠潮人,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惠州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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