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天是惠州的知名画家，也是我的外曾祖父（惠州话称白公）。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近年来，介绍他的画作，记载他的轶事的文章经常见诸于报纸、书籍，每当读到这些文章之时，更使我们全家深深地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辈。作为他的后人，把鲜为人知的老人生前日常家庭生活轶事记叙下来并奉献给广大读者，是我的一个心愿，亦可借此表达我们对老人的深切怀念之情，作为永久的纪念。 一、爱女 外曾祖父李长天出生于1878年9月（初三日），祖籍博罗县霞村（今惠城区汝湖），是一个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几个不同历史年代的老人。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位妻子，前二任妻子均死于月难，只留下一长子。第三任妻子金茂即是我的外曾祖母，育有一女一子，幼子在襁褓中夭折，仅留下一女即我的外婆李巧儿（生于1917年）。当外婆14岁时，久卧病床已24岁的哥哥亦因医治无效而病逝，外婆便成了外曾祖父膝下幸存的唯一爱女，因此得到父母加倍的疼爱和呵护。据外婆忆述，当时女孩子能上学读书的人是很少的，而外曾祖父却早早送她上学读书。外婆也写得一手好字，但因为怕上算术课，读至高小就退学回家学织布。今年已84岁的外婆相貌酷似外曾祖父，戴着老花眼镜仍可看连环画书，电视上播出的粤剧唱词字幕也能看懂，从收音机广播电视里得知的新鲜事她很快就会转告我们，还会使用VCD机、洗衣机、电饭煲、空调等各种家用电器，思想开放、新潮，有其父遗风，这应与她当年读书识字有很大关系。我们也曾开玩笑说，外婆当年若不是厌倦做数学题，坚持读书，恐怕现在也许是教授了。 外婆说当年她家全靠其父亲在惠州几家小学教图画课的薪金和写画挣得的钱来养家，因外曾祖父写画不为名利，赠画多于卖画，生活过得不算富裕。在外婆的哥哥去世后，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多年来靠租屋居住，要支付租金等开支不小。但外曾祖父仍尽量给自己的爱女以好的照顾，使她能过上好日子。记得在“文革”期间，生活比较困难，家家户户衣着都有打补丁的，我们家也不例外。当时曾笑称那种在臀部易磨损部位加厚再加几圈针线车实的补丁裤子为“靶子”裤。无奈之中，外婆感叹地悄悄对我们说她从小到大，虽然不是穿的都是绫罗绸缎，但也从未穿过有补丁的衣服。我们当时还挺羡慕她小时候有那么好的生活，有那么好的衣裳穿。从此事也可得知外曾祖父当年对其爱女的关爱程度。 由于外曾祖父的疼爱和不舍，外婆到23岁时才出嫁，这在那个年代已是少有的大龄女青年了。外婆结婚后，因外公长期在外地工作，因此她婚后的日子大多是与父母住在一起，在她生产长女饶璟美（我母亲）时，也是其老父联系医院和医生，跑前跑后地张罗的。因外曾祖父饱尝失妻之痛，更担心爱女坐月子遭不测，所以对女儿及下一辈均细心照顾。此后的近50年时间里，外婆与其父母一直是两家共一家在一起生活，家庭的收支都交由外婆掌管，共同撑起一个家，我母亲几姊弟出生前后至长大读书阶段，他们亦是跟随着外公外婆。在惠州沦陷，遭日本飞机轰炸时期，每次“走日本仔飞机”到乡下避难，都是由外曾祖父带路携女带孙跑到农村中躲避，老人不顾自己的安危，竭尽全力保护好女儿和外孙，有好几次都化险为夷，躲过灾难，直至60年代初我的母亲结婚后，外婆为了照顾我和弟弟，帮我母亲操持家务才离开其老父母跟随大女儿居住，与我的父母一起生活至今。 二、天伦之乐 我是李长天的长外重孙女，因此出生后即有幸得到老人的百般疼爱和照顾，经常与两位老人相处接触，与他们老少四代同堂，度过美好的快乐的童年。在重孙辈中，也唯有我与红晖弟见过外曾祖父母，留下温馨的回忆。 外曾祖父一生贫寒、漂泊，居无定所。父亲早逝，连失妻儿，孤苦伶仃，人到中年膝下仅存一爱女，解放那年他已71岁了。当他84岁时得知第一次要做“白公”时，高兴得即席挥毫画了一幅观音送子图给我父母，上面还题诗一首：孽海茫茫无处寻，释迦山下白云深，宁馨抱上君家去，勿负慈悲一片心。从中可见他老人家的欣喜之情。他把我们当作亲重孙，让我们称呼他俩老为“白公”“白婆”（惠州话指曾祖父、曾祖母），我和弟小时候也一直以为他们就是曾祖父母，长大后才知是外婆的亲父母即惠州人称呼为“姐公白”“姐婆白”（外曾祖父母）。不管称呼如何，两位老人的血缘之亲和关爱之情将会永记我们心中。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外曾祖父慈眉善目，和蔼可亲，身穿一袭长衫，拄着一根藤拐杖，杖的扶手部分是老藤天然形成再经过加工成鸟兽形状，拄地部分包着一节黄铜片，一走路就会“嗒嗒”有声。最特别的是他的下巴上留有一把长及前胸的白胡须，就象神话传说中白须飘飘的仙翁，在解放之后尤其60年代可以说较少见到留有这样长胡子的老人，因此也成为外曾祖父一个明显的记认标志。 60年代初，外曾祖父作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被市政府安排在中山公园惠州市图书馆一楼宿舍居住，那是一间位于图书馆西面靠近灯光球场的约12平方米的房子，离我父母居住地北门街不远。两位老人从此结束了租房居住、无数次搬家、居无定所的日子，在此房子里安度晚年一直至去世，大约居住了10年。该房子靠近大街，从那扇窗户望出去可看见五一路那两排高大浓密的梧桐树和远处红墙碧瓦的中山纪念堂等景物，屋里靠窗台下摆放着一张很大的长条桌子，上面总是放满了笔、墨、纸、砚、印章等物。此外，还放着一只形状象香炉的玻璃金鱼缸（外曾祖父酷爱养金鱼），但在物质贫乏和破“四旧”的年代，缸里面没养金鱼而是变成盛放黄砂糖、芝麻糖、糕点等食物的器皿。我和弟弟经常是一去到外曾祖父家就会径直往那里去，每次也总是能取到好吃的。后来妈妈告诉我们那些都是老人舍不得吃而专门留给我们姐弟俩的零食，那间小屋成为我和弟弟童年时最向往和最感快乐幸福的地方，我至今仍忘不了那黄砂糖小小颗粒的清甜滋味和芝麻饼的酥香。 在中山公园图书馆大门旁，曾长有一棵很大的无花果树，树下设有一阅报宣传栏，那里是通往外曾祖父住房的必经之路。每当老人外出或去饮茶时，我们姐弟就会在树下等候，过一阵儿，老人总会一手拄着杖，一手拎着一包核桃酥或炒米饼、鸡仔饼之类的食品，笑咪咪地向我们走来，嘴里还乐呵呵地说着：“有嘢食啰”。这时，我和弟弟雀跃迎上前去，接过食品，蹦蹦跳跳地在前边向老人住处走去，而外曾祖父则开心地在后面慢慢跟着，我们的耳边会响起那一串清脆的手杖“嗒嗒”声。多年来，老人外出归来总忘不了带回些好吃的给小辈，这已成了他的一个习惯。在六十年代物质贫乏时期，我和弟弟仍能时常得到外曾祖父的照顾，享口福，得益于当时的外曾祖父是省文史馆馆员，受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享受特殊物质待遇（类似如今的专家津贴），每月有定额的肉、油、食品等补助，老人在我们童年成长阶段倾注了一份特殊的关爱，帮助我们全家渡过了困难时期。我们姐弟经常到老人小屋去玩耍，成为外曾祖父晚年生活中的一大期盼，使老人享受到天伦之乐。 三、慈祥善良的老人 外曾祖父对我母亲几姐弟和我们都是非常疼爱，呵护有加。不仅如此，他对别人的小孩子也很爱护，印象中我从未听过他骂人，更不见他大声呵斥小孩。据外婆说，她老父亲从来就是一副菩萨心肠，脾气好，善良，肯帮人，听到小孩啼哭就感到心痛。对一些较贫穷的邻居和乡亲朋友，特别是老人和小孩有困难时，他都会慷慨解囊给予帮助。老人每当见到要饭的人尤其是带着小孩的乞丐时更生同情心，往往是毫不犹豫地相助或吩咐家人给饭菜救济，可见其善良之心。 四、乐观、豁达，思想开明 外曾祖父虽然是以画画和教书为生，生活清贫，但他在给人写画时从不漫天要价，收回的一点笔金仅为了维持生活，他曾笑称自己是鸬鹚命（鸬鹚即鱼鹰，渔人用来捕鱼时，其颈部被绑住不能吞食捕获的鱼），食几多着（穿）几多都有定数，不必去强求。老人一生衣着俭朴，生活要求不高，他最喜欢吃的家常菜是黄鱼肚，白菜箭（菜芯）和烧肉，过的是日求两餐、夜求一宿的清贫生活。家境虽不宽裕，但外曾祖父却非常乐观、豁达，笑口常开，幽默风趣。在一些回忆惠州画家李长天的文章中常会写到他的一些趣事，甚至有些行为就象顽劣孩童之举，令人捧腹。实际生活中也确实如此，老人的风趣幽默让我父母记忆犹新。外曾祖父不但善于绘画，吟诗作对也甚佳，还善于篆刻，他常用的印章也多出自于自刻，作画时好以画抒怀，喜欢在画上配诗。诗、书、画巧妙结合，且很有生活寓意。我父母说他老人家在写画时常常是边画边随口吟出“糊涂糊涂又糊涂，涂来涂去画西湖……”之类的句子；又如老人喜好上茶楼饮茶，与老友谈心聊天，有些画画生意也是在茶楼里接单的。饮茶成为伴随他老人家一生的嗜好，往往在饮茶时，他又会吟出“朝朝油炸鬼（油条），普洱解愁魔……”的诗句，令听者开怀大笑。他也经常自嘲是靠一支秃笔挣饭吃。老人这种乐观风趣的性格，对生活不苛求和与人为善的为人，也许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 外曾祖父的思想也很开明，容易接受新生事物。他非常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夸共产党好。解放后，他这个以画画为生的穷教书匠，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曾当选过惠阳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老人尽心尽责，每次都认真参加人大、政协会议，深感自豪。还将每次参加会议的代表证等细心收藏。 1958年他再去省城广州（三十年代他曾去过广州），感触到很多新鲜事物，尤其对当时广州已实行火葬很赞赏，回来后就对家里人说：“人家省城早就实行火葬了，又文明又干净，好过土葬。土葬后金锃被打烂时尸骨丢在山野上被风吹日晒雨淋，甚至被牛踩，很贱。惠州不知什么时候也可以实行火葬。”后来惠州市成立时，当时的市长柴禧出告示：“关于惠州市实行火葬的通告”，外曾祖父得知后非常高兴和赞同，回到家里即乐呵呵地对我父亲说：“好啦！以后惠州也好象省城一样可以实行火葬了，终于可以实现我的心愿了。”如今的惠州城市火化率已达百分之百，但在当年一个八十老翁能有如此开明的想法实属难得。 五、勤奋、执着的画家 外曾祖父一生酷爱画画，一生以书画为伴。老人虽没读过美术专科学校，但通过自己的努力终成为惠州著名画家。他的画深受惠州人民的喜爱，也有许多流传于港澳海外。他孩童时就喜爱画画，自小师从伯父李星阁，勤学苦练数十年，不论是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从青壮年到老年都在不停笔地画，不断地追求更高境界，作画刻苦，苦中求乐，一生作品不计其数。 外曾祖父晚年时所住的图书馆宿舍，屋内除了两张大床之外，最显眼的就是一张大画桌和满屋的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晚年一些反映新时代的得意之作如《新惠州西湖全图》等作品均在这张桌子上完成。可惜自“文革”开始后，国画等艺术被当作“封、资、修”“毒草”列入禁区，老人被迫停止挥毫作画，从此画桌常闲置。我想，老人去世前的“文革”岁月，他一生中最难受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让他停下手中挥动了几十年的画笔。 我至今仍忘不了老人临终前仍挣扎着要我母亲扶他坐起来到画桌上写画的那一幕，这也是老人家留给我的最后印象，因此后没过几天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是老人临终前不久的一个寒冷的日子，那天妈妈领着8岁的我去看望外曾祖父，除了送吃的还帮老人擦身、换上干净衣服。这时，已久卧病床的外曾祖父竟坚决地要求我母亲扶他坐起来，母亲问他干啥，他答要坐到画桌前画画。我母亲说，你的腿伤未好，已坐不稳了，怎么能画画啊。老人固执地不肯躺下，我母亲只好扶着他在床边坐了起来，但不一会他实在无力支撑，再加上母亲的劝说才无奈地躺回床上。哪怕是在病重之时，老人的头脑中仍是在想着拿起画笔。当时老人端坐的姿势、执着的眼神和身穿黑色棉袄白色长须飘在胸前的情景，象一幅清晰的黑白照片一样永远地保留在我的脑海中。 外曾祖父多次说过：我的画在生是草，死后是宝，现在是不值几个钱，但等我百年后欲求难时会变成无价宝。此话甚是。“文革”期间，由于大破“四旧”，老人的大部分画稿被抄走和焚毁，流失的也不少，至今我家仅存有老人的一幅《木兰从军图》。现在除了在惠州元妙古观藏画中能欣赏到老人的真迹墨宝外，其余的画作能在他昔日的学生、好友（主要是港澳朋友）冒险收藏下来的藏品中见到，可谓珍贵。 我家幸存的《木兰从军图》，是当年外曾祖父专门画赠给我父亲的，上面题有“赠育贤孙婿留存”字迹。该画作于1961年，是一幅工笔小作品，用笔润色，人物表情，马匹等描绘得栩栩传神。此画得以保存下来，源于夹在一本《毛泽东选集》里，放置于阁楼上沉睡多年。“文革”结束后我在翻找东西时无意中发现，当时令全家甚感高兴，成为外曾祖父留给我们后人幸存下来不多的画作中极珍贵的纪念物之一。至今，我父亲一见此画，就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老人当时作画赠画的情景，更添怀念之情。 1969年，已九十二岁高龄的外曾祖父因不能执笔画画，只能天天外出到茶楼饮茶，找老朋友聊天解闷。他虽年事已高，但仍身体健康。耳聪目明，头脑清醒，少有病痛，拄着藤拐杖独自行走外出，为外曾祖母买回早餐或零食等。但不幸的是在一天清晨外出时，路过桥子头的公共供水处时因地板湿滑，老人摔了一跤，跌至腿股骨骨折，当时限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没能得到更好的医治。先是导致躺卧在床，后失去自理能力。长时间的卧床使老人的身体很快垮下来，日渐衰弱，再加上不久后外曾祖母亦因病去世，剩下外曾祖父一人形单影只，精神上的打击令其身体状况更是一日不如一日，在其老伴逝世约半年后的1970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初五日），老人逝世，终年九十三岁。我外婆外公和我父母一起，按老人生前的意愿以火葬形式操办了老人的后事。 今天，我们已迈进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祖国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的外曾祖父——惠州画家李长天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一年了。随着生活变好，我常常会想到，假如老人不是在“文革”结束前摔伤或是当时的医疗条件能像现在这么科学先进，外曾祖父一定能挺过来多活上十年八年，迎来祖国文化艺术复苏的春天，那时他老人家就可重新拿起画笔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那该多好啊！然而这遗憾已是无可补偿了。所幸的是在他老人家的后代中，我弟红晖（林水天）也是酷爱丹青笔墨，或许是孩童时接触过外曾祖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没有进过美专学习的红晖弟自学成才，作品已入选省、市级美术作品展览，加入了惠州市美术家协会和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并当选为惠州市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这似乎也可以告慰外曾祖父的在天之灵，让他老人家含笑于九泉了。 （原载《惠城文史资料》第18辑，邹永祥主编，惠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