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读了叶伟强校长早年写的“瞻前思后话昌明”一文，始知惠州昌明小学诞生于1908年，算来昌明小学已经100岁了。

我也曾经是昌明小学的学生，那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我是1944年秋季上的学，1950年毕业，除了第一学年,中间有半年因惠州沦陷逃难在外。年幼稚嫩，印象朦胧，我记得经历了三个校长，大概是一至四年级是祝国厚校长，五年级至六年级是李冠炎校长，六年级是陈北校长。如无记错的话，那就和叶校长所说的有较大出入。（叶校长在“瞻前顾后话昌明”中说祝国厚任职昌明在1945年前）

早前祝校长也住在府城（桥西）大菜园，与我家是一条街道的邻居，又都吃教学这碗饭，有来往更不陌生，但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什么印象。

我父亲在抗战胜利不久便撒手归天，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很困难，我两个兄长已经辍学，我虽然刚入学不久，也面临失学的危险。我母亲虽是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毕竟在读书人家成长和生活，并不甘心自己的孩子成为惠州人所说的“盲猪牯”，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也是不愿看到的。一天母亲带了我到祝校长家去，一进门二话未说就命我给校长磕头，我耷拉着脑袋，战战兢兢中也不知道母亲对校长说了啥，随后，校长抚摩着我的头顶把我们送出了大门，我只听见校长叫我母亲放心，又勉励我要好好读书。从此便得到祝校长的关照，我在昌明小学读书得以免交学费。我对祝校长的第一印象是体恤学子，乐于助人的慈祥长者。

那时，抗战胜利不久，昌明小学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校长的压力是很大的。通常祝校长并不担负学生日常教导工作，但早晨的升旗礼却很认真很正规。校长一定站立在三米见方的旗台上向学生训话，我对祝校长在校的比较清晰印象其实从这里开始。祝校长稍高的个子，穿浅灰带蓝色中山装、黑皮鞋，穿着合身笔挺，仪容整齐严谨，短茬头发光脑袋，声音宏亮不怒而威。平时学生难得有机会接近校长，日常管束学生的大任大多落在教导主任冯仁化老师身上。冯仁化老师则不同，平常穿一身中式便服，矮小微佝，有一张木刻般的脸，深陷的眼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认真、严肃、严格、严厉，学生都怕他。例如，有一寒冬的早晨，因贪睡，我急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在学校门口被冯仁化主任守株待兔抓得正着（冯主任经常抓迟到的同学）。一手揪着我的耳朵，众目睽睽之下被揪到升旗礼的现场。冯仁化主任虽然个子不高，但对于我无疑是山大人了，我挺着脚尖歪着脑袋，忍着痛楚不敢吱声，近乎被拖着走，现在想来还有点恐怖。当然，冯老师也不只抓学生迟到这些小事，他也讲课（不是我的授课老师），据其他同学说，冯老师讲课认真深刻动听，台下鸦雀无声。不可否认，我并非好学生，我也不只一次尝试过老师鸡毛掸子的滋味，罚站堂那是常有的事，但享此殊荣的人也并非我一人。现在的老师学生也许认为是“天方夜谭”，但那时并不稀奇。那时奉行“严师出高徒，棍棒出孝子”的信条，认为体罚是教育学生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学生也默然承受不会有什么反感，“天地君亲师”，老师永远是对的。其实学生在体罚中也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有了免疫力，学生皮了把体罚不当回事，更不会被体罚后回家告诉家长（说不定又招家长一顿臭骂）。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有一天，教务处门口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群人看热闹，但个个心存忐忑，原来有两个荷枪实弹的大兵来学校闹事，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原因是保安团团长的宝贝儿子正是挨了冯仁化老师的体罚。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老师们都惶惶然。这时祝校长无奈，只好放下尊严出来救场，好说赖说、长恭短揖……总算熄了火平了浪。但有一事我至今不明：有一次我与同班同学，也就是祝校长的小儿子祝士景打架。那场架可能是暴得惊人的，因为几十年后，有一次我从北方回到惠州，在大街上偶遇几个小学时的同学，其中一位我们怔怔的相互凝视良久，谁也想不起对方是谁，十分尴尬。在旁的一人说道：“你不记得他了？与祝士景打架……”，于是对方恍然大悟重重地一拍大腿：“啊，是你，王师式！”──真是，人生千万莫做“坏事”，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说做好事一风吹，做坏事永垂不朽！打架的原因已经无从记起了，我做了如此“坏事”，但我并未得到加倍严厉的惩罚，也算是一桩例外吧。或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那时执行纪律虽然严厉，但大多是公允的并不偏私。

1948年，惠州解放前一年，“风雨如磐暗故园”，百姓日子过得很艰难，货币贬值，物价腾升，拉夫、拉壮丁不断，恐怖事也时有发生。昌明小学也强行进驻了一队国民党兵，在操场上用枪托和杯口粗的木棍打那些拉来的新兵。抓回的逃兵嗷嗷直叫，血肉模糊。开始学生都十分惊恐，时间一长也就见怪不怪。记得就在这一年，李冠炎校长来到昌明小学。

李校长与冯仁化老师一样清瘦矮小，形销骨立，也穿中式便服，比起祝校长来形象显得有些萎靡，但也显得平和可近。李校长来了以后体罚明显减少，表扬有所增加。就我而论，我在五、六年级这一年没有受到体罚的纪录，倒是得过多次小铅笔、小橡皮之类的奖励，当然是值得开心的。说来也怪，外面气氛沉重，学校里则显得较为宽松。那时我的班主任和国语老师是杨延泰，算术老师是苗广泰，自然老师是祝国沛，他们的课都是我们感兴趣很爱听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世道阴影罩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尤其是一些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都有希望改变现实，向往光明和美好，期盼新生活的情怀。有一次作文，杨延泰老师要求同学自定题目，自由发挥。我的题目是：“一场噩梦”。大意是：一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我孤单一人置身在渺无人迹的荒野之中，天上是低沉浓黑的乌云筛着惨淡的月色，地上散落的是凌乱飘零和诡秘不定的光影，四围是令人恐怖的寂穆，忽然一声巨响，在前方远处的山坳间忽然崩出一个巨型怪物，眼如铜铃口如血盘，伸出一双铁扒似的大手快步如飞地向我扑来，吓得我连喊救命落荒逃命，跑呀，跑，脚下是悬崖已无路可走，我本能一回头，那怪物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已触近我的脑门，我绝命地大叫：呀！救命──往后一仰两脚踏空便从高高的悬崖上坠落到万丈深渊……此刻我卷缩在床的角落，被我惊恐的哭喊声惊醒的母亲已匆忙来到我的身边，拍打着我的后背连声说道：“不要怕，不要怕，那是梦……”但我全身已经冷汗浸透再也不敢入睡，惊惶失魄地哭泣到天明──本来作文到此已经结束，但是杨延泰老师在批改文章时后面却加了一段。大意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是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今天的现实不就是这样的梦境吗？──阴霾、鬼魅、张着血盆大嘴吸人血的怪物……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天呀！快点亮吧，让这些噩梦离开我们远远的。其实我那时的思想并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不过是杨延泰老师借我的作文抒发自己深藏内心的情感罢了。杨延泰老师叫我重新抄了一遍，用朱砂笔重新点评，作文的题头显眼处打上九十二分，然后贴在教室的墙上，让我出足了风头。我很快就知道，其实我并没有写出一篇好文章的能耐，但也确实满足了我一时的虚荣，也让我一段时间喜欢了国语这门课。后来老师又选讲了“苛政猛于虎”，“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等几篇古文，大概也是因时而发吧，而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有趣。

那时上课学生都往往央求老师讲一二个小故事，或讲讲其他题外感兴趣的事才安心转入正题，就是算术、自然这些内容较严肃刻板的课也不例外。在惠州解放前夕，人心惶惶然、茫茫然吗，小学生幼嫩无知大多并不关心，但不可能没有影响。祝国沛老师在上自然课时谈到惠州现状就说龙川，河源已经解放了，欢迎解放军入城如何热闹，解放军对老百姓如何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的有关解放的讯息。

1949年10月惠州终于解放了，昌明小学从来没有如此欢腾雀跃，“解放了，天亮了”不绝于耳。杨延泰、祝国沛等老师积极张罗出墙报，在学生方面责任就落在我们高年级身上。杨延泰老师组织了张惠聪、李建国和我等同学撰稿，给我的题目是：“解放后之我见”。我终于露馅了，虽然我那篇获得高分的文章还堂然贴在课堂上，这时我整整憋了两天也憋不出几行字来，最后还是在老师帮助下完成。我入学以来学校第一份墙报终于诞生——图文并茂地赫然贴在校门走廊的墙上。就在这一段时间，陈北校长来到昌明小学。

陈北校长来到学校那一天虽然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学生都感到很新鲜，很兴奋。有几个老师陪同巡视各个班级。到我们班时杨延泰老师专程带他看贴在课堂上的作文。陈北校长拍拍我的脑袋很感兴趣，并加以赞扬，让我心花怒放了好一阵。

陈北校长中等偏矮身材，较为体胖圆润（与蓝造司令率领的又干又瘦的入城解放军有很大不同，与南下高大威武的‘大军’也不同），穿干部服。其实与早年祝国厚校长穿的中山装除质地外无论颜色和式样也差不多，但因是当时行政干部标准服式，由于陈北校长体形较胖，上长下宽就是那么不得体、不搭调。当然，也就给人一种随意、随便的感觉，大大缩减我们与校长的距离。其实在来校很长一段时间，陈北校长有较多时间在校园里行走，学生可经常看到他的身影，学生也经常无拘束地与之聊聊天。陈北校长看来虽然年青（听说那时还没有结婚），但是行动、说话却是不紧不慢，慢条斯理的，操一口并不十分标准的白话，话虽不多给人诙谐幽默但又稳重和有内涵的感觉。

惠州解放以后，给人最明显的印象是整个惠州都轰动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宣传队活跃在大街小巷，白天黑夜，锣鼓声、歌声响彻云霄；红旗标语飘扬、化妆巡行、街头演出，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由于南下大军北方的特色十分明显，腰鼓、秧歌、旱船、高跷、跑驴……目不暇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方文化海漫惠州城。但也激发了本地特色文化复兴，形成共舞的局面。学校是教育文化单位，学生是最活跃的群体，当然少不了学校的参与。那时昌明小学也是歌的海洋，舞的世界，热气腾腾。杨延泰、祝国沛等老师在陈北校长的领导下也搞了独创节目。结果，在学校礼堂举办了我在校六年来第一次大型文艺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一出话剧中，祝国沛老师扮演一个老大爷，白发银须，虽然步履蹒跚但神情矍铄，惟妙惟肖，令我印象深刻。我也参加了演出，说来令人喷饭。那是一出歌舞短剧，杨延泰老师是导演，我在剧中扮演一青年农妇，其实我们班上有十几位女同学，都长得水葱般的，不知何故偏选我男扮女装，我那时又矮又小又剃光头又从未参加过演出，这让我为难死了。班上女同学张水娇、郑玉梅等极力张罗，借来了黑色女衫裤、黑包头，把我打扮成小农妇……现在想来，纯粹把我当猴耍（说句笑话，相信绝非老师、同学的本意），只是逗大家一乐罢了──不过那时不用我逗乐也是挺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