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月， 黄秉维院士生平事迹 黄秉维先生1913年2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现惠州市）。1934年7月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获金质优学奖章。据恩师曾昭璇教授回忆，黄秉维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在外籍教授Panzer指导下完成地貌学论文，也是以家乡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惠州西湖与潼湖之间地形》。从地貌学意义上看，西湖和潼湖两个湖泊都位于东江南岸，两者都与东江河流地貌形成有关，因此，惠州西湖与潼湖之间的地形特点属于河流发育的地貌形态（即河流地貌）。同时，潼湖又是广东省境内的最大淡水湖，而惠州西湖是闻名的城市风景湖泊。黄秉维先生的毕业论文选题与乡土地理素材有关，这既体现了他对家乡地理环境的热爱，也反映了他的学术研究从家乡起步的踏实学风。 大学毕业后，黄秉维先生来到当时的北平地质调查所从事地貌调查工作。1934~1935年获洛克菲勒文教基金会奖学金，在北平地质调查所研究山东海岸地貌，发现了海岸下沉的证据，修正了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关于中国长江以北海岸属上升性质的论点。 1935～1938年，黄秉维先生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编撰《中国地理》专著与《高中中国地理》；1938~1942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2~1949年在国家资源委员会先后任专员、专门委员、研究委员，承担并主持中国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计划水库调查、长江三峡和黄河下游多目标流域规划等任务。全国解放后，自1949年至1954年，先后任南京市生产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工业部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矿普查组主任、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基本建设处副处长。与此同时，自1950年夏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1953年之后历任该所（现更名为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1954~1959）、所长（1960～1983）、名誉所长（1984～1999），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自1956年所学术委员会成立至1991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2000年）；198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自然地理学博士学位研究生导师。其间，还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大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1956～1979）、理事长（1980～1991）、名誉理事长（1991年以后），水利部水土保持顾问，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委员（CNC-IGBH）（1988～1996年）、顾问（1996年后），《地理学报》主编（1964～1984）和《地理研究》主编（1982～1992年）。 黄秉维先生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4年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1979年被聘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80年被授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名誉通讯会员，1980年被聘为国际山地学会顾问。1996年荣获国际地理联合会（IGU）特别荣誉奖。1997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黄秉维先生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荣获优秀党员称号；他还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黄秉维先生好学不倦。他问学之勤，读书之多，知书之稔，在我国地理界少有出其右者。一生与人往来，唯学问始终。虽垂垂老矣，仍勤学不辍。他一生恪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条，坚持实践出真知。自30年代的南岭调查到90年代的长江三峡考察，北从腾格里沙漠，南到热带海南丛林，西从青藏高原北缘的当金山口，东到胶州半岛，华夏大地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治学严谨，求实，求真，敢于坚持真理，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对于不同意见的争论，他从来没有门户之见。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生活简朴，淡泊名利。他平易近人、尊重同事、照顾下级。他历来满怀热情，爱护青年，提携后学。50年代以来，他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青年地理学家，其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我国地理学界的中坚和学科带头人。他先后热情为《地理科学进展》、《热带土壤与环境》、《中国国家地理》等刊物题词，重要文章首先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推动了这些刊物不断成长壮大。 黄秉维先生的学术生涯 黄秉维先生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和地貌学等方面的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主持了《中国自然区划（初稿）》、《中国自然图集》、《中国自然地理》的编篡工作。对中国各个自然区域首次进行了科学划分，对黄土高原的分类以及水土保持措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了精辟论断；后在国土整治、黄河治理、水土保持、农业生态平衡、森林生态作用、沙漠改造和黄淮海平原的综合治理等重大科研课题和研究领域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他主持编著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1978年），参与主持的《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86年），组织和主要承担的“中国自然环境及其地域分异的综合研究”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7年），主持研究的“生产潜力与土地承载力网络研究”项目（1992年）和“农田生态系统实验研究”项目（1993年）分别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三等奖。除出版地理专著外，他还发表论文50多篇，分别刊载于《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史地学报》、《地理知识》、《科学通报》、《资源委员会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其中“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地理知识》1981年第1期）等重要论文，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在不同自然条件下森林可能产生的不同作用，强调要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和对待森林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黄秉维先生的学术观点震撼了我国科学界，至今仍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针的制定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黄秉维先生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按照学科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密切注视国际研究动向和趋势；他积极倡导和实践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论，提倡学科间交叉和渗透；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地理学要为经济建设尤其是为农业生产服务；他热情吸纳新的知识，积极为地理学引入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他以渊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高度的责任感和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为推动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黄秉维先生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指出的方向和道路，将影响中国自然地理学界的几代学者。黄秉维先生是我国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是继竺可桢先生之后我国地理学界的师表垂范。 黄秉维先生71年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根据长期的实践，他始终认为“没有综合性地理研究，地理学便失去其存在的依据”。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涉猎技术科学和经济学，大大跨越了地理学的范围，只要工作有需要，无不乐于学习，兼收并蓄。50年代以后，他从地理学研究的目的，即地理学应当研究和解决社会发展与自然的矛盾出发，主张自然地理学家应了解学习社会和经济的原则。认为地理学家不懂得经济，则不能排除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来显然没有意义的东西，其成果也难以适应解决社会发展与自然的矛盾这一需要。 黄秉维先生的这一学术思想，萌芽于他的大学时代，到50年代初期逐渐明朗和系统化，并于1956年将“根据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的原理，开展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研究加以综合”的观点，写入由他参与主持制定的地理学学科规划中。他主张从有关学科中吸取营养，掌握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规律。通观在不同客体中的相应过程以研究其发生、发展及其地域分异，从而完善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他为此而提出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的3个方向，即地表热量与水分平衡、化学元素迁移和转化以及生物地理群落，这就是地理学在自然环境层次上的新的综合。黄秉维先生倡导的综合研究地表物理过程、化学过程与生物过程的方向，比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变化中开展类似研究的认识早了近30年。其后他又提出应当围绕土壤——植物——大气系统及其相互关系试验研究，创立并发展了“农田自然生产潜力”的理论和方法，为当今我国开展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黄秉维先生非常重视野外观测和实验研究。5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发展自然地理定位观测与实验研究，以模拟自然界的条件和过程，寻求测定某些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1960年前后，他亲自组织部署了沙风洞、河流地貌、径流、地理环境化学元素测定、沉积物分析、孢粉分析等实验研究，以及民勤、德州、石家庄的定位观测工作。80年代，又积极领导并主持筹建了北京大屯、山东禹城等农业生态系统实验站，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地理学的现代化进程。 黄秉维先生主张“为了综合，需要分析。既要发展综合自然地理学，也要发展部门自然地理学，重要的是把它们联系起来”。他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全局的综合科学。研究地表上区域之异同，可有两种不同途径，即系统地理学（又称普通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又称特殊地理学）。“地理学当为地面区域之比较研究”，“研究地表山区域的差异之科学”，“地理学以研究世界事物所组成之复杂体之区域的差异为目的”，“研究区域地理不从系统地理入手，必至茫无端绪”。 20世纪40年代，黄秉维先生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期间，主持了自然资源利用、保护以及长江三峡与黄河中游流域规划等项研究。他还参加了50年代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考察。在全面研究黄河侵蚀类型、分布和过程的基础上，他于1953年首次完成黄河中游土壤侵蚀方式分类，编制出第一幅1：400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和水力、风力侵蚀程度图。这些成果至今仍是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的重要参考依据，在水利部门编制的有关规划中一直沿用黄秉维先生当年的分区方案，成果中的理论部分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土壤侵蚀规律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黄秉维先生系统关注了自然条件与作物生长的关系问题。他打破学科界限，从自然、技术、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角度对我国农业生产潜力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农业自然生产潜力的基本理论，其研究成果为后来的生产实践所证实。黄秉维先生对华北平原的水利与农业建设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只有充分利用当地的降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华北平原的干旱问题，认为华北、西北节水的重要意义不亚于节能，主张将部分灌溉农业改为雨养农业。 80年代中期，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黄秉维先生倡导对我国东部坡地的利用与改良进行研究。他综合坡面径流、坡面水蚀、土壤保持、木本粮油等方面的成果，考虑传统农业与非传统农业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在中国东部存在着显著提高坡地持续生产力的可能性，而充分利用与改良我国东部坡地是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关键之一。黄秉维先生认为，既要防止土壤侵蚀及土壤物理性质变坏，又要使土壤养分不减少；坡地改良利用在战略上应以植物措施为主，最大限度提高一面坡或一个小流域的持续生产力，最好的途径是凭借速生树木优化生态环境，做到除害兴利，从而为坡地利用与改良指明了方向。 作为全球环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先驱者，早在1972年， 黄秉维先生与广东地理界 建国后，黄秉维先生转入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此后的50年与广东地理界接触渐多，据吾师曾昭璇教授回忆：“50年来，承他教导很多，黄师身教、言教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身教方面，黄秉维先生对我老师曾昭璇教授等广东地理学家们的最大启发是“勤俭持家，团结友爱，尊贤让能”。据我老师曾昭璇教授说，曾师每次到北京，黄秉维先生每请吃饭，在家中边吃边谈，加一双筷子，即可畅谈国家之事。他不同意的事就说不同意，有问题也敢摆开来。如记得左大康（时任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所长）兄接长所务时，兄说过他仍抓他研究的水热平衡方面项目。当时我们已觉得左兄身体不好，是否太重！他也觉得无奈。黄师亦说的太重，不利他健康。后来所里想提郑度兄任所务，黄师更说不同意，一个好好的研究人材，拿去搞行政，不妥不妥。都是好例。可见黄师为人是正派的，实事求是的。这也是他受竺可桢老院长赏识的地方。故竺老入科学院后，要在院内设地理所，并力膺黄师协助他筹备，后并委为所长，以免去旧中国和旧中央研究院的派系纠纷带入新中国的地理科学。 言教方面，他在学问上对广东地理界最大的教导就是一生忠诚努力于科学研究。据吾师刘南威教授回忆黄老南下，华南师大请他讲学，每请必到，每讲必长，决不马虎，即为一例。 我国地理区划有长久历史，各家说法亦多，但是以综合自然地理思想指导的区划工作则是从黄老开始的。在自然区划工作中，黄师也提出我国地理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与生产关联问题。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亚热带”的建立。曾师认为这是黄老用综合自然地理创立的一个很好的地理专用名词。黄老把亚热带南部地方划出成为一个南亚热带地带，表示他对中国东南部地带性划分的一个创举。使全国人民明确了华南地区的地理特征，以前学者多用华南区等名称称呼。但总是给人们有一个地理性不明确的概念。因此，黄老这个名称，是“从俗”的考虑，把我国广大的亚热带地区，由北京到广州都同属一带亚热带中，很笼统和给人不明确的概念，即到底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有没有差别的问题，因此黄师把北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分开了，就清楚了。一些外国学者也因此而不能说黄师是根据国际传统的亚热带来作中国的地理区划分区了。而是黄师用他创立的“综合”观点来定出的一个特殊的地带。 黄师还在“南亚热带”这个问题上还写出详尽的论文多篇，从其中可见到他是充分考虑到各个学科，和众多学者的观点后，才作出定论的。据曾师回忆，每件大事，黄师都遍访全国同行学者、征求意见，再反复研究，才下定语的，才决定建立此一名称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此处理，似乎并无明显的错误。”可见黄师从他的“综合”理论上把华南划归为南亚热带是合理的。这也是他对广东地理界地理区划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黄师本人为广东惠州人，生长在南亚热带中，故对本地带的特征体会亦深。因此，黄师的划分从命名到实质都是他在自然区划中的创新。 黄老思想周密，除了对我国平原地区的研究外，他还注意到我国南方广泛存在的“坡地”的农业生产问题。“坡地不用”向为外国学者考察中国后的结论，即“中国农民土地利用只限平地”。较高坡地因缺水而成为采樵、割草、墓地、林地，生产力太低。不如国外坡地利用一如平原先进。黄土高原、华南红土山坡地都受黄老重视。故在他的自然区划中，即将地形同温度和水分状况并列为最重要的依据。他的成果和理论，如1987年“华南坡地利用与改良”及1989年的再论（ 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国际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千古！ 黄秉维先生永远活在家乡人民心中！ 参考文献 [1] 曾昭璇. 怀念新中国地理科学带头人——黄秉维院士. 见: 刘琦主编, 地理学在广东发展的回顾.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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