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惠城文史资料》第十辑百尝先生的《发展教育、振兴中华》那篇文章，对黄维周(植桢)先生一家教泽绵长，光前裕后的盛况真是无任神往。我忝为维周先生的门生，从小就对先生怀有甚深的敬意。我父亲曾是府两等最早的教师之一，与维周先生是老同事，又是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他平时常来我家坐谈。我为客人敬茶敬烟之外，总是坐在客厅的角落里听他们的谈话。他们谈的大都是有关乡邦文献、人物以及学术上的问题，虽然他们谈的我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懂得一点是一点，多少总可以增长些知识，所以总是乐而忘倦地坐在那里。我对黄维周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发言常常得到大家的赞同，赞同他那独到的见解。我说过我听起来不一定都懂，听懂了的却受用不浅。有一次他们谈到袁子才，先生说，袁子才是有才，也没有学究气，但他风骨不高，有时流于浮滑，那是由于他品格不高。还有一次看到一篇骈文的寿序，他说，作者居然力追洪北江。我不知道洪北江是什么人，小孩子听大人谈话是不许插嘴的。等到客人走后，我才问我父亲洪北江是什么人，我父亲说洪北江就是洪稚存洪亮吉，他是乾隆年间的文学家。写骈文一般是上下两句构成排偶，洪北江有时却上下联各为三句，刚才那篇寿序有一处是三句对三句的，所以黄先生说作者是力追洪北江。我听了恍然大悟，原来黄先生不论碰到什么问题都能够有根有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真是有学问的人。

我到府两等上学，维周先生是校长，还教高等班的历史和算术，我当时还在初小，听不到他讲课。但是遇到某一位教师请假的时候，他总是出来代课，不耽误学生的学习。当时国文的课本还是文言的，教师上课大都是把文言的词句逐字解释，然后讲出这一句的大意。维周先生却不然，他尽量把文言用惠州白话译成一句精密的说话，例如“无所容身”，用惠州话来说就是“冇tiang biang”。“tiang惠州读为“邓”音，义为地方。biang惠州话读“柄”音，义为躲藏。这样一说，意思明白多了，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起到文言与白话融会贯通的作用。所以听先生讲书，真有如古语所说的“顿开茅塞”。

给我们班学生代课讲书，还是启蒙性质的，真正精彩的是听他给高班讲历史课。当时我哥哥尚杲在高班。我们下课之后，我照例是等我哥哥下课，一道回家。碰到先生上历史课的时候，下课铃响了之后，因为材料丰富，先生照例是继续讲下去，我们有几个初等生总是走到高班课室外面等哥哥下课，其实是“偷听”先生的历史课。因为他讲得太生动了，我们小孩子虽然听不太懂，也觉得津津有味的，先生也了解童子的心理，从不斥退我们，让我们听到结尾。到我们自己升到高等班，那就听得过瘾了。

先生讲历史课，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他先是照历史教科书要讲的课文读一段解一段，教大家了解课文的内容，然后是凭他准备的材料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说明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中间穿插着有关的轶事和诗歌，听的人完全沉浸在他的讲读之中。那不是枯燥的讲义，而是一种艺术的铺叙。譬如讲三国史，先生讲到诸葛亮的时候，他的生平行事是家喻户晓的了，先生举杜甫的诗句作一个概括“……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讲到曹操，先生引陈恭尹的《邺中怀古》“乱世奸雄空复尔，一家词赋最怜君……七十二坟秋草遍，更无人表汉将军。”乱世句相当于苏东坡《赤壁赋》的那句话：“因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家”句是称道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及曹植都是一代文学宗匠，极可爱慕的，结末句蜻蜓点水般略带嘲讽。曹操当初的本意是死后题墓道日：“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但是世变纷纭，现在再没有人为汉将军立碑了。怎么说呢?魏太祖武皇帝吗?汉贼吗?你自己去玩味吧，这是典型的讽喻手法。关于孙吴那方面我只记得王浚楼船那一段，他引用刘禹锡的诗句：“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一下就把我们带到决定孙吴命运的那一场惊心动魄、如火如荼的战场上来了。

他讲历史课的另一个特点是突出仁人义士的特立独行。讲到文天祥，除了详细介绍《正气歌》及《衣带赞》之外，还特别朗诵了文天祥传诵千古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发了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爱国思想。说到激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他是一贯地把它贯穿到具体工作中去的。遇到什么纪念日，照例是放假一天，但是先生不是随便让学生放假回家了事，他召集学生讲谈纪念的意义，对于清末以来种种屈辱的对外交涉，他总是反复叮咛，一定要记住列强的侵略野心，特别是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强迫袁世凯签字，因此定为国耻纪念日，他更是痛心疾首。散会之后，一个姓叶的学生说他那块石板是日本货，立刻回到课室里把它拿出来，砸个稀巴烂。先生讲话的效果真的是所谓立竿见影了。“二十一条”之后，他刻了两个印章，一个是长条的“毋忘五月七日国耻”，一个是方章“毋忘国耻”四个楷书的大字。凡是有本册之类经过校长室，他就在封面盖上上述印章才让人拿回去。他当时兼任惠阳教育会会长，会址设在府学宫，他组织星期演讲会(也许是与劝学所合作)，每星期日请人演讲近代外交失败的历史，有时也演出简短的话剧，描写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侵略的罪行，和我们应该团结御侮，发愤图强的道理，讲台的两边张贴着一幅对联：

声讨国仇，我辈但凭三寸舌。

保持热度，大家莫再五分钟。

爱国主义的教育是重要的，只是还不全面。另一方面，学校礼堂里还用镜框装上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订立的教育宗旨的条文，条文除了德、智、体三育之外最后一句是“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学校这方面的课程有图画、唱歌和手工。先生还依照某些学堂乐歌的曲调配上描写本地风光的歌词，启发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我还记得这样的几句：“课暇上亭台，大江东去，群岫西来。鳄湖风暖，象岭春回。”此外还有歌咏苏东坡遗迹的歌词，培养学生审美的情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至于在讲课中引用古诗名句，也说明先生随时注意灌输文艺养料的深至的用心。他自己工作之余，也会曼声吟诵古人的诗篇，我就听到过他抑扬顿挫地吟诵陈恭尹的《崖门谒三忠祠》：“……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停舟我亦艰难日，畏问苍苔读旧碑。”“黄先生又在叹诗了”，这是学生们常常互相告语的一句老话。

由于先生的言传身教，学生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按照流行的说法，升学率是作为考验一个学校的成绩的凭证，那么，府两等自从建校以来的历年的记录，我听一位老师说，是只有一个毕业生没有考上中学，也就是学校的升学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应该说是出色的记录了吧!

维周夫子的高文硕德不是我的拙文所能尽述的，这里只是就我早年见闻所及说出我一点粗浅的回，亿而已。

1935年我在上海有一天收到府两等老同学的一封信，说黄维周先生逝世，许多同学找他撰写挽联，很为此忙了一阵子。我看了真好比是五雷轰顶，当即写了一首水龙吟，并用整幅的宣纸写出来，寄给我的老同学，请他就近裱好送到先生治丧处，表达我对先生的哀悼。后来老同学来信说，黄先生已出殡多时，但他还是把挽词裱好送去，尽了弟子的情谊。

末了我还想对百尝先生的文章认为与事实不无出入的地方提出我的意见，是否有当，伫候明教。

百文中提到的惠属知名人士之一的廖尚果是廖尚杲之误。尚果是我们大哥，先生出任府两等校长的时候，他已经列名黄埔陆军小学堂，他没有在惠州上过小学。尚杲是我的二哥，后来他通用的名字是廖仲爽。他解放前是中央航空公司的营运组副主任，全国解放之后，他参加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起义(简称为两航起义)，任中央航空公司非常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派驻中央航空公司的领导小组成员陈耀寰同志曾写了一篇《廖仲爽在“两航”起义前后的贡献》，在《惠城文史资料》第八辑发表，可以参看。论他的行事，也应该说是不愧为黄维周先生的好学生。

另外还有两位知名人士秦号生和林楚君，据我所知，也不是府两等的学生。秦号生早年失学，只念过几年私塾，就去当铺当学徒，即使真是进学校，他也只会进昌明小学，因为那里离家近：秦家子弟都是昌明小学的学生，这是居住条件决定的，不会老远地跑到府两等这边来。至于林楚君，他是1922年县高等毕业的，我在广州和他相识的，当然不可能是府两等的同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