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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儒亦佛、能忠能孝的一代高僧
作者:邬榕添(惠州民协会员)    来源:    日期:2020-11-20 10:22:13

 

博罗有位函可和尚,原名韩宗,是明代礼部尚书韩日瓒之子。由于韩宗倾心佛学,在其父死后便皈依了佛门。清朝顺治年间,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函可和尚不幸被逮捕,成为清朝第一宗文字狱的受害者。

明末清初,满人入关,攻占北京,推翻了崇祯皇帝的明朝政权。为了镇压汉人的反叛之心,满清王朝不惜网罗罪名,制造文字狱,将大批忠君爱国的明朝士人,或杀害,或赐死,或收监,或流放。而博罗韩氏子弟函可,也因为挟带反清书稿,奔走发动粤桂两地人士起来反清而被清廷逮捕。后来被发配到沈阳千山,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就是顺治帝钦命你函可就在慈恩寺内烧香修行,不准乱说乱动。函可也就成为清朝第一宗文字狱的受害者。这是顺治五年(1648年)的事情。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函可已死去一百一十多年了,弘历皇帝仍念念不忘这位“剩人”,亲下诏书道:“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有千山和尚诗本,语多狂悖。查千山和尚,名函可,广东博罗人,故又称博罗剩人......”为何在当时已经仙游辞世一百一十六年的出家人,竟仍然让满清皇朝最高统治者坐立不安?函可其人其事,用“亦儒亦佛,能忠能孝”八个字,便可高度概括。至于为什么称儒称佛,又忠又孝?且由我一一细诉,慢慢道来。

函可本姓韩,名宗,字犹龙,广东博罗罗阳人,是岭南名吏、明末礼都尚书韩日瓒之长子。他世居罗阳浮碇冈(即葫芦岭)下,据《博罗县志》(民国版)载:其“生而聪颖,豪快慷慨”。自小深受其父“明道见性”的儒家教诲和儒家文化的熏陶,秉承了韩氏“勤修报国,刚正忠义”的门风。

韩宗自言从小“于书无所不读,多探索奥义,尤喜陆子静书。”陆子静,即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陆九渊。这宗与宋代哲学家、名儒陆九渊神交,就为他后来成为亦佛亦儒的一代高僧奠定了基础。由于宗生性聪颖,文思敏捷,所以在十六岁时就考取了秀才。在其父任京官之时,又得补诸生,入读太学(即当时设在京都的最高学府)。其父韩日瓒任礼部尚书,主考数科会试,门生众多,宗的文章在其父的门生和名士中交流甚广,时称贤名。志书称其“弱冠(即20岁)名闻海内,名重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宗为耻。”连不能成为宗的知己文友都感到羞愧,可见韩宗在明末文坛地位之崇高。

可是,正当韩宗即将在仕途上大放光芒之际,崇祯八年(1635),正色立朝二十年的韩日瓒不幸病逝于任上。时已返归乡里的韩宗以长子身份,千里奔丧,扶灵归里。顶梁柱倒了,宗顿觉前途一片昏暗。当护灵至苏州阊门时,抬灵柩的人不慎失足,以至灵柩(即棺材)入水。幸亏众人七手八脚及时捞起,宗已感羞愧交加。后来他追忆此事时曾说:“反试黛里,皆rao然骷髅矣!”他曾说:“先君谢逝,奔赴途中,见得人间世,半点也靠不住。遂决意向此门(即佛门)求个下落”。

据志书载:宗入佛的引路人就是他的挚友梁朝钟,字未央,号车匿,番禺人。宗和一班知己无意仕途,倾心佛学,常与他谈禅论佛,他们一伙上罗浮山华首台,拜住持空隐禅师为师。空隐禅师,又名道独禅师,是岭南禅宗博山元来法嗣,洞宗第三十三代传人。道独禅师按照其法派二十八字演派谱系首句中的“道函今古传心法”,授梁朝钟、韩宗等人为函字一辈的传人,道独命宗呈偈。这“呈偈”就是:刚刚皈依佛门的新弟子,必须向师辈呈交出自心中对佛的“颂语”,又称“偈陀”,也称梵语。韩宗不加思索,冲口而出道:

道有道无老作精,黄金如海玉如绳。

门前便是长安路,莫向西湖觅水程。

崇祯十二年(1639年),韩宗随道独禅师入匡山,过曹溪,道独为其落发舟中,因为宗已被授为函字辈,所以正式为他取法号函可,又字祖心,号剩人,为岭南禅宗(又称“南禅”)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此后凡志书所载之函可、祖心、剩人和尚,其实指的都是韩宗。出家以后,为缅怀亡父,函可曾刺臂以血书写佛经,祈求其父早日超生旺世,反映了函可出自心中的深切的孝道。

两年后,函可随道独禅师返回罗浮山华首台,接掌书记(即文书)之职,后升任都寺,成为道独禅师的得力助手。道独在《示祖心返华首》一诗中写道:

飞云顶上看明月,正是归宗斫额时。

南北东西同此意,心心只许祖心知。

由此可见,道独禅师对函可(即祖心)是何等的器重。

函可皈依佛门南禅,其实并不是为了逃世。据史学名人、原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考证:“甲申初年,函可闻弘光帝立于南京。十二月,以请藏经附官入舟北上。”原准备为反清复明献力,但弘光朝廷不久为清兵所灭,函可遂滞留南京,专门对昔日父亲的门生,降清后驻节南京、官至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进行策反。函可为联络顾炎武等反清义士,建立南京与广州之间反清阵营的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用今日的语言来表达,函可就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披着袈裟的反清复明的地下交通员。

丁亥(公元1647年)春,函可计划返粤。他在行前曾写下了题为《丁亥春将归罗浮,酬别黄仙裳次原韵》的一首五言律诗:

春尽雨声里,杨帆尽晓晴。

路经三笑寺,归向五羊城。

末世石交重,余生瓦钵轻。

悲凉无限意,江月为谁明?

全诗充满着一股强烈的反清复明、守节重义的爱国情怀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

在南京的日子里,函可耳闻目睹了清兵南下屠杀平民百姓的血腥罪行,爱国军民顽强奋战、壮烈殉国的英雄气概,也亲眼看到了卖国求荣的南明腐败官场。他以一桩桩的具体事实记下来明清鼎革之变,清兵南下时屠杀生灵的滔天罪行,以及南明士大夫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汇成一部《再变记》。并准备在返粤时,把《再变记》带回岭南。谁都知道那是一个能令脑袋搬家的头等险事啊!为稳重起见,他事先以“路通返乡”为由,从洪承畴处讨得一块出关令牌,满以为可以一路上大摇大摆地通行无阻。谁料正当步出南京城门时,竟劈头撞见了把守城门的江宁驻防、满军提督巴山。清廷历来满汉不和,巴山早就看不起卖主求荣的洪承畴,一见到洪承畴的令牌,不但不领情,反而要部下严加搜查。结果,从函可身上搜出了《再变记》和明弘先帝答阮大铖书稿。那可是扳倒洪承畴的铁证!巴山就以私带逆书之罪,扣押了函可一行人。巴山还以疑有党徒,拷掠至数百。但函可坚贞不屈,“但曰某一人自为”,不牵连其他志士,也不连累洪承畴。据史料记载,函可当时承受酷刑的情况是这样的:“夹不再折无二语,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血流没趾,屹立如山。”巴山始终无法得到扳倒洪承畴的证据。

洪承畴也为自保而上书顺治帝,称“犯僧函可系明故礼部尚书韩日瓒之子。日瓒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今以广东路通回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向皇上坦白了事情的起始,又在所上奏表中,指出从行李中搜出的《再变记》等“字失避忌,干预时事,自取衍尤”,并表示“情罪轻重,不敢拟议”。而顺治皇帝出于刚刚建基立国,还有赖于洪承畴为清廷招降叛,扶助治国。就为着投鼠忌器,所以面对巴山弹劾洪承畴,他也是以息事宁人的心态,抚慰洪承畴“素受眷养,奉命江南,劳绩可嘉,不予深究”。

而身负重伤的函可却被“逮解来京。”这交给有司审查期间,函可的弟子们为了拯救函可,也纷纷上京,据清檀萃所写的《楚庭稗珠录》载:“其徒燃指为灯,号于都门。”也就是说燃烧着沾满蜡油的手指,以自残的方式,为函可鸣冤叫屈。正所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函可终因《再变记》“有干我朝忌讳”之罪名,被诏令流放沈阳千山,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所谓焚修,也即焚香修行。

一代高僧函可,就这样沦为“朝廷钦犯”。流放至沈阳的起初几年,函可被严禁外出,只能呆在慈恩寺内静修。至顺治八年,清廷为了巩固其皇权需要收买人心,大赦天下,函可因而得以在辽东地区四出活动。由于在普济寺主持吾上人的邀请之下,可自由阅经,为寺中僧众“演讲楞严、圆觉二经”。他对经文的演讲析理透彻,深入浅出,所以深受僧侣与信众的欢迎与信赖。史书称其“令四辈皆倾”,声名远播。他“凡七坐大刹”,即先后在当地有名的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向阳七座名寺中主讲佛经。

函可以其沉厚的儒教功底,融汇在博大精深的禅宗佛理之中。他在讲经时将《易经》、《中庸》、《楞严》、《道德》四经合为诠释,以概道教、儒教、佛教“三教之宗”,将三教宗旨融为一体。他常说“不信但看三更月,每当三五便团圆。”他明确指出:“但为真儒,即为真佛;必为真佛,始为真儒。文章、风节、学问、经济无不在此。”这些精辟的独树一格的禅理,深为佛门中人和信众的信服。他在七坐道场中,收徒达六七百人,被当地人赞为“佛出世”。他的徒弟今弟、今羞记录了他的讲稿,汇编成《千山语录》,刊刻行世,深受各地佛友和信众的好评和收藏。在海内外广为流传,甚至远至日本、朝鲜等国。函可自此被奉为塞外佛教传经第一人,被尊为关外禅宗鼻祖。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函可有一天忽对僧侣说道:“我十日必去!”,也就是说,他预感到十天后他将辞世而去。他还揭示僧道:

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

不废常住柴薪,又少行人挖掘。

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落石出。

僧侣们环跪四周,再三恳求他保留肉身,他才点头默认。至二十七日,函可端坐而逝。其知己好友郝浴近前他的耳边问道:“师有何末后句?”也就是说问他有什么遗言,函可只说:“吾思念岭南耳!”

就这样,“亦儒亦佛,能忠能孝”的一代高僧函可,其灿烂的光环,定格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仙逝日上。其门徒为其建龛于千山大安寺北,这龛也就是用来贮存佛门高僧遗体的地下室。壬寅(公元1662年),又为其建千山剩人函可禅师塔于璎珞峰西麓。其师兄函是(即番禺曾起萃,法号天然)曾为他题塔铭,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山川奇秀,蔚为异人……

山华首嗣,为博山孙……

悲寂者谁,实难为昆……

愍彼遐方,启拓关东。

杲日方中,忽然西逝。

塑方少室,今古斯一。

一百六十言的长铭,概赞了函可短暂而熠熠生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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