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罗有位函可和尚，原名韩宗騋，是明代礼部尚书韩日瓒之子。由于韩宗騋倾心佛学，在其父死后便皈依了佛门。清朝顺治年间，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函可和尚不幸被逮捕，成为清朝第一宗文字狱的受害者。
明末清初，满人入关，攻占北京，推翻了崇祯皇帝的明朝政权。为了镇压汉人的反叛之心，满清王朝不惜网罗罪名，制造文字狱，将大批忠君爱国的明朝士人，或杀害，或赐死，或收监，或流放。而博罗韩氏子弟函可，也因为挟带反清书稿，奔走发动粤桂两地人士起来反清而被清廷逮捕。后来被发配到沈阳千山，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就是顺治帝钦命你函可就在慈恩寺内烧香修行，不准乱说乱动。函可也就成为清朝第一宗文字狱的受害者。这是顺治五年（1648年）的事情。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函可已死去一百一十多年了，弘历皇帝仍念念不忘这位“剩人”，亲下诏书道：“朕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有千山和尚诗本，语多狂悖。查千山和尚，名函可，广东博罗人，故又称博罗剩人......”为何在当时已经仙游辞世一百一十六年的出家人，竟仍然让满清皇朝最高统治者坐立不安？函可其人其事，用“亦儒亦佛，能忠能孝”八个字，便可高度概括。至于为什么称儒称佛，又忠又孝？且由我一一细诉，慢慢道来。
函可本姓韩，名宗騋，字犹龙，广东博罗罗阳人，是岭南名吏、明末礼都尚书韩日瓒之长子。他世居罗阳浮碇冈（即葫芦岭）下,据《博罗县志》（民国版）载：其“生而聪颖，豪快慷慨”。自小深受其父“明道见性”的儒家教诲和儒家文化的熏陶，秉承了韩氏“勤修报国，刚正忠义”的门风。
韩宗騋自言从小“于书无所不读，多探索奥义，尤喜陆子静书。”陆子静，即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陆九渊。这宗騋与宋代哲学家、名儒陆九渊神交，就为他后来成为亦佛亦儒的一代高僧奠定了基础。由于宗騋生性聪颖，文思敏捷，所以在十六岁时就考取了秀才。在其父任京官之时，又得补诸生，入读太学（即当时设在京都的最高学府）。其父韩日瓒任礼部尚书，主考数科会试，门生众多，宗騋的文章在其父的门生和名士中交流甚广，时称贤名。志书称其“弱冠（即20岁）名闻海内，名重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宗騋为耻。”连不能成为宗騋的知己文友都感到羞愧，可见韩宗騋在明末文坛地位之崇高。
可是，正当韩宗騋即将在仕途上大放光芒之际，崇祯八年（1635），正色立朝二十年的韩日瓒不幸病逝于任上。时已返归乡里的韩宗騋以长子身份，千里奔丧，扶灵归里。顶梁柱倒了，宗騋顿觉前途一片昏暗。当护灵至苏州阊门时，抬灵柩的人不慎失足，以至灵柩（即棺材）入水。幸亏众人七手八脚及时捞起，宗騋已感羞愧交加。后来他追忆此事时曾说：“反试黛里，皆rao然骷髅矣！”他曾说：“先君谢逝，奔赴途中，见得人间世，半点也靠不住。遂决意向此门（即佛门）求个下落”。
据志书载：宗騋入佛的引路人就是他的挚友梁朝钟，字未央，号车匿，番禺人。宗騋和一班知己无意仕途，倾心佛学，常与他谈禅论佛，他们一伙上罗浮山华首台，拜住持空隐禅师为师。空隐禅师，又名道独禅师，是岭南禅宗博山元来法嗣，洞宗第三十三代传人。道独禅师按照其法派二十八字演派谱系首句中的“道函今古传心法”，授梁朝钟、韩宗騋等人为函字一辈的传人，道独命宗騋呈偈。这“呈偈”就是：刚刚皈依佛门的新弟子，必须向师辈呈交出自心中对佛的“颂语”，又称“偈陀”，也称梵语。韩宗騋不加思索，冲口而出道：
道有道无老作精，黄金如海玉如绳。
门前便是长安路，莫向西湖觅水程。
崇祯十二年（1639年），韩宗騋随道独禅师入匡山，过曹溪，道独为其落发舟中，因为宗騋已被授为函字辈，所以正式为他取法号函可，又字祖心，号剩人，为岭南禅宗（又称“南禅”）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此后凡志书所载之函可、祖心、剩人和尚，其实指的都是韩宗騋。出家以后，为缅怀亡父，函可曾刺臂以血书写佛经，祈求其父早日超生旺世，反映了函可出自心中的深切的孝道。
两年后，函可随道独禅师返回罗浮山华首台，接掌书记（即文书）之职，后升任都寺，成为道独禅师的得力助手。道独在《示祖心返华首》一诗中写道：
飞云顶上看明月，正是归宗斫额时。
南北东西同此意，心心只许祖心知。
由此可见，道独禅师对函可（即祖心）是何等的器重。
函可皈依佛门南禅，其实并不是为了逃世。据史学名人、原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考证：“甲申初年，函可闻弘光帝立于南京。十二月，以请藏经附官入舟北上。”原准备为反清复明献力，但弘光朝廷不久为清兵所灭，函可遂滞留南京，专门对昔日父亲的门生，降清后驻节南京、官至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进行策反。函可为联络顾炎武等反清义士，建立南京与广州之间反清阵营的联络做了大量的工作。用今日的语言来表达，函可就是一名实实在在的披着袈裟的反清复明的地下交通员。
丁亥（公元1647年）春，函可计划返粤。他在行前曾写下了题为《丁亥春将归罗浮，酬别黄仙裳次原韵》的一首五言律诗：
春尽雨声里，杨帆尽晓晴。
路经三笑寺，归向五羊城。
末世石交重，余生瓦钵轻。
悲凉无限意，江月为谁明？
全诗充满着一股强烈的反清复明、守节重义的爱国情怀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气概。
在南京的日子里，函可耳闻目睹了清兵南下屠杀平民百姓的血腥罪行，爱国军民顽强奋战、壮烈殉国的英雄气概，也亲眼看到了卖国求荣的南明腐败官场。他以一桩桩的具体事实记下来明清鼎革之变，清兵南下时屠杀生灵的滔天罪行，以及南明士大夫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汇成一部《再变记》。并准备在返粤时，把《再变记》带回岭南。谁都知道那是一个能令脑袋搬家的头等险事啊！为稳重起见，他事先以“路通返乡”为由，从洪承畴处讨得一块出关令牌，满以为可以一路上大摇大摆地通行无阻。谁料正当步出南京城门时，竟劈头撞见了把守城门的江宁驻防、满军提督巴山。清廷历来满汉不和，巴山早就看不起卖主求荣的洪承畴，一见到洪承畴的令牌，不但不领情，反而要部下严加搜查。结果，从函可身上搜出了《再变记》和明弘先帝答阮大铖书稿。那可是扳倒洪承畴的铁证！巴山就以私带逆书之罪，扣押了函可一行人。巴山还以疑有党徒，拷掠至数百。但函可坚贞不屈，“但曰某一人自为”，不牵连其他志士，也不连累洪承畴。据史料记载，函可当时承受酷刑的情况是这样的：“夹不再折无二语，项铁至三绕，两足重伤，血流没趾，屹立如山。”巴山始终无法得到扳倒洪承畴的证据。
洪承畴也为自保而上书顺治帝，称“犯僧函可系明故礼部尚书韩日瓒之子。日瓒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今以广东路通回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向皇上坦白了事情的起始，又在所上奏表中，指出从行李中搜出的《再变记》等“字失避忌，干预时事，自取衍尤”，并表示“情罪轻重，不敢拟议”。而顺治皇帝出于刚刚建基立国，还有赖于洪承畴为清廷招降納叛，扶助治国。就为着投鼠忌器，所以面对巴山弹劾洪承畴，他也是以息事宁人的心态，抚慰洪承畴“素受眷养，奉命江南，劳绩可嘉，不予深究”。
而身负重伤的函可却被“逮解来京。”这交给有司审查期间，函可的弟子们为了拯救函可，也纷纷上京，据清檀萃所写的《楚庭稗珠录》载：“其徒燃指为灯，号于都门。”也就是说燃烧着沾满蜡油的手指，以自残的方式，为函可鸣冤叫屈。正所谓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函可终因《再变记》“有干我朝忌讳”之罪名，被诏令流放沈阳千山，敕住慈恩寺，“奉旨焚修”。所谓焚修，也即焚香修行。
一代高僧函可，就这样沦为“朝廷钦犯”。流放至沈阳的起初几年，函可被严禁外出，只能呆在慈恩寺内静修。至顺治八年，清廷为了巩固其皇权需要收买人心，大赦天下，函可因而得以在辽东地区四出活动。由于在普济寺主持吾上人的邀请之下，可自由阅经，为寺中僧众“演讲楞严、圆觉二经”。他对经文的演讲析理透彻，深入浅出，所以深受僧侣与信众的欢迎与信赖。史书称其“令四辈皆倾”，声名远播。他“凡七坐大刹”，即先后在当地有名的广慈、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向阳七座名寺中主讲佛经。
函可以其沉厚的儒教功底，融汇在博大精深的禅宗佛理之中。他在讲经时将《易经》、《中庸》、《楞严》、《道德》四经合为诠释，以概道教、儒教、佛教“三教之宗”，将三教宗旨融为一体。他常说“不信但看三更月，每当三五便团圆。”他明确指出：“但为真儒，即为真佛；必为真佛，始为真儒。文章、风节、学问、经济无不在此。”这些精辟的独树一格的禅理，深为佛门中人和信众的信服。他在七坐道场中，收徒达六七百人，被当地人赞为“佛出世”。他的徒弟今弟、今羞记录了他的讲稿，汇编成《千山语录》，刊刻行世，深受各地佛友和信众的好评和收藏。在海内外广为流传，甚至远至日本、朝鲜等国。函可自此被奉为塞外佛教传经第一人，被尊为关外禅宗鼻祖。
顺治十六年（1659年）十一月，函可有一天忽对僧侣说道：“我十日必去！”，也就是说，他预感到十天后他将辞世而去。他还揭示僧道：
发来一个剩人，死去一具臭骨。
不废常住柴薪，又少行人挖掘。
移向浑河波里赤骨律，只待水落石出。
僧侣们环跪四周，再三恳求他保留肉身，他才点头默认。至二十七日，函可端坐而逝。其知己好友郝浴近前他的耳边问道：“师有何末后句？”也就是说问他有什么遗言，函可只说：“吾思念岭南耳！”
就这样，“亦儒亦佛，能忠能孝”的一代高僧函可，其灿烂的光环，定格在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仙逝日上。其门徒为其建龛于千山大安寺北，这龛也就是用来贮存佛门高僧遗体的地下室。壬寅（公元1662年），又为其建千山剩人函可禅师塔于璎珞峰西麓。其师兄函是（即番禺曾起萃，法号天然）曾为他题塔铭，铭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山川奇秀，蔚为异人……
山华首嗣，为博山孙……
悲寂者谁，实难为昆……
愍彼遐方，启拓关东。
杲日方中，忽然西逝。
塑方少室，今古斯一。
一百六十言的长铭，概赞了函可短暂而熠熠生辉的一生。
